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王雨花台救驾
陈玉成被诱捕杀害的那段时间，也正是洪秀全最为恐惧的时候，因为此时的天国之都——小天堂——天京已经成为湘军直接攻击的目标。
1862年5月30日，彭玉麟已经率领湘军水师八个营的兵力一举攻占了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金陵护城河。
第二天，湘军铁桶战法掌门人曾国荃率领湘军陆师九千人也随即开到天京城外，扎营于城南雨花台。
彭玉麟与曾国荃联手杀到雨花台，吓坏了洪秀全。自古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曾铁桶专业是围攻破城，他的目的绝对不是到此一游。
曾铁桶的专业不是铁桶合围么，那么为什么只瞅住雨花台呢？再说天京城外地方多的是，他为什么偏偏看中了雨花台呢？
曾铁桶当然没有改行，他自然也想像合围安庆一样把天京密不透风地围起来，先把洪秀全一伙饿得七荤八素，然后炸开城墙立下头功，可问题是他现在没这个条件，一来天京城太大了，要想围起来没个十万八万人做不到，而他这次跑得快，手里只有七千人，其他部队还没赶到。
至于曾铁桶为什么单单看中雨花台，这就得从他的战略眼光说起了。雨花台是天京南面的咽喉，也是天京两大主要粮道之一，只要掐住了这个地方，等于让天京少了一半的粮食补给。准确来说应该是可以让天京减少大半的粮食补给，因为天京的粮食大部分是从苏浙两省通过这里运往天京的。
天京城这下麻烦不小，如果坐视曾铁桶在这里坐大，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洪秀全觉得有必要找个能干的人前来做伴才能感到安全。而此时陈玉成已经被诱捕，左膀右臂已经折了一个，天国双子星已经不复存在，他能召来保护国都的只剩下唯一人选——忠王李秀成。
洪秀全赶紧给李秀成发去圣旨，命令他马上前来救驾。其实他根本用不着这么惊慌，雨花台虽然是天京城外的重要据点，但是就凭曾国荃手下的人马，怎么可能马上拿下天京？从心理学上来说，惊慌往往是由于事先缺乏预见引起的。洪秀全之所以一天连发三道诏书给李秀成，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曾国荃会来得如此之快。
曾国荃这一次光临雨花台之所以来得如此神速，首先是得益于他的哥哥曾国藩的战略部署。
由于安庆会战的巨大胜利，曾国藩赫然成为朝廷最为倚重的实力派选手。此时朝廷已经清醒地认为到，剿平太平天国这个重任，非曾国藩莫属。北京政变之后，曾国藩在朝廷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慈禧和奕这个叔嫂组合在重用曾国藩这个问题上，承袭了肃顺重用汉人实力派的政策。
早在1861年11月20日，朝廷（实际上是慈禧）降旨任命钦差大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文武大臣，包括巡抚、提督、总兵，全部归属曾国藩节制调度，由他来统一指挥。1862年1月30日，也就是同治元年的第一天，朝廷（实际上是慈禧）再次给曾国藩颁发了一号圣旨，任命他为协办大学士，统管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同进还任命曾国荃为江苏布政使。
曾国藩全面负责四省军务，是朝廷当时任命的最高地方长官，四省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可谓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特例。在高官厚禄的刺激下，曾家兄弟加快了进攻太平天国的步伐。
鉴于湖口惨败和三河惨败的深刻教训，曾国藩在制定进攻战略图的时候，还是坚持了稳妥进军的原因。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这一次他推出了一个庞大的战略计划，简单来说，可以叫做“三大战场，四路围攻”。
