【原文】
3.1 孔子谓季氏[1]：“八佾[2]舞于庭，是可忍[3]也，孰不可忍也？”
【题解】
在春秋晚期，整个周室王朝都陷入了礼崩乐坏的边缘，社会也处在剧烈的动荡变化期，各诸侯国违背周礼、犯上作乱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季孙氏作为鲁国最有权势的贵族，僭用八佾舞于庭院，就是破坏周礼的典型。孔子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
【注释】
[1]季氏：季孙氏，鲁国大夫，是三大贵族中最有权势的一家。[2]八佾：古代奏乐时的舞蹈，每行各八人，称为一佾。天子礼乐可用八佾，也就是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季氏身为大夫应用四佾，此处用八佾也是僭越了礼乐。[3]忍：有两解：一是忍心，二是忍耐、容忍。本章按第一种解释。
【译文】
在谈到季孙氏时，孔子说：“他在自己的家庙之中用了天子的八佾之舞，这样的事都忍心做得出来，那他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呢？”
【精读论语】
僭越礼仪的危害
“礼”代表着一种修身与治国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它不仅是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具体体现，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孔子一直主张以礼治国，即利用礼乐规范君臣和官民的行为，让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下属，千万不能越礼行事，否则就是对君上的不敬。如果任由这种僭越行为泛滥，社会秩序必将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将陷入混乱。
为了正确理解孔子思想，有必要对“八佾舞于庭”作出解释。在西周时期，贵族享用乐舞的等级，有着明确的规定，即天子礼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得擅自越级。由于鲁国公侯是出自周王室的贵胄，可享天子礼乐，但因等级不同，同样有着严格的区别。如此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作为大夫的季氏，竟然公开在家中使用天子礼乐，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无视王权和君权的僭越。因此，高度崇尚礼制的孔子才出奇地愤怒，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声，要求严惩这种行为。由于礼在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礼制，对于越礼行为严加惩罚，以保证政局和社会稳定。如果有做臣子的胆敢使用天子礼仪，那就是大逆不道，视同谋反。
在国家政治上，如果没有礼制约束，就会发生职责不清、政出多门、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等种种现象，严重阻碍政治秩序正常运行，使政府和社会陷入混乱。而且，上级的越礼行为，很容易被下级模仿，这会使秩序更加混乱，乃至崩溃。
孔子的这种思想，放到现在同样也很实用。作为古代特有的制度，礼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礼制的精神仍有价值。现在，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企业，都有着各种规章制度，明确各职各人的权责，这便是现代的“礼制”。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章制度，组织和企业才能有效运作并产生效率，否则必败无疑。
【原文】
3.2 三家[1]者以《雍》[2]彻[3]。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4]’，奚取于三家之堂？”
【题解】
本章与前一章谈论的内容差不多，都是在讲鲁国当政者僭礼的事件。孔子对这些以下犯上的越礼行为，依然表现得十分愤慨。在他看来，天子有天子之礼，诸侯有诸侯之礼，作为维持秩序的根本，只有各自依礼行事，才能保证天下的太平。孔子在此处面对三家之乱，除了愤慨，也只能无奈地发出一声感叹而已！
【注释】
[1]三家：是指鲁国当政的三大贵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2]《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是古代天子在举行祭祀之礼时所唱的诗。[3]彻：同“撤”，指的是古代祭礼完毕后的撤祭。[4]“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出自《雍》诗。相，助祭的人。维，助词，可译为“是”。辟公，指诸侯。穆穆，庄严肃穆的意思。
【译文】
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三大家族在祭祖时，唱着《雍》这首诗歌来撤除祭品。对此，孔子说道：“《雍》诗说的是‘各方诸侯都是助祭，而庄严肃穆的天子才是主祭’。这样的诗句怎能出现在三家祭祀的庙堂之上呢？”
【原文】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1]？人而不仁，如乐何[2]？”
【题解】
“礼”是一种社会规范，“乐”是一种社会文化，主要用来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有点类似于现代的文学作品。“礼”可以调整人的行为，“乐”能陶冶人们的情操。二者的作用均是为了帮助人们塑造完整的人格，也是追求“仁”必用之法。
【注释】
[1]如礼何：如何对待礼仪制度呢？[2]乐：文学、音乐。
【译文】
孔子说：“做人若是没有仁德之心，应当如何对待礼仪制度呢？做人若是没有仁德之心，又该如何对待文学和音乐呢？”
【精读论语】
礼乐的根基在于仁
在孔子眼中，礼与乐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仁才是人们内心所追求的道德规范。孔子觉得，礼乐当以仁为根基，如果离开了仁，“礼乐”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并无实质上的意义。
详细解说孔子的观点，其意思是：仁是内心的道德修养，用恭敬的态度表现出来就是礼，用平和的心态将其体现在声音和仪容上就是乐。只要人们心存仁德，他的所作所为就会充满着恭敬，无一不是礼和乐。只有心怀仁德，形诸于外的礼才是真正有礼，内怀不诚不敬之心，礼也就成为虚伪的形式了。同样，乐也不仅仅是外在的东西，内心存有仁义，乐才真正具有感染力。否则，如果不是心怀仁善，乐就会失去生命和价值。所以说，若想做好礼乐，就要时刻充满仁德之念，想要发扬礼乐精神，只需求诸于自己的内心就行了。
至于什么是真正的礼，我们来看一下信陵君的做法。信陵君，名无忌，魏国国君之子，身份尊贵无比。他以礼贤下士名闻天下，其中最典型的当数他礼遇侯嬴。侯嬴是魏国隐士，年老家贫，是夷门的看门小吏。信陵君闻其贤前去拜访，并且送了很多礼物，但被侯嬴拒绝。有一次，信陵君大宴宾客，高朋满座。等大家坐好后，信陵君吩咐等候。然后，他驾着马车去迎接侯嬴。侯嬴见信陵君来请，就不客气地理理衣服径自上车，坐上马车尊位。信陵君亲自驾车，态度更加恭敬。走了一程，侯嬴又对信陵君说：“我有一个客人在集市，想去见见他。”信陵君顺从地驾着马车去集市。侯嬴下了马车，故意和朋友朱亥久谈，而在暗中观察信陵君的反应。信陵君没有丝毫不耐烦，神色更加恭敬。当时，不少魏国大臣都在信陵君家里等着开席。集市上的人都看见公子亲自牵着马车，公子的随从都暗自骂侯嬴。侯嬴始终不变，就告别了朱亥上了车。到了公子家里，公子恭敬地请侯嬴坐在上席，并且把他介绍给其他的客人。客人们非常吃惊，没想到让大家等那么长时间的人竟然只是一个看门小吏。酒酣之际，信陵君又站起来给侯嬴敬酒。信陵君对待侯嬴，是发自内心的仁，是真正的礼。侯嬴也因此信服信陵君，并在关键时刻给他重要帮助。
在古代，许多国君在吊民问丧（礼）时发自内心（仁），他们也因此赢得百姓的拥戴，最终实现复国理想。而到后来，君臣关爱民众渐渐变味，因缺乏仁德流于形式，最终演变成一种令人恶心的亲民秀。现代，许多领导对下属和民众的关心（礼），没有丝毫的真感情（仁），只是走个过场；同样，不少人在面对自己的上级和长辈时毕恭毕敬（礼），转脸便说坏话（不仁）。这一切，表面上都很有“礼”，而实际上，真正的礼乐精神已经丧失殆尽。这种缺少仁善之心的“礼”，已经高度虚假化，成了一种自我掩饰的工具。
【原文】
3.4 林放[1]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2]也，宁俭；丧，与其易[3]也，宁戚[4]。”
