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的文学活动及其对香港新文学的贡献
许地山（1893—1941），本名赞坤，笔名华生，生于台湾。甲午战后，台湾割让日本，即随父亲许南英内渡，寄居福建龙溪。20年代初从燕京大学毕业后，留校当了周作人的助教。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次年转入英国牛津大学，不久，回国后仍回燕京大学任教，后因与教务长司徒雷登有矛盾而被解职。1935年胡适到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时，对香港的大学和中学教育读经守旧、反对白话文的风气提出了批评，并建议香港大学应聘请对中西文化有精深造诣、懂闽粤方言及能够适应香港环境的学者，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胡适举荐了许地山。许地山遂于1935年9月来港任香港大学教授兼中文学院院长。
许地山在香港生活了六年，直到1941年辞世。他原是我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并连续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命命鸟》、《缀网劳蛛》等充满“异域情调”的小说。来香港后，他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新文学，并参照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对港大中文学院的教学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置了语言文学、史学和哲学三个系，充实了教学内容。作为一名学贯中西的教育家，许地山对包括中小学教育在内的香港的民族文化教育事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抗战开始后，许地山积极参加爱国抗日的各种社会活动。1936年11月，他与华南地区知名人士联合签名，响应北平文化界提出的“八项主张”，要求中国政府组织联合战线，一致抗日。1937年1月，他当选为香港中央文化协会主席。“七七”事变后，他到处奔波，发表演说和文章，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全民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12月初，他与郑振铎、林语堂等发起组织“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发表“保卫文化，完成救亡使命”的宣言。1938年7月，他在《大公报》发表了《忆芦沟桥》和《七七感言》的文章，控诉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1941年7月7日，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胡风等联名致函世界著名作家赛珍珠、斯诺、罗曼·罗兰，提倡正义的人道，反对暴力侵略。
作为“五四”一代著名作家，许地山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极为关注，1939年3月，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并担任会长，还主持了该会研究部的工作，主办“文艺讲习会”，并亲自授课，培养香港的青年文学人材。为了协调好内地南来作家和香港本土作家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文艺界的积极因素，努力去完成抗日救亡的使命。1940年4月，他在文协香港分会会员大会上与杨刚、乔木起草了以大会名义发的慰问前方抗敌将士的电讯稿，代表香港人民向前方将士们表示敬意。
许地山在香港除参与各种社会文化活动外、还积极从事新文学的创作。在居港的6年间，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主要作品有：小说《玉官》（载1939年2月至5月《大风》），《铁鱼的腮》（载1941年6月《新儿童》半月刊创刊号），《桃金娘》（载1941年7月《新儿童》）；剧本《女国士》（载1938年11月《大公报·文艺》）。他还写了许多杂文，发表在《大公报》、《大风》等报刊，后来辑入《杂感集》。
《玉官》是许地山唯一的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共十章，以一位普通妇女玉官的一段坎坷经历，提出对人生价值的新认识。玉官丈夫早逝，她决不改嫁，而以一个寡妇之身，苦苦拉扯着儿子，希望孩子将来能有个出息，得到一官半职。儿子在她的抚养下，终于学业有成，留学回来果然谋得一个小官职。为此，她要求儿子去向政府为她请示一个旌表节妇的匾额。孩子没能满足她的要求，加上她与儿媳之间又常有龃龉，使她陷入痛苦的心境。“她回想自守寡以来，所有的行为是为儿子的成功，归根，还是自私的……目前的痛苦是以前种下的自然结果。”无奈之下，她只好回到家乡的小学担任校长，以热情的工作和不计私利的品行，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誉。这时，她开始反思自己在过去所做的一切，认识到“从前她的错误就在于贪图报酬，而所得的只是失望和苦恼，她现在才知道，不求报酬的工作，才是有价值的，大众若是得着利益，就是她的荣耀了”。无疑，玉官的形象所展示的，是许地山要表达的那种高度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这可以说也是许地山的一种新人生观。
