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教授打开球形吸顶灯，朝周围看了一眼。随后打开实验长桌上的反光灯，穿上白大褂，拿起工具，开始在桌上叮叮当当地做实验……
一九二八年运行于莫斯科的三万辆机动车中，有许多都曾驶过赫尔岑街沙沙作响的木砖路面。每隔一分钟，就有一辆16路、22路、48路或者53路电车从赫尔岑街往青苔街隆隆驶去。实验室的厚玻璃不时映出各色火花的反光。远远可以看见教堂黑魆魆沉甸甸的圆顶旁，高挂着朦胧而又苍白的月牙。
但不论月牙，还是春天莫斯科街上的隆隆车声，都不能引起佩尔西科夫教授的兴趣。他坐在一张三条腿的转凳上，正用被烟熏黄的手指转动“蔡司”高级显微镜的旋钮。显微镜里放着新鲜变形虫没有上色的普通切片。当佩尔西科夫把放大倍数从5000调向10000时，门稍稍打开，伸进一部尖尖的络腮胡子和一张皮胸围，助手招呼说：
“弗拉基米尔·伊帕季耶维奇，我显示了肠系膜，不想看看？”
佩尔西科夫倏地从转凳上下来，撇下调了一半的旋钮，手里慢悠悠地转着一支烟，走进助手实验室。那里的玻璃桌上，一只半死的，因为恐惧和疼痛失去知觉的青蛙，四肢被钉在软木支架上，云母般透明的内脏，从血迹斑斑的肚子中拉到了显微镜下。
“好极了。”佩尔西科夫说，把一只眼睛凑到显微镜的目镜上。
显然，在青蛙的肠系膜上可以看到十分有趣的现象：纵横交错的血管里奔流着鲜活的血球。佩尔西科夫忘了自己的变形虫，和伊凡诺夫轮流在显微镜里观察了一个半小时。两位学者不时高兴地交谈几句，但那不是常人能懂的。
终于，佩尔西科夫离开显微镜，说：
“血液凝固，毫无办法。”
青蛙艰难地动了动脑袋，它渐渐暗淡的眼睛分明在说：“你们都是坏蛋，嘿……”
佩尔西科夫站起来，活动活动麻木的腿脚，回到自己实验室，打了个哈欠，用手指揉揉永远肿胀的眼皮，坐到转凳上，往显微镜里看了一眼，他把手指搭到旋钮上，已经准备转动旋钮，却没转动。佩尔西科夫的右眼看到一圈淡淡的白光，里面有几片模糊而又苍白的变形虫切片，光圈中间有一道仿佛女人鬈发似的彩色涡形光。这片涡形光，佩尔西科夫本人也好，他的几百名学生也好，都见过无数次了，谁也没注意它，也没必要注意它。彩光只会妨碍观察，表明切片不在焦点上，因此谁见了都会毫不留情地一转旋钮把它抹掉，使白光均匀地撒在底盘上。动物学家的纤指已经紧紧握住旋钮，却又猛地一抖，松开了。原因是佩尔西科夫的右眼。他突然警觉，内心充满惊讶，甚至不安。不是庸才坐在显微镜前。不，坐在显微镜前的是佩尔西科夫教授！他的全部精力，全部思想统统集中在右眼上。约莫有五分钟，在一片死寂里，最高级的生物观察着最低级的生物，苦苦琢磨不在焦点上的切片。周围静悄悄的。潘克拉特已经在前厅自己的房间里睡了。只有一次，远远传来柜子玻璃悦耳而又温柔的震颤声——伊凡诺夫临走锁了自己的实验室。接着大门在他身后一阵呻吟。随后响起教授的声音。真不知道他在问谁。
“怎么回事？莫名其妙……”
一辆夜行卡车驶过赫尔岑街，震动了研究所古老的墙壁。桌上放镊子的玻璃杯当地一响。教授脸色煞白，赶紧用手遮住显微镜，就像母亲保护遇险的孩子。现在佩尔西科夫绝对不会转动旋钮，噢，不，他甚至害怕什么外力，会把他看到的现象逐出他的视野。
明丽的早晨，一缕金色的阳光把研究所奶油色的门廊分成两半。直到这时教授方才撇下显微镜，迈着麻木的双腿走到窗前。他伸出颤抖的手指按下电钮，黑色的窗帘随之严严实实地遮住晨光。科学钟爱的英明的夜晚重又降临实验室。脸色蜡黄、精神振奋的佩尔西科夫叉开双脚，用泪汪汪的眼睛盯着镶木地板，自言自语：
“怎么会是这样？要知道，这太可怕！……这太可怕，先生们。”他对饲养箱里的蛤蟆一迭连声地重复，但蛤蟆都在睡觉，什么也没回答。