三大战场分别是天京战场、苏南战场和浙江战场。西线的天京战场是主战场，东线的苏南和南线的浙江两大战场，对西线主战场实行战略配合。负责苏南战场的是曾国藩的学生，是由他推荐上岗的新任江苏巡抚李鸿章。负责浙江战场的是曾国藩的同乡，也是由他推荐的浙江巡抚左宗棠。曾国藩开辟这两大战场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来是牵制李秀成和李世贤这两支主力部队，二来是要夺回苏浙两省失地，从东线威胁天京，形成合围之势。
天京战场的任务是克复天京，总负责人是曾国藩，具体负责实施的是曾国荃。曾国藩作为总司令，亲自坐镇安庆大营，指挥湘军水陆大军，负责全面谋划天京会战和调控苏浙战场。曾国荃的任务是率领湘军陆师主力精锐，沿长江北岸东进，扫清沿线据点，直扑天京城。
为了确保能打下天京，在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曾国藩依然采用稳健谨慎的态度，指挥天京上游各路湘军对天京进行战略包围，策应曾国荃这个主攻手的安全和顺利突进。
曾国藩安排负责进行战略配合的一共有四支部队：第一路，曾国葆扫清南岸芜湖防线。第二路，彭玉麟率水师策应长江两岸，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曾国荃进军天京。第三路，鲍超负责攻占宁国。第四路，张运兰负责防守徽州，这两路的任务是确保皖南安全，确保曾国荃侧翼安全，同时打通进入江浙的通道。
曾国荃被安排做了主攻手，心想如果能够打下天京，端了长毛的老窝，这可是旷世奇功一件！
三十八岁的曾国荃一想到自己即将名垂青史，不禁热血沸腾，率军急进，连下无为、巢县、含山、和州、太平府、东梁山、金柱关、芜湖、江宁镇、大胜关等地，直逼天京。
其他各路战略配合支队的进展，也非常顺利，太平（当涂）、芜湖都被湘军攻占，天京上游两岸防线全面崩溃。石埭、青阳、泾县、繁昌、南陵也被鲍超攻占，宁国全面暴露，皖南陷入困境。
湘军从打响天京会战的第一枪到曾国荃兵临雨花台只用了两个月时间，这让曾国藩大感意外。
曾国藩的意外惊喜，自然与洪秀全的疏于防范分不开。
湘军在曾国藩的统一调度下有秩序地向天京推进，相比之下，太平军此时却因为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而形同一盘散沙。
并非太平军没有战斗力，而是洪秀全没有指挥力，他此时重用一帮小屁孩和洪仁达等人主持中央工作，自己又心情烦躁，无心处理军国大事。从湘军打下安庆到兵临天京这八个月时间里，洪秀全除了用诏书的形式发表过自己的一个新版异梦之外，并无任何调兵遣将的记录。
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洪秀全手里至少有三大兵团拥有较大的战斗力，完全可以集中力量与湘军放手一搏。苏南是李秀成兵团，浙江是李世贤兵团，皖南是杨辅清兵团，这三大主力此时都在各自为战，远离天京上游两岸长江防线，坐视湘军长驱直入直指天京。中枢指挥系统的无能，地方实力派的漠视，使太平军的兵锋失去了杨秀清时代的巨大威力。
洪秀全对前线战事似乎一直只有模糊的印象，直到曾国荃打到他面前，他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这才想起手下最具实力的李秀成。
李秀成接到三道严旨的时候，正在围攻松江，准备夺取上海。虽然李秀成已经习惯了天王的严旨，但他遵从“将在外，君令岂能不受”的原则，还是撤了松江之围，放弃了攻打上海的战略计划，回到苏州。
李秀成知道天京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便在苏州磨蹭了两个来月，这下惹火了洪秀全，他再次写了一道诏书，派人亲自送到忠王府：“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