【题解】
在本章中，孔子阐明了“礼”的根本是什么。在他眼中，“礼”就是以真实的存在为基础的，并非是虚文浮饰的东西。
【注释】
[1]林放：鲁国人，相传为孔子的弟子之一。[2]奢：奢侈。[3]易：办妥。[4]戚：忧愁。
【译文】
林放向孔子请教礼的根本。孔子说：“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呀！对于‘礼’来说，与其追求形式上的奢华，倒不如俭朴自然一些的好；丧葬之礼，与其在仪式上样样周全，倒不如内心真正地悲痛。”
【原文】
3.5 子曰：“夷狄[1]之有君，不如诸夏[2]之亡[3]也。”
【题解】
本章是孔子对当时各诸侯国内君不君、臣不臣的感伤之语。
【注释】
[1]夷狄：泛指我国古代除了中原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2]诸夏：是对当时中原地区各诸侯国的总称。[3]亡：通“无”，没有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在偏远落后的国家，即使有君主统治，也不如中原诸国没有君主。”
【精读论语】
文化是国家存续的命脉
孔子通过与“夷狄”的比较，阐述了“礼乐”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中，“礼乐”代表的是文化制度，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典章制度。
在他看来，“夷狄”之族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得礼仪。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很难长久生存的，更不值得赞许。诸夏之国因为有着“礼乐”文明的传统，即便是没有国君，也能靠这些典章制度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要比只有国君而没有“礼乐”制度的“夷狄”之邦好许多。
后人对本章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诸夏不如夷狄；二是夷狄不如诸夏。这两种解释虽然截然相反，但却也各有道理，都能说得通。
第一种解释是指华夏诸国连“蛮夷”之邦都不如。在春秋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为“夷狄”，都属于少数民族。可是，他们虽然身为“蛮人”，但还知道君臣有别，社会还算稳定。但是，诸夏之国却竞相践踏礼制，藐视王室，毫无国君之念。有诸侯胁迫天子的，有臣子专擅国政的，完全不讲规矩，无视礼乐的存在，更不要说什么君臣有别了。这种说法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发出的感慨，意在指责诸夏之国僭礼的行为。
第二种解释是说蛮夷之邦虽然也有国君，但是他们不懂礼乐，还不如中原之国没有国君时安定呢！这种说法意在说明礼乐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阐述了礼乐在文明的传承中的重要性，本章译文按此解处理。在这种解释中，孔子依然将当时的夷狄视为野蛮和没有文化的民族，而华夏众国则是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即使国家灭亡了，只要有文化和精神的存在，整个民族都会延续下去。倘若一个民族没有或失去了文化的传承，那么这个民族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其言下之意是说，道德礼义要比君主的存在更加重要。正所谓无“礼”不成章，无“礼”不成国。
其实，孔子用“夷狄”一词，并没有贬低各族的意思，他只是将其视为道德文化方面的代名词而已。也就是说，夫子将不太重视礼制的人叫作“夷狄”，将重视礼制的人叫作“诸夏”，与地域没有多大的关联。
在他看来，一个不讲礼制的国家，人们就不会受到规范的约束，极易引起社会的动乱。没有共同道德规范、文化心理和民族信念，一旦动乱很难恢复。反过来看，倘若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自觉遵守礼制，有着共同信念，这个民族或者国家即便动乱，也很容易重建起来！
【原文】
3.6 季氏旅[1]于泰山。子谓冉有[2]曰：“女[3]弗能救[4]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5]不如林放乎？”
【题解】
在本章中，孔子对季孙氏的“僭礼”行径再次进行了抨击。
【注释】
[1]旅：祭山，这里作动词用。[2]冉有：名求，字子有，孔子的学生，当时正在季氏门下做事。[3]女：同“汝”，你。[4]救：阻止，挽回。[5]泰山：此处指泰山之神。
【译文】
季孙氏要去祭祀泰山，孔子就对冉有说：“你不能加以阻止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哎！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
【原文】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1]。必也射[2]乎！揖[3]让而升，下而饮[4]，其争也君子。”
【题解】
孔子在本章中强调了君子之争应该是有法则、有秩序的公平竞争。
【注释】
[1]争：争斗，不正当的竞争。[2]射：本意为射箭，但在此处指的是古代的射礼。[3]揖：作揖，即拱手行礼。[4]饮：饮酒。
【译文】
孔子说：“君子之间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射礼了。双方之间若是在上场前互行揖让之礼，比完之后又一同登堂饮酒，这也是君子之争啊！”
【精读论语】
君子不争，争则公平
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应是胸襟开阔之人，不要拘泥于小事。真正的君子对自己有着很强的自控力，他们可以管住自己内心的欲望，可以随时享受来自生命本身的喜悦和满足。因此，他们不必再与他人争抢什么。若是非要分出高下的话，他们也会光明正大地与对方展开竞争，绝不会在暗地里给人“下绊子”，充分保证了竞争的公平性。
这里，核心的思想是君子不争。有人会奇怪，不争怎么会得到。关于这一点，子贡曾做过解说。当子禽问子贡，夫子是怎样得闻各国国情的，子贡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这句话中，得的对象是各国机密，但同样可以用到其他场合。也就说，孔子认为，对一个君子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争，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官爵，只要你有德行，有贡献，自然会有人把这些东西送给你。当今社会，特别重视竞争，许多人把君子之争视为窝囊忍让的表现，这是极其错误的。君子不争是一种高深的智慧，有道家先予后取的意味。试想一下，假设社会公平，如果你品行高尚、才能出众，哪个组织的领导不愿提拔你？哪个企业的老板不去重用你，地位和财富自然不争而来。
其次，孔子强调，如果非要竞争不可，也不必回避，只是君子之争，必须遵循公开、平等、公正等原则。只有这样，竞争的结果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竞争才会有积极的意义，才会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竞争，从个人的角度讲，不是君子所为，从社会的角度讲，将会极大破坏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恶果。
面对当前由于竞争不公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阅读孔子，他的君子不争、争必公平的思想，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竞争，人们自身修养的提高也离不开竞争。
对于个人而言，没有竞争对手就不知道自己的修养达到了何种境界，只有参与竞争才能提高自己。所以，在展开竞争之前，应当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不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
【原文】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1]兮，美目盼[2]兮，素[3]以为绚[4]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5]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题解】
