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ois-Henri Salomon de Virelade,1620—1670）：
夺去高乃依位子的不朽者
弗朗索瓦—亨利·萨洛蒙·德·维勒拉德当选院士一百年后，哲学家达朗贝尔说：“这是拿学院头衔在卖身。”事实确是这样，这位口若悬河的二十三岁律师胜出大作家皮埃尔·高乃依，原因只是高乃依不具备当选人条件的一个户口问题，他不住在巴黎。
这没有瞒得过谁。人人都知道高乃依候选人资格之所以被排斥，完全出于另一个原因。黎塞留不久前死去，“他的”学院成员接着就把他憎恨的那个人——即使他是法国最伟大的作家——选上当院士，这岂不有点侮慢了他的英名么？
在达朗贝尔看来，黎塞留对《熙德》作者的敌意只有一个解释：“高乃依错就错在诗才超过红衣主教。”这同样也是不留情面的辩论家安东尼·德·里瓦罗尔的看法，他说的那句话更加巧妙：“黎塞留装得比什么都伟大，他一手打压奥地利王室，另一手拉住青年高乃依，因嫉妒而使他荣耀。”
不管出于这个原因，还是其他政治原因，《熙德》获得空前成功，这位最高神职人员大发雷霆，希望院士们对这部剧本予以强烈的谴责，这个要求使院士感到无比为难。他们当然不愿意得罪他们的最高保护人，但是也不愿意违背良心授人笑柄，对群众公认的一部杰作扮演审查员的角色。他们想到一条妙计完成使命，也即作出四平八稳的判决，既有中肯的批评，也有合情合理的赞扬，使对立的两派都无话可说。
当红衣主教在1642年12月去世时，关于《熙德》的争论不但没有被遗忘，反而愈演愈烈。高乃依则写了一首四行诗纪念他，既谨慎也大度。
不管世人对显赫的红衣主教说好说坏，
我既不写文章也不写诗歌来议论他，
他对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不能怨他，
也做了那么多坏事，我不能赞他。
这位大政治家对这位大作家做的坏事中，包括他对作家进入法兰西学院投否决票。当然黎塞留本人不会明明白白反对，但是谁都知道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也没有人敢冒险向他挑战，还不如等待他不在人世的时候再说。
他逝世后不久，问题的提法有了变化。高乃依的当选从此毫无疑问，问题是什么时候最为适当。红衣主教去世后，首先空出的是尼古拉·波旁的椅子。学院是不是等待片刻，不要迫不及待请他入座，不然要被人怀疑这是对保护人的忘恩负义？这方面有讨论，有交易，有争执，有许诺。最后大多数人还是同意等待。高乃依在两年半以后才进入法兰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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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拒绝高乃依在1644年入选本身是一件憾事，那位入选者的学术背景则让人对这样的失责感到痛心。阅读当时的记载才能够理解这样一种纰漏是如何产生的，但是又实在没法予以原谅。
这个错误应该部分归咎于一位大人物，他在学院初创时还起过非常有益的作用。这就是皮埃尔·塞吉耶，掌玺大臣，还带有“法国大法官”的尊贵头衔，这使他成为王国的最高官员，他对成立不久的学院非常关怀。这样的关怀是相互的，因为奠基人也象征性地给他保留了第一把椅子，文社领袖瓦朗坦·孔拉尔也只是坐第二把椅子；黎塞留逝世时，他们组成代表团前往他家，向他建议担任他们新的“保护人”——这实在是最显赫的职务了，因为后来第三任保护人是路易十四亲自担任。
尼古拉·波旁逝世，使大家不得不面对他的补缺问题时，学院还是没有一个常驻的会议地点，只是恰好设在掌玺大臣塞吉耶离卢浮宫不远的私家大公馆里。
公馆主人的身份，使这座宅邸成为一个权力中心。这里出入的众多朝臣中有一位年轻的波尔多律师，长得一表人才，为人和气，能说会道，院士们都觉得他才华横溢，掌玺大臣也认为他前途无量。是大臣建议选他的吗？从新院士的入选演说来看，大家可以这么认为，因为他用非常明确的词句向他的恩人道谢：“他的同意与选择使我得到了一个没有他的推荐、我是无论如何不敢奢望的位子……”
塞吉耶从来都是这样，对于讨他喜欢的人一向宠幸有加。有一天，他甚至要求学院选他的孙子、年仅十六岁半的夸斯兰公爵。这位公爵随着年龄显示出是个令人尊敬的同仁，五十年后结束自己的生涯时，已是学院院长。掌玺大臣的波尔多宠儿则直到最后都令人失望之至。他当选的理由是他长住在巴黎，而高乃依住在鲁昂；然而他不久后却在自己的家乡买了一个职务，到那里成家立业，此后很少回到首都。
他在以后四分之一的世纪内，是这第二十九把椅子的主人，却没有真正坐过。他的同仁认识到自己受了骗，后来严厉批评他：“他口齿伶俐，然而缺乏连贯性和内容，他的拉丁诗写得不比法语散文好。”沙普兰后来这么说他，无疑对于从前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而惭愧，为此要人原谅自己。达朗贝尔那句话说得已够残酷，后世人对他的评论更加无情。
予以这样严厉的评论有道理吗？只有部分道理。今天此人已经完全被人遗忘，当我们再来回顾他的历程，不由对他产生一定程度的同情。
维勒拉德的事业开始时一片光明。他生于1620年10月，在耶稣会办的抹大拉学院学习成绩优异，十四岁半时在该校通过哲学考试，然后到了巴黎，十八岁被任命为省议会代理检察长。这个机构由法国掌玺大臣主持，专门处理上呈给国王御前会议的司法诉状。因而可以说他前程似锦。当然其中无疑得力于塞吉耶的提拔，但是也不完全如此。
这位青年显然博学多能，非常早熟。从那时起，院士们见了他惊为天人也是容易理解的，他们那么早把他选入法兰西学院，在当时看来无疑是接纳了一位神童。