李秀成虽然手握重兵，却无力与洪秀全的君权对抗，更准确地说，他是无心与天王对抗，洪秀全虽然重用无能的亲信和族人，但是毕竟是他一手把自己提拔起来的，而且关键时候总会想起他，这份关照和倚重他不能完全不顾，这份恩情和信任他也不能熟视无睹。
洪秀全的所作所为虽然让李秀成有些寒心，但是也让他感受自己活着的价值，毕竟洪秀全不能没有他。不怕被利用，就怕你没用！洪秀全需要我，这就够了！诏书越严，骂得越凶，就越能说明自己在洪秀全心目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一个人被自己感激的人所需要，自己有什么理由背叛他呢？
1862年8月6日，李秀成不想也不敢继续违抗洪秀全的圣旨，于是只好再次组织王爷们召开军事研讨会。
会议敲定了三路进军的援救方案：一路由杨辅清率领，攻击宁国，牵制鲍超；一路由陈坤书率领，攻击太平（当涂），切断曾国荃粮道；主力由李秀成亲自率领，与曾国荃在雨花台进行决战。
1862年9月，李秀成等十三个王爷领兵从苏州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天京前线，揭开了援救天京的序幕，史称十三王雨花台救驾。
为了进攻的防守
期盼中的李秀成终于回来了，洪秀全悬着的心暂时放了下来，但是另一个人的心可悬了起来——湘军总司令曾国藩。
兄弟连心，曾国藩是在担心他的弟弟曾国荃。曾国藩担心的不是李秀成，而是曾国荃的性格。
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曾国藩比曾国荃大十三岁，名为兄弟，情同父子，在性格上也呈现明显的代沟。概括起来说，曾国藩含蓄持重，曾国荃外露张扬。
曾国藩在官场像个小媳妇一样，一直小心谨慎，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曾国荃就没这么规矩听话，他并不掩饰自己对荣誉和金钱的爱好。只要打下一座城池，他就要请假回一趟老家。回老家的主要目的不是探亲，而是用从前线运回来的银子大批量地买田置地盖房子。这倒不是曾国荃指望房地产不断升值，然后做一个大房地产商，他无非是想像项羽一样，文雅一点叫做衣锦还乡，通俗一点叫做显摆，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叫做满足虚荣心。
当年打下第一座重镇吉安之后，曾国荃就急急忙忙赶回老家买房置地。打下安庆之后，据说曾国荃找来湘军水师，然后让这些满载抢来的金银财宝“军列”从长江一直开到湘乡老家，看得乡亲们的眼珠子都差点蹦出来了。
将心比心，很有些土财主味道的曾国荃，当然懂得手下将士们的心思，对于战后掳掠之事从不过问，所以他的吉字营抢起钱来大约是当时胆子最大，日后遭到非议最多的湘军部队。
曾国荃对他手下的兵将的确很够意思，从太平军手里夺得城池后，曾国荃就给他们放假三天，任他们胡作非为，奸淫掳掠。只要他们不动曾国荃要的那份，部下们就算做得再过分，也不用担心领导批评。用曾国荃自己的话来说，老子出生入死，拿点钱怎么了？
跟长毛拼命的这些年，曾国荃和他手下的高级员工们都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些农民和书生出身的将领，背井离乡出来打仗，大多本就没有什么崇高伟大的理想追求，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冲着官和钱来的。在他们眼里，九帅的确是一位懂得人性、通情达理、懂得下属疾苦的高明领导，是他们的贴心人。
一个成功的领导，一定会非常善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要想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就一定知道员工的需要和欲求。曾国荃就是这样一个领导，他知道他的手下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更知道如果自己想走得远一些，自己想要在官场这顶轿子上坐得稳一些，就必须让这些轿夫们吃饱喝好才行。