孔子通过绘画的比喻，让子夏体悟到了“仁”和“礼”的关系。在他看来，外在的礼节仪式与内心的真实情感应该是统一的，就好比绘画一般，只有在洁白的画布之上能绘出绚丽多彩的图案。同时，夫子还对子夏能够从“绘事后素”中体会出“礼后乎”的道理做出了表扬。
【注释】
[1]倩：容貌美丽。[2]盼：眼睛黑白分明，形容眼神很动人。[3]素：白色。[4]绚：文采华丽。这是《诗·卫风·硕人》中的诗句，但据传原诗中只有前两句，第三句可能是逸诗。[5]起：启发。
【译文】
子夏问道：“‘迷人的笑脸多美呀，顾盼生姿的眼神多动人啊，这就好像是在洁白的画布上描绘着美丽的图案！’这几句诗的意思是什么呢？”孔子说：“绘画之前应当先准备好白色的画布，而后才能在上面作画。”子夏说：“照您这么说，礼仪规范就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以后才产生的了？”孔子说：“卜商啊，能够启发我的人就是你啊！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1]不足征[2]也；殷礼吾能言之，宋[3]不足征也。文献[4]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题解】
在本章中，孔子表明了自己熟知夏商两朝的礼制，只要有着足够的典籍资料，就能对他的理解做出证明，反映出了孔子实事求是的态度。
【注释】
[1]杞：国名，杞国君是夏禹的后代，因周初被封于杞（今河南杞县）而得名。[2]征：证明、验证。[3]宋：国名，宋国君是商汤的后代，因受封于宋地（今河南商丘县南）而得名。[4]文献：指古代典籍和贤人，不同于今义。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礼仪制度，我能说的出来，但是它的后代杞国却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明；殷商的礼仪制度，我能说的出来，但是它的后代宋国也提不出有利的证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杞、宋两国的典籍资料与贤人不足的缘故。倘若有着足够的典籍资料和懂礼的人才，我就能验证这两朝的礼制了。”
【精读论语】
要实事求是
这一章讲的是孔子对“礼”的发展史的研究。孔子虽然熟知各朝的礼法，但由于不能通过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以及贤人验证，便对古礼秉持保留的态度，不敢妄言。孔子的这种治学态度，也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这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有根有据，尤其是做学问。
孔子尊礼好礼，曾对夏商礼乐文化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礼乐制度早在夏商两朝就已形成了，周朝的礼制就是在这两朝的基础之上整理出来的，而且还要更加完善一些。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前文做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判断了。但是，判断毕竟是判断，也需要有力的事实根据作为依靠，否则只是一种假说推断而已。孔子本想通过古时的典籍验证自己的研究，可是，由于时代久远，能够证明古礼的文献都已不复存在了，这令其痛心不已。
面对这种现状，夫子虽然有些失落，但他却坦诚地告诉别人，即便自己知道许多以前的礼制，但是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它们是很难成立的，更不要说服众了。也就是说，无法得到证明的推断，只能是推断。凡事都要有证据证明才能成立，没有根据的事情即便做得再好，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
实事求是既是治学的态度，也是治国的精神。凡事都应以事实为根据，以现有的法律制度为准绳，做到实事求是。按照现代的观点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做学问。其中的“是”字就蕴含着科学、真理与理想等三重内涵。例如，我们大家所探索、研究、追求的若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及事实的真相，这就属于科学的范畴。追求的若是客观事物的合理关系，做出公平、正义、合理的判断，这个属于真理的范畴。倘若是为了验证客观事物的发展前途，以及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属于理想的范畴。无论是哪一种“是”，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依据，即事实。
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做何学问，都应养成严谨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找到真理的所在。
【原文】
3.10 子曰：“禘[1]自既灌[2]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题解】
禘礼是一种非常隆重的祭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可是，鲁公举行的禘礼已然超越了诸侯礼制的规范，属于僭越的行为。此外，孔子此言也道出了鲁国内礼乐崩坏的程度，表达了自己对现状的不满。
【注释】
[1]禘：周礼的一种，旧天子丧，新天子奉其神主入庙，并历代君主大祭于太庙，是一种极为隆重的祭礼，也只有天子才能举行。[2]灌：祭礼开始时，向代表受祭者献酒的仪式，也是禘礼中的第一次献酒。
【译文】
孔子说：“举行禘祭的仪式，在完成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原文】
3.11 或问禘之说[1]。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2]诸斯[3]乎！”指其掌。
【题解】
在孔子看来，鲁国的禘祭之礼是不符合礼制的。别人问他关于禘祭的事情，他故作不知，是想借机启发别人，只有循规蹈矩，谨守本分才能治理好国家。
【注释】
[1]禘之说：关于禘祭的规定。[2]示：有两种解释，一是“展示、摆放、摆明”的意思；二是通“视”，看得见。这里取第一种。[3]斯：指后面的“掌”字。
【译文】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祭的规定，孔子说：“不知道。懂得禘祭之礼的人，在治理天下时，应该像把东西放在手心里一样容易吧！”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手掌。
【精读论语】
礼为治国之本
据本章所载，孔子不仅仅把禘祭看成一套祭祀礼仪，而是把它看成治理国家的原则问题。他告诫“禘祭者”们，只有真正理解了“禘祭”的含义，才能治理好天下。否则，一切都只是妄谈。
有人向孔子请教禘礼的相关规定，孔子对人说：“不知道。”而后，孔子又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并对人家指了指自己的手掌。意思是说，如果深通禘礼真义，治理好国家易如反掌。由此可知，孔子并非不知禘礼，而是因为鲁国君臣在行禘祭时，既有僭越行为，又有失礼之举。作为鲁国臣子，孔子不便明说，这是为尊者讳。
禘祭是殷周时代的一种重大礼仪，周朝时，其举办者最初是周王，后来公侯也可以举行。其祭祀的对象是主祭者的先祖和先考，举行场所在天子太庙或祖庙，以及公侯之祖庙。祭祀过程中，关于主祭者、参与者和观礼者，以及祭祀的程序、礼器和祭品的规格数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极高规格的神秘仪式，它首先具有宗教色彩，在宗法制时代，这个仪式能向臣子昭示国家政权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增强统治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其次，祭祀对象和祭祀的权力，也就是先祖先考的排列次序和有关主祭人的规定，有着严格的等级，既彰显长幼有序的宗法伦理，又强调君臣有别的政治秩序，对统治集团内部秩序的稳定和职权确认，有着特别的意义。再者，等级森严的规定、盛大隆重的仪式、庄重肃穆的氛围，能给参与者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和情感熏陶，能培养他们对政权的珍视和对君主的忠诚，能强化他们各安其职的权责意识，能培养其恭敬、庄重、忠诚、审慎的治政态度。总之，禘礼之中，既有道德规范，又有政治制度，更有宗法伦理，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蕴涵，起着类似于现代宪法、政府组织法和行政法等的重要作用。把这种礼制思想用于朝廷，能使君臣各尽其职，政令畅通，秩序井然；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天下，则上下和睦，四民晏然，天下太平。故而，禘礼所体现的精神，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孔子此处言论提醒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组织，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礼制”，领导者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治理之本，稳步推进自己的事业。