许地山一直被当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家中最富宗教气息的一位，他善于将宗教思想溶入作品之中。在《玉官》中，许地山仍然留有一定的宗教意识，但与他更早期在内地写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和《缀网劳蛛》相比，似乎开始脱出宗教唯心主义的樊篱，而从新的角度，即是将宗教精神与中国传统的德行观念进行了一种尝试性的融合。尽管这种融合仍然不免地要流露出某些消极的天意观念，然而作品所展示出来的人生思考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并具有一定的积极因素。当然，在这样一篇时间跨度很大的作品中，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尚未达到相应的高度，某些地方未免夸大其词，这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玉宫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有所减损的。
《铁鱼的腮》是许地山颇为独特的一篇小说。这篇作品毅然摆脱他以往小说中的宗教氛围，而以极大的热情去塑造一位年已古稀的兵器科学家雷先生的形象。雷先生在乱世之时，不坠青云之志，居然在家里设计、试制了一艘可以潜在水下数日而不上浮，并能辐射过许多神奇的“游目”的具特殊性能的新型潜水艇。然而，他的发明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有人支持他的工作。最后，雷先生居住的城市陷落了，他在逃难时连人带潜水艇一起沉入海底。这篇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将主人公雷先生的遭遇刻画得细致而坚实。作家借雷先生的话说，“现在当局的许多是无勇无谋，贪权好利的一流人物，不做石敬瑭献十六州，已经可以被人称为爱国了”，以此表现了“别人是所学非所用，雷先生却所学无所用”的不幸的遭遇。这篇小说发表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颇具时代感的作品。郁达夫在他主编的新加坡《华侨周报》转载了这篇小说，并指出：“像这样坚实细致的小说，不但是在中国小说界不可多得，就是求之干1940年的英美短篇小说界，也很少有可以和它比并的作品。”
剧本《女国士》取材于《新唐书》，同时根据元杂剧《薛仁贵荣归故里》改编而成。作品描写唐朝建立不久，遭到高丽入侵，薛仁贵之妻柳迎春劝夫从军打击入侵者的故事。剧本着力刻画了深明爱国大义的柳迎春的形象。剧终时薛仁贵对柳迎春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嫂真是一个贤明的女国士；若是个个女子都像你一样，国家就没有被侵略的时候，天下就太平了。”这是一部借古喻今的作品，生动而亢满谐趣，表现下作家借女国士的形象来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以共同抗日的思想。这部作品与许地山的《玉官》、《凶手》、《桃金娘》等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塑造了善良而优美的女性形象，表露了作家反叛旧传统的意识。
《萤灯》和《桃金娘》都是童话。《桃金娘》刻画了不同性格的两位少女的形象。聪明而漂亮的金娘热爱劳动，赢得了全村民众的爱戴；而银姑则依仗父亲的努力，不会劳动而满腹狐疑，充满嫉妒，受到人们的唾弃。作者借助这两个不同的形象对比，揭露了民族心理中的某些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中就包含着“嫉妒”，许地山在香港曾经发表一篇文章《青年对青年讲话》，就指出“嫉妒”是亡国民族的劣根性之一。许地山认为，没落民族的人总是要“很在意”那些比他好的人，总是希望别人什么都不如他。这种“专会对别人算账”的人，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于民族于国家都是有害的。
许地山于1941年7月发表长篇论文《国粹与国学》，斥责学术界的国粹派。7月29日，他视察了华侨中小学教师暑期讨论会，回家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于8月4日不幸逝世。