但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这方面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位新院士没有半点文才，一生中不曾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作品，没有戏剧，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书简，没有小册子，没有“演讲稿”。他的同仁们手里仅有他的一篇最长的作品《给格罗蒂乌斯阁下的政治演说》，据同时代人说，大部分内容抄自盖·德·巴尔扎克。后来他在波尔多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单行本，里面只有两篇篇幅不大、拉丁语版的司法与题铭类论文。说实在的，这一切令人想起，他的法语能力未必比他的前任波旁努斯更加高明。
他不成功的另一个理由，可以理解为当时的政治形势。路易十三在黎塞留去世几个月之后驾崩，他的儿子路易十四还不到五岁。王国那时经历了一个极度混乱与不稳定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投石党运动”，有时紧张得像会形成真正的内战。1648年8月巴黎发生骚乱，王宫甚至被街垒包围，以致继任黎塞留当枢机主教的马萨林宁可带着小国王与他的母亲远离京城，再在几星期后率领德国雇佣军回来解围。有五年多时间，王国经历内忧外患，战事不止，经济遇到严重危机，还有一部分贵族通过巴黎议会和其他政治团体，如省议会，对国王的权威提出强烈的质疑。弗朗索瓦—亨利·萨洛蒙就在省议会工作。在这样的形势下，很难责怪萨洛蒙离开首都自保，他的职业与个人前程无法不受到影响，他的生活也日益拮据，只得回老家韬光养晦。
他回去后买了几个油水很足的官职，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伊莎贝尔，她是波尔多高等法院“戴臼形圆帽的庭长”[5]的千金。岳父逝世后，萨洛蒙继任了这个职务，这下子保证他有了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和收入。
有一部书《历史与文学杂记》，出版于17世纪，对他、他的祖先和他落户原籍后的所作所为有详细的描述。作者唐·博纳旺蒂尔·达尔贡，跟当时其他纪年史家不同，他对那位院士不抱敌视态度。他主要告诉我们他的家庭出身于威尼斯。甚至还列出了他的家谱，从“弗朗索瓦—亨利·德·萨洛蒙”上溯到一个名叫马可·德·萨洛蒙的祖先，“贵族人家”，马可到波尔多当密使，在那里落地生根，成为望族。
有一个罗马贵族家庭，叫“萨洛蒙”“萨拉蒙”或“萨拉莫尼”的，确实在威尼斯住过，直至18世纪末；这个家庭好像来自地中海东岸国家或西西里岛，还可能有犹太血统。至于维勒拉德这个名字，是从波尔多格拉夫葡萄园地中心的一个村子来的；院士的父母在那里拥有一些土地。
他是威尼斯族裔的看法好像是牵强附会加上去的，德国大作家恩斯特·冯·萨洛蒙在他1951年出版、书名叫《问题》的自传中，叙述了他因自己的姓氏而遭遇的种种困难。“《贵族谱》，这是贵族给自己修的一部家谱定本，每个家族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系谱树，以及一切已知的分支，它就是不知道怎样来划分我们的家族。这里面谈到一个神秘的威尼斯贵族，从历史的黑夜里冷不防冒了出来，作为这家人的始祖，然后又消失得不知去向。”
作者对这则语焉不详的传说兴高采烈揶揄了一番，认为他自己漂泊无定的天性可能就是出自这位流浪者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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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亨利·萨洛蒙·德·维勒拉德，从此在他的城市定居下来，拥有贵族的头衔与文人的名望，试图在他周围建立一个类似研究自然科学的学院，但是从事的课题则有点奇怪。18世纪的一份资料说到1664年在波尔多“萨洛蒙先生府上建立了一个物理学家与化学家协会。萨洛蒙先生是这届议会的‘戴臼形圆帽的庭长’，四十位法兰西学院院士之一。这些学者遵循的是友谊与竞争精神，对自然科学进行不懈的研究；他们还解剖动物小脑和鱼类。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篇论文，完全凭想象把一个人的胎儿改变成一只猴子的胎儿……这篇文章受到极端严厉的批评。论文与批评文章都已付印，但这也是这个协会留下的仅有资料”。
这把椅子的第三任座上客，好像只回过巴黎一次而已。那是在1667年。他首先去了塞吉耶公馆，同仁都苦于见不到他，非常殷勤地接待他，还临场请他当会议主席。他草草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三年后，大家听到他的死讯，毫不耽搁马上指定他的继任者。
这次选上的人在那时来说正处在盛年，他三十五岁，作为剧作家大名远扬。他在入选演说中认为没有必要纪念他的前任，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不屑一提，仿佛要把这段令人难堪的插曲尽快翻过去。
法兰西学院历史上的不幸插曲！这把椅子第三位座上客阴错阳差的命运！显然这个人年纪轻轻，尤其是什么作品都不曾写过，实在是不应该被选上的：既缺乏正当的理由，又是出于对保护人溜须拍马的官僚作风，也因轻率和缺少经验。这次选错了人令人惋惜，大家责怪那个不幸的波尔多人，然而犯错误的并不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