【原文】
3.1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1]祭，如不祭。”
【题解】
孔子在本章中阐述道，在祭祀祖先或者鬼神的时候，应像面对祖先鬼神一样恭敬，强调参加祭祀的人，应当在内心有着虔诚的情感。
【注释】
[1]与：参加、参与。
【译文】
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应当视祖先真的在面前一样；在祭祀神明的时候，应当视神明真的在面前一样。孔子说：“倘若我没有亲自参加祭祀，那就和没有祭祀一样。”
【精读论语】
心怀敬诚，真心投入
在本章中，孔子鲜明而生动地表达出了自己对于祭祀的态度，应当心怀虔诚地去祭祀，要投入真感情。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祭祀的时候，应该真心诚意，那么他们的神灵就是存在的。
这句话还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一句话，即心诚则灵。孔子还强调，对于祭祀活动，自己一定要亲自参加，如此才能显现出诚心，倘若不能亲自参加的话，就不能表达出孝敬之情，心中留下缺憾，那和没有祭祀是时一样的。除了强调祭祀的重要，孔子的这个说法还能给我们更多的启示，那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应真心诚意，唯有真心投入，才会有所回报。
事实上，不论是祭祀，还是从事其他任何事情，心怀恭敬、真心投入都是一种没美德，并且也是取得成功的高效之举。实际上，古人对此十分重视，不论是皇帝还是官员，都强调敬诚与投入的重要性，并且有不少人身体力行。比如皇帝这个职业，最应该心怀敬诚之心，可是又最容易让人产生放纵懈怠之情。汉文帝以偏远地方不受宠的代王身份入据大统，因为没有势力拥戴，因此对皇帝这个职业的性质了解最为清醒。所以在做皇帝以后，对管理国家、处理政务、对待臣下、善待民众等方面，都怀有深深的敬诚 之心。
当今，全力投入、忠于职守同样是成功基本法则。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兢兢业业，热爱并投入自己事业的人呢？那些受领导重用提拔的人，同样多为爱岗敬业，为企业或组织的发展竭尽忠诚和智慧的敬诚者。
【原文】
3.13 王孙贾[1]问曰：“‘与其媚于奥[2]，宁媚于灶[3]’，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题解】
在古时，人们认为奥神的地位要比灶神高。王孙贾本是卫国的权臣，在本章中，他将卫灵公比作奥神，将其身边有权势的臣子比作灶神，其言下之意是想劝解孔子，奉承卫灵公不如奉承自己。孔子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觉得一个人做事绝对不能违背道理，只要顺道而行，根本就不用去谄媚于人。否则，极易得罪于上天，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
【注释】
[1]王孙贾：卫国权臣。据传他本是周朝王室贵戚，只因得罪过周王，只能从仕于卫国。在本章中，他用的是比喻，带有强烈的挑衅意味。[2]奥：屋内西南角的神，此处历来被人视作尊位。[3]灶：灶神。王孙贾在本章中将卫灵公比作奥神，并以灶神自喻，暗示孔子逢迎自己要比巴结卫灵公及南子获得的好处多。
【译文】
王孙贾向孔子问道：“‘与其奉承奥神，还不如巴结灶神’，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倘若得罪了上天，无论你到哪里祷告求情都没有用。”
【原文】
3.14 子曰：“周监[1]于二代[2]，郁郁[3]乎文[4]哉！吾从[5]周。”
【题解】
孔子对夏、商、周的礼仪制度，有着极深的造诣。在他看来，整个社会的历史都是延续的，在王朝更迭交替的时候，必然会有所承继和沿袭。而周礼就是在夏、商二朝礼制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有着完备的礼乐制度。因此，孔子主张天下之人都应遵从周礼。
【注释】
[1]监：通“鉴”，借鉴。[2]二代：指夏、商二朝。[3]郁郁：细致完善。[4]文：指礼乐制度。[5]从：赞同、接受。
【译文】
孔子说：“周朝的礼仪制度是参照夏朝和商朝修订的，内容细致完善。我遵从周朝的礼仪制度。”
【精读论语】
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孔子对夏、商、周三朝的礼仪制度有着极深的研究，在他看来，朝代的更迭并不影响礼制的传承，周礼就是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当然，周礼并非对夏、商之礼的简单继承，而是有所损益的。也就是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千余年的文明成果，又通过改革和创新，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礼制文化，形成了完备的礼法制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周礼都要比前朝完善许多，这也是孔子对周礼赞赏有加的原因所在。
礼制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文化，孔子所秉持的态度是既要继承，也要发展，而且，对前代的继承尤为重要。揆诸历史，不得不说，这是对待传统文化最正确也最科学的态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待传统有两种错误做法，一是完全继承，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全面打倒旧文化，全部推倒重来。第一种做法主要在古代，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传统制度和礼法，不准怀疑，更勿论变革。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清朝。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生死关头，许多高官显贵死抱这种观念不放，错过最佳改革时机，使清王朝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第二种做法更极端，主要是出现在中国近代。由于亡国亡种的危机刺激，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一文不值了。于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掀起了一股否定和打倒传统的思潮。
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适当作出变革，是最好的做法。
总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都是经由历代积累而成的，带有一定的历史性。我们不能对其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有所批判地学习和继承。而且，孔子还就此举例道，商朝的文化礼制源自于夏朝，而周朝的文化礼制则来源于商朝，他们都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了适当的增删和改革。对于我们来说，若想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也要具备这种科学的辩证学习方法，才能保证我们在继承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原文】
3.[10] 子入太庙[1]，每事问，或曰：“孰谓鄹[2]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题解】
