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朴们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德国人说判断力动用的是统觉，由此看来，孙朴们的统觉需要更新。历史上有很多人为了更新全人类的统觉而奉献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下场也很不一样，有的封神，有的自尽。但从结果来看，他们当中并没有哪个人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刘去华和孙朴就不会在这个问题或任何其他问题上有什么分歧了。可以说，是统觉的不同维护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但一个社会想要正常地运转只靠多样性是不行的，还要有秩序。这二者无疑是矛盾的。人类社会雄伟的摩天大楼就建立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正如数学家曾经试图建立的那座数学的摩天大楼。保守派总觉得常识必须保卫，而摩登的那些人则一直想要攻陷他们固若金汤的堡垒。有时史官称他们先驱，有时则称他们祸端。刘去华当前的处境，被称为先驱是不太可能的，被称为祸端应该不存在争议。如果说祸端和先驱有什么相同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同样令人好奇。刘去华不知道，就在他焚烧自己手稿的时候，很多原本从未听说过他名字的人，因为被铺天盖地的关于他的丑闻吸引，纷纷涌进书店，购买他的作品。一时间，刘去华的作品竟然呈现出洛阳纸贵的面貌，只不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左泰冲是不一样的。
第二天刘去华也没有去上班，第三天也没有去。他只是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地盯着天花板，因自怨自艾而唉声叹气，间或想想《墙上的斑点》。他本就是个悲观主义者，遇到了如此剧痛的挫折，悲观更甚。他曾经听别人说过，要想长寿就必须乐呵。那时他还年轻，还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近在咫尺是什么感受，也从来没有把养生当作一件应当引起重视的事。时过境迁，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死亡引起的恐惧同时袭上心头，令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焦虑、吸烟、肥胖、熬夜，四个因素，还偏偏凑不成五毒俱全。哦，对了，还有孤独，谁说凑不成？即使不产生自杀的念头，他也无需为漫长而没有意义的人生该怎样度过而殚精竭虑，因为他本身也活不了多久。从目的论的角度讲，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也许只是为了做那样一件惹人不高兴的事，事成之后就可以安息了。用电影里的台词来说，他曾以为人生会有更多。他有好些点子，他还有很多话想说，哪怕是会被别人骂得狗血淋头的傻话、蠢话。更何况现在他已知晓今是而昨非，他相信自己不会重蹈覆辙。一个人若是觉得自己还有未竟的事业留存于世，想必便无法释然撒手。武侠是他一直都想涉足的领域，还有科幻。侦探是他不喜欢的，他觉得那东西太通俗了。哦，不，他想起来了，小看别人的作品也是他的罪过之一，学生们在发言的时候说他来着。学生们都说了些什么？想不起来了，但在具体的语境下那些批评就会生动地展现在他的眼前，想忘都忘不了。神经生理学家说，这说明这段经历被大脑转化为长期记忆了。不一定能主动想起来，但绝对不能被主动遗忘。
他记得，一个学生站起来说，你在作品中多次嘲笑通俗文学作品和作家，你认为自己比他们高明吗？你贬低同行和你杀死女主角的做法似乎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我是否可以将其理解为贵族化的歧视倾向？还有，我想知道，同样是追求荣华富贵，她出卖色相而你出卖才华，这两者之间是否有高下的区别？如果有，这个标准是谁规定的，又存不存在商榷、甚至迭代的余地？
刘去华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回答她的，他只记得那个女学生长得很好看。对了，女学生还说，现在有不少人认为你只是一个有点文化的男权主义者，对此你作何评论？首先留意到对方的性别及性征，在女权主义者看来，不需要其他的证据，这个人已经可以定义为男权主义者了。如果说人类历史有什么发展轨迹的话，那就是歧视在不断地瓦解。平权就像是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似的，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刘去华觉得自己是有良心的人。虽然谈不到社会的良心，但作为一个人他是有良心的。就是这样一个有良心的人，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男权的卫道士，这是他从来也没有意识到的。某种程度上讲这次校园之行是很有收获的，如果不带感情色彩去看的话。他就像是进了一趟德尔菲神庙，充分领会到了“认识你自己”这几个字的含义。但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是没有办法抛开感情就事论事的。正因为他首先是一个性情中人，所以才会对武侠如此着迷，甚至超过科幻。
如果今天就死掉，哪件事最遗憾？不能侍奉双亲，当然死不瞑目，这不消多说。据说哺乳期的妇女平均要分泌四百斤**，才能担负起养育新生儿的重任。他死了，父母就成了失独老人，人生就变了一番模样。他不愿想下去，这个话题过分沉重了。还有呢，还有什么特别遗憾的，没有轰轰烈烈地爱一场算吗？啧啧，不算，因为爱过，不仅轰轰烈烈，也不仅一次。他忽然一激灵，想到，书中人的死，和现实中姻缘的离析，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她们全都离开了他，他才要在文字的世界中找回某种心理上的补偿？美国人说，忘掉一个女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变成文学。刘去华的做法更加极端，他干脆在文学里面杀掉了她们。他想，这样不行，下一次我要让她活着。
