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olas Bourbon，约1574—1644）：
只爱用拉丁语写作的不朽者
议事司铎[2]尼古拉·波旁是坐上这把椅子的第二人，他作为拉丁语诗人甚受器重，但是用法语写作则逊色不少。当时就有一位纪年史作者写下这句笑话：“波旁努斯[3]，奥拉托利会神父，只懂拉丁语，然而却因会写拉丁诗而成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当时最杰出的院士让—路易·盖·德·巴尔扎克也有同感，立刻给让·沙普兰写了一封信，对“这个可笑的选举”恣意嘲笑：
“先生，
他们选出了我们的新同仁，您觉得怎样？我不久前刚与他和好。您认为他会对学院作出重大贡献吗？他在与你们诸位先生一起开拓法语推广工作方面会是个适当的人选吗？我从前曾把他的一些法语书信给你们看过，写得像远古时代的英雄祭祀歌。如果您相信旧小说中那些不伦不类的糟粕，是法国语言的重大财富，那他确实有东西可以塞满卢浮宫、军械库、巴士底狱……”
这样重炮轰击也事出有因。首先要说一说巴尔扎克。今日单用这个姓氏来称呼他，好像不大妥当，会与《人间喜剧》的作者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混淆不清。但是在17和18世纪，甚至19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间，说到“巴尔扎克”而不加其他说明，指的就是这位让—路易·盖·德·巴尔扎克，书信作家、政论家，从事法语散文的现代化工作。他在黎塞留和路易十三时代的文学界赫赫有名，当法兰西学院成立时，大家认为他的参加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他比巴尔丹还要显得冷淡。由于他的地位，当然不会把他召到佩尔韦公馆来面谈，这会让他感到有辱身份。大家决定不等待他的同意就立即宣布他坐第二十八号坐席。他听到这项决定，不说是，也不说不，勉强算接受加入。上面提到的那封信显出他的思想状况，他称呼尼古拉·波旁是“我们的新同仁”，但是当他提到文社的活动时，他用“你们诸位先生”，而不用“我们”。当他嘲弄这位新入选的院士时，怀疑他“对我们的语言开拓工作”有什么用，还有意指出自己已经与他和好如初，要像跟一位同仁一样一起工作。
这个和解形式大于内容，就像那封信所说的那样，纠结还是存在，这也可能解释了评论过于严厉的原因。
这两人争吵的细节不必深究，但是再说上几句也不算多余。
巴尔扎克曾经是波旁的学生，比他小二十三岁。他们两人彼此尊敬，学生感激老师给了他许多帮助，老师也把他看作一位得意门生。但是“一件文学上的意外事件”给他们两人的关系蒙上了阴影。
1627年，巴黎出版了一部论战作品，引起极大反响。书名《菲拉尔克给阿里斯特的信——议论法国雄辩术》，里面把盖·德·巴尔扎克当作靶子，说他的文章装腔作势，言外之意还暗指他猥亵和不诚实。作者用菲拉尔克这个假名作为掩护，其实是让·古吕，斐扬修女会的会长。
争吵得最厉害时，巴尔扎克满心欢喜地接到尼古拉·波旁一封签名长信——更确切地说，是拉丁名字尼古拉乌斯·波旁努斯的信——他认为他的一切观点都是正确的，对菲拉尔克的论点则逐一驳斥。
从收信人的角度来看，这封信唯有一个缺点，就是通信人恳求对这封信保密；可以给少数几位密友阅读，但是绝对不可以公开。这场争论闹得不可开交，巴尔扎克被迫离开巴黎，迁到夏朗德河边居住，在昂古莱姆附近，那地方就叫巴尔扎克，他在那里有一个庄园。身处绝望之中，他迫切需要有人支持。波旁是奥尔良和朗格勒的议事司铎，以及上一世纪由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建立的皇家名校的教师，其支持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经过一番犹豫后，他决定把这封信印刷分发。老师好似挨了当头一棒，恨个不已，说到背叛、不讲信义、无耻；学生则责怪他懦弱好欺。
这封信一经发表，使书写者处于微妙的境地。因为波旁属于奥拉托利会，他站在一个世俗者的立场去攻击一个有神职的人，而且还是另一个教派的会长，这在教会内部引发重大争议。老师为了让自己的立场取得人们谅解，对从前的学生大发雷霆，接连发表三篇作品，火气之大着实少有——这些当然都还是用拉丁语写成的。