孔子到了周公的太庙以后，每件事都要问。别人虽然知道孔子熟知周礼，可是对他还是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不过，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并没有将自己当作“礼”学专家看待，而是虚心地向人请教。同时，这也说明了他对祭祀大典的诚敬谨慎，这才是真正的懂礼。
【注释】
[1]太庙：开国的君主叫太祖，太祖的庙就叫太庙。此处指的是周公的庙，因为周公是鲁国最先受封的君主。[2]鄹：鲁国地名，位于今山东曲阜东南。由于孔子的父亲曾在此处做过大夫，故称其为鄹人。
【译文】
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都会细细地询问。有人说：“谁说鄹人叔梁纥的儿子懂礼啊？你看他到了太庙里，每件事都要问人。”孔子听到这话后，说道：“这才是礼啊！”
【精读论语】
为人要谦虚，治学要严谨
在本章中，孔子所表现出的虚心好学、恭敬诚实、治学严谨，是真正的知礼、懂礼。他的这一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人，如何对待学问。
孔子本是博学多才之人，尤精于礼。当他进入太庙进行助祭前，每件事都会询问清楚。这个做法受到了普通人的疑惑和耻笑，他们怀疑孔子是不是真的懂礼。而孔子则坚定地回答众人“是礼也”，意在告诉周围的人，我的做法才是真正的知礼懂礼。众人之所以如此看待孔子，大概有两点认识：一，他们认为孔子原先并不懂礼，否则不会在入太庙时事事都问；二，孔子虚伪，作为知礼懂礼之人，还要明知故问，显系做作之举。
其实，这都是对孔子的误解。孔子原先所学，或来自书本，或得自他人，虽渊博深广，但却未经权威确认。而鲁国太庙的掌管者，则掌握着周礼最精深详尽的资料，并知晓其内在精髓和要义。孔子对周礼中的某些细节，或者是其中含义，可能确实有所不知，或者知道而无法确定，入太庙，给了他一个难得的学习和验证的机会。在孔子看来，祭祀在礼乐制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太庙的礼器摆放，还是行礼人进退举止，都有特定的内涵，若是不问清楚，就可能因徒知其表、不知真义而失礼。通过太庙问礼，孔子一方面对礼的程序和细节有了更直接的了解，另一方面通过求教对以往所学问疑解惑。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待，孔子对这次的经历和自己的表现都十分满意。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孔子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谦虚认真的礼教精神和谨慎求实的治学态度。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他曾问礼于老子一事做出确认。当年他不远千里地跑到洛阳向老子问礼，也是为了确认和补充自己掌握的礼制知识。
通过孔子入太庙，每问事，以及他对众人疑惑的回答，我们应当深刻理解孔子行为中所体现的人生态度和治学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应用到我们的人生和学习之中。譬如，当我们面对一份新职业，或者面对一个新职位，就应该向孔子一样，把工作程序和其中道理搞清楚、问明白，这样才能保证工作不出错。做学问也是一样，只有保持谦逊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将道理真正地搞明白、弄清楚，做好研究工作。
【原文】
3.16 子曰：“射不主皮[1]，为[2]力不同科[3]，古之道也。”
【题解】
孔子此处讲的“射”并不是军事上的射箭，而是周礼的一种，是周朝贵族们经常举行的一种礼节仪式。孔子在本章中阐明了“射礼”重在能否射中目标，而非能否射穿箭靶。其主要意思还是在说，只要懂得了礼制的核心意义，至于如何去做就要因人而异了。
【注释】
[1]射不主皮：礼乐中的射以中不中为主，并不以是否穿破皮为主。皮，代指箭靶。古代的箭靶是用布或皮做成的。[2]为：因为。[3]同科：同等，同级。
【译文】
孔子说：“比赛射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力气大小不同，并不能以他人能否射穿皮做的箭靶子为准，这可是古时候的规则。”
【原文】
3.17 子贡欲去[1]告朔[2]之饩羊[3]。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题解】
在古时，天子每年在秋冬之际，都会向各诸侯国颁发来年的历书，而各诸侯国在领受历书后应将其藏放于祖庙，并按照规定每月初一都要杀一只活羊进行祭庙。当时鲁国的君主已不亲自到祖庙之中进行“告朔”了，只是杀只羊走走形式而已。对此，子贡才提出了免掉“饩羊”的奉供。可是，子贡的这种想法却遭到了孔子的反对，说明孔子对于这些古礼的重视。
【注释】
[1]去：去掉，废除。[2]告朔：朔为每月的第一天。周天子于每年秋冬之交向诸侯颁布来年的历书，历书会指明来年有无闰月、每月的朔日是哪一天，这就是“告朔”。[3]饩羊：诸侯接受历书后，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头羊祭于庙。羊杀而不烹叫“饩”（烹熟则叫“飨”）。告朔饩羊是古代延续下来的一种祭礼制度。
【译文】
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省去不用。孔子说：“赐呀！你可惜的是那只活羊，而我可惜这种礼。”
【精读论语】
必要的形式不能少
按照周礼，每个月的初一都应到祖庙参加告朔饩羊之礼。可是，当时鲁公已不亲自到祖庙之中进行“告朔”了，只是杀只羊走走形式，徒有其表而已。子贡认为，既然国君都不参加了，那么羊也不用杀了。
可是，子贡的这种想法却遭到了孔子的反对，在他看来，若是连祭祀的羊都省掉的话，告朔饩羊之礼可就完全被废除了。
在孔子看来，子贡的做法显然是忽视了礼仪形式的重要性，不知仪式在礼制中的真正用意。告朔之礼虽然荒废了，饩羊的供奉也已有名无实，但是这个仪式不能废。只要饩羊仪式还在，这就昭示着告朔礼的存在。告朔之礼存在，诸侯就有履行的义务，这是为人臣者的本分，也是礼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后世之人在看到饩羊仪式后，就有可能探究原委，进而恢复这项礼制。
但是，现在若是将羊去除的话，告朔之礼恐怕从此就会消失了。天子也不会再颁布历书了，诸侯也不行告朔之礼了，君臣的名分和等级关系就会更加模糊。这对社会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
礼制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礼的内在精神，一个是礼仪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比如，祭祀祖先的礼制，既有慎终追远的大孝观念，也有上供、酹酒、叩拜等仪式。有时，有人祭祖纯粹走过场，没有怀思祖先的敬诚之心，但祭祀形式却不宜废除，只要这个形式保留下来，对传承乃至复兴祭祀文化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连仪式也没了，祭祀之礼就彻底失落了。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有些时候，必要的仪式还是得有的。比如，升旗仪式、学校的开学典礼，甚至是学生上课前向老师问好、新领导的就职仪式、新员工介绍，等等，这些形式对于人心的凝聚、规矩的形成、事业的推进以及秩序的稳定的作用，都不可 小觑。
【原文】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题解】
本章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的君臣关系，即臣事君主多无礼。倘若有人以礼事君，就极易遭到小人的诽谤。对此，孔子也是深感无奈。
【译文】
孔子说：“按照礼节去侍奉君主，别人却觉得这是故意讨好君主。”
【原文】
3.19 定公[1]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题解】
在本章中，孔子阐述了君臣之礼的主要内容，即国君依礼启用臣子，而臣子则应尽忠于国君。
【注释】
[1]定公：即鲁定公，姓姬名宋，“定”是其谥号。
【译文】
鲁定公问：“国君使唤臣子，臣子服侍君主，各应该怎么做？”孔子答道：“君主应该按照礼节使唤臣子，臣子应该用忠心来服侍君主。”
【精读论语】
要懂得礼待下属
在这里，孔子阐释了正确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君臣都应该遵循礼节，君主应当以礼待臣，臣下应当以忠事君，这样才能互相取得信任。由于君主身为强者，占据着一定的主动地位，应当先在礼的方面做出表率，才能令弱势的臣子受到感召，依礼而行，遵从于自己命令。