吉字营的将士们，在高收入的刺激下，对攻城略地都充满着一种特别的爱好，对上阵厮杀都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渴望。
吉字营，这是一支敢于亮剑的部队。这支部队在曾国荃的带领下变成了一支看见城市就嗷嗷叫的狼群。
主帅和部队的气质，往往趋同而又相互感染。吉字营统帅曾国荃就是带着这支像打了鸡血一样的部队，一直杀到天京城外，并且扬言要一举拿下天京，活捉“一号长毛”洪秀全。
曾国藩一直担心曾国荃这种急躁冒进、骄傲狂妄的性格会惹来大的麻烦，所以从安庆出发的时候，曾国藩就再三告诫他，让他掌握节奏，控制进军速度，万万不可孤军冒进，免得成为第二个李续宾。可是曾国荃打起来就兴奋，一兴奋就找不着北，竟然带着他的九千人连破重地险关芜湖和金柱关，一口气打到雨花台，离天京城仅仅只有四里之遥！
曾国藩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此时与曾国荃挨得近一点的湘军，只有兵部侍郎彭玉麟水师的九千人，水师的强项是水战，雨花台那儿他是帮不上忙的。除了彭玉麟，再就是他的哥哥——曾家老四曾国葆的十营人马共五千人，此时驻扎在三汊河和江东桥一带负责曾国荃西路粮道的通畅。
驻扎在天京外围湘军的总兵力，满打满算不过两万三千人，其他几路人马此时还在两百里开外的宁国一带和芜湖以西。原本计划在北路呼应的“多龙”多隆阿，因为与曾氏兄弟闹了矛盾，赌气去了陕西打捻军；原本计划从西南策应的鲍超被杨辅清牵制在皖南，这时候还没有杀到宁国；原来计划从西面配合的冯子才，也被太平军胶结在镇江动弹不得。
孤军，完全是一支孤军，比当年兵败三河的李续宾还要孤军！
曾国荃的孤军深入，让曾国藩非常不安，除了关心弟弟的安危，他还担心曾家多年来的努力会毁于一旦，湘军多年来的拼搏会功败垂成。如果太平军抓住这个机会调集重兵前来围攻，岂不又是第二个三河大劫？！
早在曾国荃打下芜湖和金柱关的时候，曾国藩就再次急忙写了一封特快专递，严令曾国荃停止前进，就地扎营坚守休整待命，等到鲍超打到九洑洲之后，然后再挥师东进不迟。
可是曾国荃对自己充满了信心，他相信吉字营能续写安庆的辉煌，于是违抗军令一意冒进。曾国藩不禁又气又急，可是毕竟是自己的亲弟弟，犯不着军法从事动刀子吧。前线将领积极进取好歹也算精神可嘉，再说生米已经做成熟饭，总不能让他马上又撤回来吧。
曾国藩只好一边心揣不安，一边想办法提供支援，重点是做好两项工作：一是要保证粮道的畅通，搞好后勤服务，让战士们都吃饱喝足；二是要想办法抽调援军，给曾国荃不断地输血，尽量增派援军。
为了防止湘军重蹈三河覆辙，曾国藩再次写信特别指导曾国荃，告诉他一定要深壕坚垒，转攻为守，先立住阵脚，再寻找战机。他还特别嘱咐弟弟，千万不要被长毛围成了铁桶，务必保证粮道畅通。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经营，曾国荃终于项住巨大的压力，在天京城内太平军连番不断的军事骚扰下，完成了阵地防御工事。此时的湘军大营，就像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外城，又似一个巨大的铁桶，孤单而骄傲地矗立在天京城外。
扎营工作一直是湘军的一个特色，据说湘军哪怕只宿营一晚，也要把营盘扎得像铁打的一般，所以通观湘军的战史，从来没有过被劫营的记录，当然这里仅指陆营，水师则另当别论，比如湖口大捷。
曾国荃虽然冒进，但是扎营的功夫还是没得说，由于李秀成在苏州耽误了两个月，他抓住这个时机把营扎得固若金汤，终于让曾国藩感到一丝欣慰。
与曾国藩的谨小慎微不同，曾国荃依然牛气冲天：“舍老巢勿攻，浪战无益，逼城足以致敌。虽危，事有可为。”而且他“以为贼不足制我”，他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在天京续写安庆的辉煌，再创湘军的奇迹！
世事的变化常常出人意料，曾国荃的心理优势，很快就被一个非人力所能控制的意外事故所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