这件事使小小的文学界震荡了一阵子，巴尔扎克的处理不当受到指责。但是许多人认为波旁也为自己的两面派行为付出了代价。熟识他的人都表示他会根据当面对话者的身份，摆出好几副面孔，有好几种看法。佩利松在他的《历史》一书中，一句话把他定了死罪：“他通情达理，懂得在作者面前对他们的作品赞不绝口。”
这个看法可能出自有关他的一则广泛流传的逸事，在当时的纪年史中都有所记载。
黎塞留喜欢舞文弄墨，留下好几部关于宗教、政治和历史方面的作品，还用拉丁语写过一部自鸣得意的小册子。他要求一名亲信在名重一时的拉丁语专家尼古拉·波旁面前朗读，征询他的意见。为了求得一个诚恳的看法，红衣主教禁止使者透露作者的真实身份。
波旁听完全文，作出如下判决：“这是传道师的拉丁语。”这在一位议事司铎的嘴里，无疑是在说“大厨师的拉丁语”。红衣主教听到如实汇报后，为了掩盖失望之情，假装同意这个看法，说这条评语是中肯的，因为文章确是从一位传教士的作品中抄袭的。可是又据纪年史说，“那一年国王给波旁的津贴没有支付；一个人要遵从理性、舍弃尊严，确属难事。”
这个意外事件，再加上跟盖·德·巴尔扎克闹得不欢而散，无疑解释了尼古拉·波旁为何做人小心翼翼。他在同时代人尤其是同仁的心目中确实留下了这样的名声。佩利松跟他没有直接交往，却对他留有不良印象。“有人对我说，他有时候颇为多心，自以为受到人家的侮辱而耿耿于怀。”这位历史学家还说，他听到好多人说他过于看重物质利益。“虽则死后在他的箱子里发现一万四五千里弗尔现金，他生前好像还是十分害怕穷困，这可能是担心老来无依引起的。”
用“担心老来无依”解释这一切，或许还不如实事求是地说议事司铎吝啬、刻毒、性格阴暗？当入选法兰西学院，他六十三岁——已经是一位老人；以前还没有这样高龄的人当选呢。
不合情理的是，所有提到他名字的作品都称他是“小波旁”，这是为了与他的叔祖“老”尼古拉·波旁相区别。他的叔祖同样也是新拉丁语[4]诗人，在上一世纪享有盛名，著名画家汉斯·荷尔拜因还给他画了一幅美丽的肖像画。
至于院士本人，我们不知道他相貌如何。至今还留下来的几处描写，只是非常简略地提到他的外形。“他又高又瘦，嗜好美酒”，跟他熟识的一个人这么说；接着又加上一句，正因为这件事使他更爱拉丁语，“因为当他阅读法语诗歌时，就像在喝清水”。
这是个奇怪的看法，但这话千真万确。大家甚至有这样的印象，它忠实地反映了这把椅子的第二任主人周围的文化氛围，这是对新“时尚”的一种揶揄，这种时尚是偏要用大众法语来表述历来用拉丁语表述的事物。从那时起，大家明白有些人讪笑，是因为在一个以保护与推广法语为宗旨的机构里，“波旁努斯”实在没有可以发挥其特长的位子。
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热情地运用可敬的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语言。他流传至今的作品中有一首长诗，写于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的第二天，拉丁语版与法语译文同时发表，篇名为《诅咒令人发指的弑君者》。波旁在诗中大骂那个暗杀者拉瓦亚克。
让足以溶化铅块的沸油
慢慢浇在你开膛破腹的身上！
让四匹马无情地把你分尸，
使你可恶的肢体粉身碎骨！
让愤恨的老百姓
拖着你血淋淋的骸骨和断裂的屁股游街！
这种语言暴力却是奇怪地表露了人们信仰上的一种极大克制。在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给新教徒带来礼拜自由，终于结束宗教战争的那位国王，竟然被一个自称信奉基督教的极端分子杀害了；他对这样的一件事实在感到无法容忍。此外，波旁终其一生，不断地怒骂“那些拿着他们的宗教做文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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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来往密切的朋友，都谈到“他几乎一直受失眠的折磨”，稍有事便会使他夜不成眠。如果要请他赴宴，必须在当天通知，因为若提前一天关照他，他就会整夜目不交睫。这变成他的一种疾患、一种苦刑、一种时时刻刻摆脱不了的心病。他去世时，他的一位好友在坟前写了一首墓志铭，其中让他舒口气大声说：“我终于睡了！”
尼古拉·波旁出生于香槟区，1644年8月6日病逝于巴黎，享年七十岁。为了填补他这个位子，院士们决定这次选一个年轻人，但是他们的选择结果引起更强烈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