无论是作为君主也好，还是作为有些权力的领导也罢，对待下属都应以礼待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尊敬，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干。这是一种以仁换仁、以心换心的思想，只要准确地把握住其中的精髓，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处理好君臣关系，有利于朝政的稳定。否则，必将是君臣离心，危机四伏。
孔子的思想在当今仍有重大价值，仍是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重要准则。比如，在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倘若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能够率先依“礼”、依“仁”、依“德”而行，那么在与对方相处时，就会很少有矛盾产生，更易于达到人顺、事顺的和谐局面。有些管理者在心情好的时候，对待下属是一脸的和颜悦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乱发脾气，对待下属颐指气使的，这样的领导是很难服众的。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就要学会礼待自己的下属。
此外，作为下属也要注意，应当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这才是孔子所言的“忠”。
【原文】
3.20 子曰：“关雎[1]，乐而不淫[2]，哀而不伤[3]。”
【题解】
《关雎》是《诗经》中的名篇，诗中承认了男女之爱是自然而正常的情感，但是对此应当加以克制，使其符合社会的美德。孔子此言既是赞美本诗表达的情感适度，哀乐而不失其正，也是他对“中庸”之道的推崇。
【注释】
[1]关雎：《诗经》中的第一篇。[2]淫：过分。[3]伤：过于哀伤。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表达的情感快乐而不放荡，哀愁而不过于痛苦。”
【精读论语】
凡事都要把握好尺度
在本章中，孔子借《诗经》中的名篇《关雎》，提出了哀乐都应有所节制，体现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他看来，男女情爱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情感的表露应当以礼节之，不应过分快乐或哀伤，要把握好自己在情感上的尺度。倘若置理智于不顾，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对己对人都不利。
在古代的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有修养的人对情感的处理都会遵循这个原则，追求中庸和适度。
做人做事应当把握好分寸，不能只知道贪图享乐。倘若齐威王不听淳于髡的劝导，恐怕还会招来灭国之灾，这也绝非是在危言耸听。历史上，因纵情声色亡国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齐后主高纬等。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的性情基本没有改变，正确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个具有永恒性质的话题，所以孔子的这个观点仍具有巨大价值。他提醒我们，做事时要控制情绪、保持理智，言行应该把握好分寸。否则，很有可能会乐极生悲，对自己造成不利。
按照现代话来说，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还应时刻保持着理智，这样才算是完美。也就是说，凡事都要讲求适度，以中庸之道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才能将事情做得臻于完美。这句话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主要有两点启示：一是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到恰如其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走极端路线；二是重视诗教的作用，也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乐而不淫，可以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品格，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尊严。哀而不伤，则能让我们远离烦恼，避开那些让自己不快乐的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求索的过程，得到的就是最好的，失去的只能说明它本来就不属于你，不必为此而挂怀。
【原文】
3.21 哀公问社[1]于宰我[2]。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3]不说[4]，遂事[5]不谏[6]，既往不咎[7]。”
【题解】
古代立国时，都要建一座祭祀土神的庙，里面供奉神灵的牌位，大多选用当地生长的树木。在鲁哀公问社于宰我时，其将周朝用栗木做牌位理解成了“使民战栗”的意思，这是对周礼的一种妄解。孔子对宰我的这番解释提出了批评，但也提出了事已至此，没有必要再追究下去了。
【注释】
[1]社：祭祀土神的庙。[2]宰我：名予，字子我。[3]成事：已经做完的事。[4]说：提起，劝说。[5]遂事：虽然事未成，但也差不多了。[6]谏：提意见。[7]咎：追究。
【译文】
鲁哀公问宰我，土地庙内的牌位应当用什么木料。宰我回答道：“夏朝的时候人们用松木，殷商时用的是柏木，周朝人用的栗木，其意是让老百姓对君主产生战栗心理。”孔子听到宰我的解释以后，就告诫他说：“已经过去的事不用再提了，将要完成的事情也不必再劝了，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不要再去追究了。”
【原文】
3.22 子曰：“管仲[1]之器[2]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3]，官事不摄[4]，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5]，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6]，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7]知礼，孰不知礼？”
【题解】
在整部《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一共有四处，其中有批评的内容，也有肯定地部分。在本章中，孔子主要就节俭和知礼两方面对管仲提出批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宣扬儒家思想中的“节俭”和“礼制”。
【注释】
[1]管仲：名夷吾，齐桓公时任上卿（相当于宰相），为齐桓公称霸于诸侯起了不小的作用。[2]器：器量，器度。[3]三归：汉刘向《说苑》说三归为“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即“有三处居所”的意思。[4]摄：兼任。[5]树塞门：树，树立，建立。塞门，在大门口处筑起的一道短墙，以区别内外，也指屏风、照壁等。[6]反坫：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用于放置酒杯的土台。[7]而：如果。
【译文】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小啦！”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豪华的宅邸，他手下的人都是专职，官员编制严重超员，这怎么能算是节俭呢？”“那么管仲懂礼仪吗？”孔子说：“国君在宫门前建有照壁，管仲也在自家建个照壁；国君为了招待外国君主，就在堂上设置了放置酒杯的土台，管仲也在自己家里设有这种土台。如果说管仲知礼的话，那么还有谁不知礼呢？”
【精读论语】
量小非君子