许地山逝世后，社会各界举行了盛大的告别仪式和追悼会。香港的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的悼念文章，对他在开拓中国新文学方面所作的功绩作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他的逝世，不仅是香港文坛，而且是香港抗日救亡运动的重大损失。
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
茅盾（1896—1981），本名沈雁冰，原籍浙江桐乡县乌镇。队1938年起，他在香港有过三次较长时间的停留，第一次是1938年2月底至1938年12月底，第二次是1941年3月至1942年1月，第三次是1946年4月至1949年12月。茅盾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创作，对香港文坛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而且也是他的创作活动的高潮期的主要部分。
抗战期间，茅盾在香港所作的两次逗留，第一次是在上海沦陷后，随内地作家南迁而携家眷来到香港；第二次是在新疆逗留一年多后，发现军阀已开始对文化人动干戈，便想方设法离开杀机四伏的新疆，在延安、重庆停留了数月之后，于“皖南事变”后再次来到香港。
茅盾在香港的这两个活动阶段，仍然以文学活动与创作为主。他把香港作为新文学的一个新的阵营，广泛开展文学活动，并以自己的创作实绩，为香港的抗日救亡文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抗日文艺活动呐喊助威
作为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和为上诲文化界救亡协会的主要成员，茅盾到香港后数日，于1938年3月12日晚，出席了中毕艺术协进会主办的座谈会，并发表演讲。在回答“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问题时，他说：
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是把我们的工作本来倒置了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向对不对？我们在创作方法上有没有深入而正确的理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伟大的作品迟早会产生——特别因为我们已经看见现今这伟大的时代，已经觉醒了不少的文艺天才，……因此，如果我们不精密而刻苦地检讨我们的工作方向，探究我们创作方法，而先来讨论“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产生”，那就本末倒置。……
关于作家的生活应是战斗的——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所谓战斗的，并非一定要上火线或天天在干群众运动之谓，一个人对真理忠实，对于自己忠实，做事一丝不苟，嫉恶如仇，见一不善必与之抗——用口或用笔，这就是战斗的生活。……
茅盾演讲后，会议还就“国防文学”、“公式主义”、“香港文艺作品的缺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茅盾后来还特地写信给《大众日报》，订正了会议记录者的颇多不尽确实之处。这封来信被看作是茅盾南来香港的第一篇文字记录。
1941年4月17日，茅盾第二次南来香港不久，就出席了《大公报·文艺》编者杨刚主持的”香港文艺界联欢会”，他在会上报告了抗战以来的文艺运动及论述了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茅盾指出，抗战文艺活动已不同于过去只限在一、二个都市里，而是普遍于全国；新的青年的文艺战士一天一天在增加；抗战文艺的群众基础扩大到士兵、农民和落后的工人分子了。而文艺形式问题，也由从前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到“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大众化，是指植根于现代中国人民大众生活，而为中国人民大众所熟悉所亲切的艺术形式，它既不排斥外来形式而主张吸收，消化以滋补自己，又不排斥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而主张批判地加以继承以光大之。
主持“言林”、《文艺阵地》和《笔谈》
1938年4月1日，《立报》在香港复刊，萨空了请茅盾出任该报副刊“言林”的主编。当时香港各报的副刊多是掌故、佚闻、神怪、武侠、香艳之类的文字，且思想保守。茅盾接办这个副刊后，主张“五花八门，雅俗共赏”，并保证有一长篇小说连载作为副刊的支柱。为此，茅盾自己创作了一部抗战题材的长篇《你往哪里跑》（后改名为《第一阶段的故事》）。此外，他还以“上水”、“仲方”、”微明”为笔名，在“言林”上发表了许多杂文时评。茅盾主持“言林”，一直到1938年12月20日离开香港赴新疆为止。“言林”面目的更新，受到香港读者的广泛好评，有人称为“这是香港《立报》对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中心’的香港的一项历史性的影响”。