他反驳来着。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他反驳那个女学生来着，他并不因此而感到自豪，这是他此时此刻的体会。没什么可自豪的，因为所谓反驳也不过是诡辩，是他从普罗泰戈拉那里学来的伎俩。他说，他并不追求荣华富贵，他追求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女学生听了不禁冷笑，说靠剪彩和走穴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吗？你还真是个戏精。台下的学生哄堂大笑，起哄的有之，吹哨的有之，做手势的有之，骂骂咧咧的有之。他觉得当时自己肯定脸红了。用李义山的话说，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刘去华不得不承认，这些一直以来被他下看的古老说法，真的有历久弥新的成分。看来，利玛窦和他一样，都没能看出来其中蕴含的价值。革命已经过去，伦理学的箴言是应该重新引起重视的。只不过他已经力不从心了，这些事情只能交代后人了。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么一定会有人实现这个目标的。
但是，他不认为女学生说的每句话都是对的，比如对批判意识的批判。俄罗斯人崇敬批判的俄罗斯人，德国人崇敬批判的德国人，法国人崇敬批判的法国人，为什么女学生不能崇敬他？非但不崇敬，而且深恶痛绝，就好像他是十恶不赦的恶棍。李义山没有告诉他，这些人都是串通好的，是专门找来给他难看的。他有过告诉他的冲动，可是终究被理性压抑了。理性总是压抑的，它使人不能像猴子那样随心所欲。所谓诗意的栖居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不知道。命题是否成立都悬而未决，何况推论。另外，他又想，女学生是不是有避重就轻的嫌疑？他虽然没有明火执仗地说，他写的就是薛茂卿，但即使盲人摸象，这样一个声张正义的故事也终究值得肯定啊，其他些微的弊端都不能跟这个主题等量齐观。然而校园之行的全程，他一直都疲于应付各种让他感到如芒在背的问题，却没有一个和引起热议的“参考书”相关的问题，这实在不同寻常。
想起一句话，刘向传经心事违。他的做法和刘歆的做法，是有相似之处的。然而不同的是，刘歆自己能决定“传”写到什么程度为止，他却只能写“经”而不能写“传”，这就让他陷入了被动。可不是吗，他有今天，全拜李文饶所赐。功成名就是他，身败名裂也是他。如果不是他弄什么劳什子“句读”，刘去华的“诛心之论”也未必就会被人识破。若不被人识破，他又怎么会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若不成为焦点，又哪来这么多“可歌可泣”的读者跟他玩大家来找茬，弄得他焦头烂额、死的心都有了？说来说去，李文饶可真是居功至伟啊。
李文饶有自己的打算，这不奇怪。他对担任工部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一点兴趣也没有，他用脚后跟都想得到，入围决选的作品都是些什么题材。根据往年获奖作品的成色来看，今年只怕也不会有哪怕一部关心社会现实的作品出现。奖杯和奖金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传递着，这个很小的范围由有限的几位作家组成，而这有限的几位作家尽皆垂垂老矣，他们的思想——反映在作品中——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也许看不懂反而好些，看懂了就会大失所望，这是批评界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三届工部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李孟节，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钟情于描写“扁舟”，情节晦涩，对白冗长，人物神秘，思想玄奥，每每读来总让众评委昏昏欲睡，且自始至终搞不清他到底想表达什么。三届工部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薛陶臣，和李孟节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并不是到了创作生涯的后期才热衷于某个题材，而是从开始到现在一直热衷于一个题材，那就是性。他想成为大江健三郎，结果成了渡边淳一，一味地在通俗的路子上踟蹰前行，越写越离奇，越写越荒诞，简直成了志怪小说，夹杂色情成分。三届工部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刘司南，也许是被市场冷落得久了，耐不住寂寞了，后期的作品以改弦更张为宗旨，无节制地渲染物质世界的优长，人物处理草率，情节冗长拖沓，节奏感较差，倒是颇受青少年欢迎。又因为在市场上表现得比过去出色，渐渐成为了畅销书排行榜上的常客，并因此大受鼓舞，集中精力创作这一类型的作品。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工部文学奖又将在这几位候选人当中产生，这是李文饶之前的看法。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一部无人问津的作品引起了他的兴趣，而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对的，他从一摞光看封面都教人心烦意乱的作品中找到了这本也许只有他晓得实际上是在讲什么的书，并力排众议，把当地文学的最高奖颁发给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在评委讨论时给出的理由是，“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某种惊人的雷同”。这种“雷同”不是抄袭意义上的雷同，甚至不是“模仿”意义上的雷同，而是与第一流杰作在气质上的神似。当然这也可能是李文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给出的溢美之词，真相到底怎样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不管怎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刘去华不仅获奖，而且成为了工部文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其他人对这个结果没有表示异议，但李孟节显然有不同的看法。在作协主办的刊物上他撰文表示，距离自己上一次获奖已经过去了七年，今年的参赛作品是他历时四载才最终完成的，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评委会将奖项颁给他人让他不由得质疑他们的权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