之所以认为管仲“器小”，孔子有两点依据，一是管仲缺乏节俭的美德，二是管仲不遵礼制。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礼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管仲不遵礼制，当然称不上君子。在古代道德评价中，节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管仲生活奢侈，故而受到孔子批评。有人也许会问，遵礼和节俭与“器小”有何关系？在孔子看来，遵礼是对传统和制度的敬畏，节俭是对自己欲望的约束，越礼必然狂妄，奢侈必然放纵，狂妄放纵的人肯定偏狭，容不下不同思想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故曰“器小”。器小之人，固然可以凭才干成功于一时，但很难广采博纳，建立起为后世效法的制度。的确，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伟大功业，但是，在他死后，齐国便人亡政息了。也就是说，管仲并未为建立一套真正的能使齐国长治久安的制度。孔子说他器小，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在古时，人们对于“器量”二字非常重视。因为，它不仅是为人之道，也是为官之道，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向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一不是器量大度之人，并因此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像一些器量狭小之人，由于不能容人容事，等着他们的多是人生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
当唐高祖还在位时，魏徵任太子洗马，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他见李世民暗中与太子争夺皇位，就劝太子先下手为强，早作打算。后来，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便将魏徵召来，责问他为何挑拨自己与太子的关系。虽然众同僚皆为他担心，但是魏徵却从容地回答道：“太子若是听了我的话，哪里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听闻此言，便觉得魏徵是个难得的诤臣，便升他为谏议大夫，他们之间的轶事也被传为美谈。两人原本是互相对立的敌人，但唐太宗却能尽释前嫌，表现出了恢弘的气度和开阔的心胸，这也是他能成为千古一帝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将此道理放到现代依然适用，做领导的若是没有容人之量，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虽然有时能称心遂意，但最后也难免会落个人才散尽，哪里还有大业可成。反观那些器量大、能容人的领导就应另当别论了。他们有着宽宏大量的美德，不仅能够广纳天下英才，甚至还能化敌为友。试问，有着如此心胸的领导，何愁大事不成！
【原文】
3.23 子语[1]鲁大师[2]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3]如也，从[4]之，纯[5]如也，皦[6]如也，绎[7]如也，以成[8]。”
【题解】
乐是孔子倡导礼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本章中，孔子就鲁国乐官演奏音乐的全过程谈到了自己的感受。从孔子的评价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丝毫不逊色于鲁国当时的大乐师，这也为他宣传礼乐教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1]语：作动词用，说、告诉。[2]大师：太师，乐官名。[3]翕：和顺、协调。[4]从：同“纵”。[5]纯：和谐。[6]皦：清晰，或音节分明。[7]绎：连续不断。[8]以成：以之而成，即以从之纯如、曒如、绎如三者而成。
【译文】
孔子对鲁国乐官说道：“音乐是可以了解的。在音乐开始演奏时，各种乐器合奏的声音洪亮而优美；随后慢慢打开的节奏，音乐也会变得悠扬悦耳、音节分明、气势连绵不断，直至完成。”
【精读论语】
重视礼乐精神
古时候，乐不只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也是陶冶情操、抒发胸臆的手段，乐与礼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礼制的主要内容，二者也经常会相提并论。从孔子的言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他对音乐的要求也不只是悦耳那么简单。
在孔子的眼中，音乐与为政的道理是相通的，好的音乐不但可以滋养人的性情，还能起到改变天下风俗的作用。倘若人们整日里听着靡靡之音，思想处在一片混沌之中，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埋下动乱的种子。若是音乐之中透着一股浩然正气，必能是让人心生振奋，对美政良俗的形成有着不小的影响。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这让他非常痛苦伤心。就连当时掌管乐的鲁国大师，也对乐的精神不甚了了。孔子实在看不上去了，便予以指点，期望能把礼乐精神传承下来。
事实上，从古至今，人们都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建设。在古代，君主主持的祭祀、节日庆典、皇帝及太后的千秋节、君臣朝会、皇帝出巡、接见外国使节的朝觐、科举放榜传胪、送将士出征、将军凯旋献俘等重大事务中，对使用的礼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同一个仪式中，开始、中间、结束时所应使用的礼乐也同样有着明确的规定。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礼乐，与这一事务的性质相结合，能起到烘托肃穆气氛、熏陶君臣情感、振奋与会者精神的作用，能使相应的国务活动显得庄严隆重，对君臣礼仪和政治伦理形成和强化、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行，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今，国家重大典礼中的奏国歌、欢迎外国领导人时的奏乐、升旗仪式时奏国歌，其实都是古代礼乐制度的遗存。
此外，音乐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和内在感受的真实流露，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心情在音乐上都具有不同的表现。古人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也就是说，由于音乐有着情感化的特征，所以可以间接地反映民风民情。统治者会通过民间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来调整相关政策。反过来，音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具有教化人民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应该积极运用或倡导某种礼乐，引导民风民俗。这就是孔子强调的“乐与政通”了。
【原文】
3.24 仪[1]封人[2]请见[3]，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4]见之[5]。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6]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7]。”
【题解】
从本章的语言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孔子已经非常有影响力了，而且慕名前来请教的人也很多，仪封人只是其中之一。他在见过孔子之后，就觉得孔子是上天派下来教化天下万民的，并做出了孔子必将垂教万世的预言。
【注释】
[1]仪：仪，地名。[2]封人：典守边疆的小官。[3]请见：请求会见。[4]从者：本文指孔子随行的弟子。[5]见之：领他去见（孔子）。[6]丧：失掉官位。[7]木铎：以木为舌的铜铃，古代用此召集人民，宣布政教法令，在本章中有导师之意。
【译文】
仪地的一个小官请求会见孔子，他说：“凡是到这里来的君子，我没有不求见的。”孔子随行的学生们就领他去见了孔子。待出来以后，他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几位为什么担心先生会失去官职呢？天下的秩序混乱已经很长时间了，夫子就是上天派下来用以教化万民的啊。”
【精读论语】
薪尽火传，大道不绝
仪封人在见到孔子之后，大为叹服，将其比为天人，坚信孔子就是代替上天向世人传经授道的，礼乐传统将来必能由孔门而复兴。