茅盾第一次逗留香港期间，还主编下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6期的《文艺阵地》杂志。该刊继承了茅盾在内地主编过的《小说月报》的现实主义传统，重视抗战文艺创作和评论，并且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刊物发表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萧乾的《刘粹刚之死》，于逢的《溃退》，丘东平的《第七连》等作品，在创作实践上体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并存和统一。在《文艺阵地》的各期中，茅盾分别用“茅盾”、“微明”、“仲方”、“玄珠”、“玄”等笔名，写了许多杂文、书评，如《公式主义的克服》，《八月的感想》等。
《笔谈》半月刊是茅盾第二次来香港后着意开辟的“第二战线”。《笔谈》于1941年9月1日创刊，共出了8期。茅盾在创刊号的“征稿简约”中阐明该刊的宗旨，“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鉴于这样的编辑方针，《笔谈》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土，如柳亚子、郭沫若、胡风、以群、戈宝权、杨刚、袁水拍、徐特立、适夷、董必武、胡绳等。茅盾还以“明”、“来复”、“形天”、“叶明”、“何典”、“民”等十余个笔名，在《笔谈》上发表书评、杂志、随想、时事评论等。其中以“形天”笔名发表的连载掌故《客座杂忆》，介绍和评述了“五四”至大革命时期的事件和人物，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示了赞颂之情。
茅盾在主持了数个报刊的工作外，还热心于参加文化活动，扶植青年文学创作人材。1938年夏秋之间，陶行知从美国来香港，与吴涵真一起筹办中华业余学校，设政治、经济、文学、戏剧、新闻，外国语、实用科学等科，茅盾和楼适夷、林焕平担任文学科教师。除此之外，茅盾还为中华艺术协进会主办的“文艺研究班”主讲《现阶段的文艺运动》。鲁迅逝世后，茅盾应胡愈之、巴金的托付，四处奔走，为出版《鲁迅全集》进行各种联系工作，还出面请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写序言。1941年11月16日，他与柳亚子、邹韬奋等127人联名在《华商报》刊出《敬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初度》的文章，并出席了香港文化界举行的庆祝“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及五十九寿辰”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在会上作了演讲，强调“文化界团结的宝贵”，并认为“郭沫若之回国参加抗战；为民族统一战线重复形成之象征”。
创作《第一阶段的故事》和《腐蚀》等
《第一阶段的故事》是1938年茅盾在香港时，应《立报》负责人萨空了的请求“试写一个‘通俗形式’的长篇”，在《立报·言林》上连载的，历时8个月。最初连载时名为《你往哪里跑》。这部小说以“八·一三”凇沪抗战为背景，描写了抗战爆发到上海沦陷的四个月中人民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剧烈、复杂的变化。作品把视角对准几个工商业者及知识阶层家庭，刻画了他们对抗战的心态表现。小说中那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资本家何耀先，是个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物，他的女儿何家祺受父亲影响，毅然放弃了优裕的生活环境，投奔延安。而运输公司的陆和通则是个思想性格前后变化较大的人，由于民族救亡热情的感染，他参与了救亡工作，在斗争中不断战胜某些畏惧情绪，最终成为坚定的主战派。不过，评论界认为对于这个人物的刻画，在思想性格的展开上还嫌不够，形象欠丰满。应该说，小说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寡妇桂卿——程少奶奶，她原先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独女阿欢身上，而对自己的前程和命运已不存什么奢望。然而当阿欢成为日机炸弹下的冤魂，程少奶奶竟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上逐渐醒悟过来，加入了热血青年组成的投奔陕北的队伍。这部小说按原先的结构，头绪纷繁，人物众多，情节也复杂曲折，然而，由于茅盾要动身去新疆，便匆匆把它结束了，以致于整部作品在人物性格方面没能充分展开，茅盾后来在这部小说的新版的后记里，承认这部小说是写失败了：
失败在内容，也在形式。内容失败在哪里？在于书中只写了上海战争的若干形形色色，而这些又只是一个个画面似的，而全书则缺乏结构；在于书中虽亦提到过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既末深入，又且发展得不够的；最后，在于书中的人物几乎全是‘没有下落’的。撇开其他原故不谈，单是这几点，已经足使这一本书不大能为那时的香港读者所接受了。