他沉默片刻，重又走近电钮，卷上窗帘，关了所有的灯，又朝显微镜里看了一眼。他的脸顿时变得十分紧张，黄色的浓眉拧紧了。
“嗯，嗯，”他嘟哝说，“没有了。我懂。我想一想，”他拉长声音回答，欣喜地望着头顶上方熄灭的球形灯，“这很简单。”
他重又放下咝咝作响的窗帘，重又打开球形灯，又朝显微镜里看了一眼，高兴而又似乎凶恶地咧嘴笑了。
“我能逮住它，”他竖起一根手指，得意而又傲慢地说，“我能逮住它。也许还能在阳光下逮住它。”
窗帘重又卷上。现在太阳已经露出地平线，瞧，它照亮研究所的墙壁，斜射在赫尔岑街木砖路面上。教授望着窗户，想象着下午太阳将在哪里。他忽而离开窗口，忽而走近窗口，轻快地舞动双脚，最后干脆肚子贴住了窗台。
他立即动手进行一项重要而又神秘的工作。先用玻璃罩罩住显微镜，再在喷灯蓝色的火焰上化开一块火漆，把玻璃罩下沿粘在桌上，又在火漆上按了拇指指纹。随后他关掉喷灯，走出实验室，碰上了英国门锁。
研究所走廊里半明半暗。教授摸到潘克拉特的房门口，徒劳地在门上敲了好久。终于，门后响起仿佛拴链子的狗的呼噜声、吐痰声和牛的哞哞声。潘克拉特穿着条子内裤，裤脚口扎着绳子，出现在晨光中。他的眼睛惊恐地盯住学者，嘴巴轻轻打着哈欠。
“潘克拉特，”教授从镜架上方看着他说，“对不起，我把你叫醒了。是这么回事，朋友，今天上午别去我的实验室。那里有项实验没做完，不能动。懂吗？”
“呜——呜——呜，懂——懂——懂了。”潘克拉特回答，其实什么也没懂。他还是站不稳，直打哈欠。
“不，我说你醒醒，潘克拉特，”动物学家说，用手指轻轻戳着潘克拉特的肋骨。后者猛地一惊，眼里终于露出些许清醒的神色。“我把实验室锁了，”佩尔西科夫接着说，“我来以前不用打扫。懂吗？”
“好。”潘克拉特沙哑地说。
“行，睡觉去。”
潘克拉特一转身，在门后消失，旋即倒下便睡。教授在前厅穿衣服。他穿上灰色的夏季大衣，戴上软礼帽，随后想起显微镜里的景象，眼睛盯住自己的套鞋，看了好几秒，像是第一次看见套鞋。随后穿上左脚的套鞋，又想在左脚套鞋上穿上右脚的套鞋，但怎么也穿不上。
“多诡异的巧合，他把我叫去了，”学者自言自语，“要不，我还不会发现。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某种鬼才知道的玩意！……”
教授冷冷一笑，眯起眼睛瞄着两只套鞋，脱下左脚的套鞋，穿上右脚的套鞋。“我的上帝！甚至没法想象全部后果……”左脚的套鞋穿不到右脚的套鞋上，教授火了，鄙夷地把它往边上一塞，穿着一只套鞋朝门口走去。这时他掉了手帕，径直走出前厅，碰上沉重的大门。在台阶上，他久久地在口袋里寻找火柴，拍打身体两侧，找到后，朝街上走去，嘴里衔着没点燃的香烟。
直到教堂，学者都没看见一个人影。他抬头，猛地盯住了教堂的金色圆顶。太阳正从一边甜蜜地舔它。
“怎么以前我没看见这个圆顶？巧合？……去你的，傻瓜。”教授低下头，发现两只脚穿得不一样，沉思起来，“嗯……怎么办？回去找潘克拉特？不，你叫不醒他。讨厌的套鞋。扔掉又可惜。拿着吧。”他脱下套鞋，厌恶地提在手里。
从普列奇斯坚卡开来一辆老旧的轿车，车上三个人。两个喝醉的男子和一个坐在他们腿上、穿着一九二八年风行的真丝宽松裤的浓妆女人。
“喂，老爷子！”她用沙哑的低音喊，“你怎么把另一只套鞋换酒喝了！”
“瞧，老头儿在‘阿里卡扎尔’喝多了。”左面的醉鬼高叫。右面那个把头探出轿车，大声问：
“老爷子，怎么，伏尔洪街的酒店开着？我们去那儿！”
教授从镜架上方严厉地看了看他们，吐掉嘴上的香烟，旋即忘了他们。这时，普列奇坚卡林荫道上已经透出缕缕晨曦，基督教堂的圆顶熠熠生辉。太阳升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