站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回看孔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是不幸的，因为他终生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渴望恢复礼制，期望致天下于太平，并且穷一生精力，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白发苍苍、四处奔波，最终却失望而归的落寞背影。
但孔子又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既有孔子的个人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从孔子个人来说，他的人生努力，不仅仅在匡正天下的事功上，还在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上。也许学术研究和设坛授徒并不是孔子真正的志向，但却获得意想不到巨大成功，使之成为后代敬仰的万世师表。这种命运的反差，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从时代因素上讲，动荡时代给了他学术研究和传播的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才得以广收门徒，把自己毕生所学和自己创造的思想体系广泛传播。在政治上失意以后，孔子整理六经，删订诗书，把上古时代文化传统加以整理，并加以创新，创立体大思精的儒家学说，并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他就像一位农夫，把儒家思想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待到时机成熟，自然会万木竞秀，蔚为大观。果然，在经历了战国的兵燹，遭受秦朝的书厄之后，到了汉代，孔子的理论终于在众多学说之中脱颖而出，被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而且被尊奉两千年。
孔子以衰迈之躯，壮心不已，把中国上古的文化融冶锤炼，传之弟子，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使天之大道永存世间，乃是人间少有的壮丽事业。当今社会，那些热爱和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眼下也许是贫穷的，也许是寂寞的，但是，如果在文化传承和文明创新上有所成就，后人就会像对待孔子那样，给予他至高无上的历史荣誉。
【原文】
3.25 子谓韶[1]：“尽美[2]矣，又尽善[3]也。”谓武[4]：“尽美矣，未尽善也。”
【题解】
“尽善尽美”一词便是出自本章，这是孔子就《韶》和《武》这两种乐曲发表的看法。孔子既重视艺术的形式美，也注重艺术内容的善，这也是他的美学理想。
【注释】
[1]韶：也称《韶虞》，古代乐曲名，相传为虞舜时的乐曲名。[2]美：指乐曲的声音美妙动听。[3]善：指乐曲的内容美好动人。[4]武：也称《武象》，古代乐曲名。
【译文】
孔子在谈到《韶》的时候说：“乐曲非常完美，内容也很好。”谈到《武》的时候说：“乐曲非常完美，可是内容还不是最好的。”
【精读论语】
国乐当尽善尽美
虞舜时期的《韶》乐，有着浑厚的道德基础，而且形式完美，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到了周武王时期的《武》乐，虽然在形式上也是完美的，可是在道德基础上却有存在着缺憾，只有尽美没有尽善。由此可知，孔子所期待的社会，应当是个完美的、尽善的、和平的，没有暴力的理想社会。
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仁”。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礼乐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就是说，人不仁不可以谈及礼乐。而真正的仁者之乐，必然是尽善的。这种“仁”的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修养，最终可以用来巩固统治，并使社会安定。
在礼乐制度较为完备的三代，统治者对音乐是十分重视的，所以都以政府的名义制作大型乐舞，用于国家大典。这种乐舞，必然反映着统治者的意志和治政心态。舜靠美德受禅天下，以仁德治理天下，那么，在他主持下制作的大型乐舞，必然反映着他对仁德重视和对民众的关爱。这种内在的精神，就是孔子所说的“善”，而乐音的悦耳，则是孔子所说的“美”，所谓“尽善尽美”，就是对音乐内涵和表现形式的高度赞美。
武王推翻商朝统治，毕竟是武力征服，虽有其不得已之处，但还是沾染上了暴力和鲜血，在道德上存在着污点。周武王崇尚武力，这一点必然会在他主持制作的乐舞中反映出来，这种蕴含在音乐中的暴力思想，与“仁德”是背道而驰的，故曰“未尽善”。
这种体现在音乐之中的统治思想，必然会对君主们的治政方略乃至治下民众的潜在心理产生影响。崇尚仁德，君主就会心存仁爱，民间会形成良善风俗，有利于长治久安；崇尚暴力，君主就会喜欢暴政，民间也会有暴戾之气，社会容易出轨。礼乐之于国家的意义，来不得半点含糊，故求尽善尽美。
【原文】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题解】
在孔子眼中，无论是做人还是治国，都应从根本上做起，即做人做事都要心存恭敬、真诚与宽厚。如果没有这种心态，即使身处高位、行礼仪，也不足为人道。
【译文】
孔子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倘若不能宽以待人，行礼的时候不够恭敬严肃，遭遇丧葬之事不是真的哀痛，对此我怎能看得下去呢？”
【精读论语】
礼是一种可操作的政略
在很多人眼里，礼制是一套繁琐的仪式，在政治运作中没什么实在价值。这其实是对礼制的误解，礼制不仅是精深思想和完善仪式的结合体，更是一种具有操作价值的政略。孔子在强调完礼制的重要性之后，特意在此举例论述，礼制可以作为政略使用。
孔子强调，居于上位的领导者，为政宜宽，执事宜敬，临丧宜哀，这就是礼制在治政中的具体运用。其中，为政宜宽和执事宜敬，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这里所谓的“宽”不仅指宽仁的政策，还应包括领导者做人眼界和胸襟的开阔。如果为政严苛，为人精明，必然使人畏惧，离心离德。若是没有宽容的胸襟，眼界狭隘，领导者就很难吸引人才，不会有大的作为。
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二人在政略、用人等方面，就有着鲜明的区别。我们先说袁绍，他在表面上是有些小聪明，但其本质上却是个刻薄猜忌、器量狭窄的人。他虽然喜欢招揽贤才，却很少听取他们的合理建议。在官渡之战失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杀死了多次劝谏他不要攻击曹操的参谋田丰。而曹操则与之相反，他在宽以待人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比方说，他宽恕了曾经背叛并杀死他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大将典韦的张绣，并与其结为姻亲，终生优礼有加。官渡之战后，他宽恕了与袁绍暗通款曲的朝廷官员，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广大士人和军民的拥戴。此外，他还任命了写檄文大骂自己的陈琳，与其尽释前嫌。曹操的策略，是典型的居上以宽，其效果有目共睹。可见，居上以宽的政略有时比绝对的政治或军事力量还要有用，居上者倘若能够明白这一点，何愁天下不会太平。
作为“居上”者若是没有宽宏的度量，就不会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当然也就无法领导属下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此外，为礼以敬也很重要。有些领导者，表面温良谦和、礼貌备至，但是其内心却没有半点儿诚意。谁都不是傻子，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大家心里明镜似的。领导者若能真正礼敬臣下，做臣子的多半会誓死效忠。如果得到下属和民众的真心拥护，没有做不成的事。
“礼”固然有其繁琐的一面，但其珍贵的精神价值不可忽视。同时，作为领导者，如果能精熟礼制，就会心领神会，能够融会贯通，从礼制之中找到很多有效的治政策略和管理方法，能有效推进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礼之义，深矣；礼之用，大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