1940年5月，茅盾从新疆冒险赴西安、延安等地，目睹了抗战局势和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后来，他以《如是我见我闻》为总标题，在香港《华商报·灯塔》的第1期至第29期连载。
1941年夏天，茅盾开始创作长篇日记体小说《腐饨》，并在邹韬奋主编的杂志《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皖南事变”前后陪都重庆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女特务赵惠明在风云激荡的时世中，拥有的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阳刚之气，又不乏其温柔和善感，是一个既像男子汉，又比“女人更女人”的漂亮女人。她出于对于前途的美好的憧憬，敢于反抗家庭而出走参加抗日战地服务工作，然而，由于阶级出身及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她又摆脱不了严重的利己主义者，爱好虚荣且不明大义。当她被恋人抛弃之后，又经受不住特务头子的威逼利诱，终于堕入特务组织的罗网，成为替反动统治效劳的走卒，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然而，在特务组织里她又因不是嫡系而受到排挤，甚至遭到特务头子的玩弄，从此精神上就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的苦闷之中。正在这时，她奉命用色情去勾引、软化过去的恋人小昭。她想救出小昭，而小昭则以对她的爱、信任和规劝，使她在黑暗中看到光明，产生了希望。直到小昭被害，失足后陷于苦恼、悔恨、不满的她才彻底地幡然醒悟，弃暗投明，并救出即将陷入魔掌的女学生N。通过赵惠明这个典型形象的刻画，使人们借助一位被腐蚀的青年的眼睛和心灵，去透视反动特务统治的黑暗。小说巧妙地以日记体的叙述形式，揭示了赵惠明复杂的内心世界，这确乎比其他的叙述形式更能细腻而深刻地把握住主人公的心理特征以及精神上的历程。茅盾在《腐蚀·后记》中说：“如果考虑到日记体裁的小说的特殊性，而对于赵惠明的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不作正面的理解，那么，便能看到这个自讼、自解嘲、自己辩护等等正是暴露了赵惠明的矛盾、个人主义、‘不明大义’和缺乏节操了。”正因如此，《腐蚀》被看作是茅盾的一部相当成功的作品，小说在杂志上连载完不久，上海华夏书店便出版了单行本，许多报刊载文称它是“当前政治有力的诤言”，是茅盾继30年代在上海创作《子夜》之后又完成的另一部长篇杰作。
茅盾第二次居港的9个月时间里，经历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和香港沦陷，与叶以群，廖沫沙等辗转避躲。直到1942年1月9日，才在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回到内地去。在这期间，茅盾先后写成了《劫后拾遗》、《生活之一页》、《回忆之一页》、《脱险杂记》、《虚惊》，《过封锁线》、《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等八篇文章，对这一段惊险的经历作了记录。这些作品还通过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香港社会，以及南来文人的处境，并且，对于沦陷后香港某些小市民的心态，也作了生动的刻画。
1941年，茅盾在香港创作了一批历史文化杂文。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仍沿着1935年的《速写与随笔》，1936的《印象·感想·回忆》的路线发展，“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因此，这些文章以议论或具尖锐性和针对性的杂文为主，思想立场鲜明而坚定，而在技巧上也注意谋篇布局，用字遣词，显示了他的深厚的艺术功力。
茅盾写的这些历史文化杂文大都刊登在《华商报·灯塔》、《笔谈》半月刊、《大众生活》周刊和《文艺阵地》杂志，有《孔夫子》、《再谈孔子及其他》、《“士”与“儒”之混协》、《中庸之道》、《国粹与扶箕的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从心不古》、《文化近事有感》、《奖励学术之道》、《诺言与头颅》、《倡提倡学术之类》、《谈一件历史公案》等。
茅盾的这一批历史文化杂文，主旨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端绪，讽谕当世政局世风。茅盾对中国古代文化，本来便有丰富的知识。他的这批历史文化杂文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思想，总的来说是反传统的，即便是评论时世，其内容大都表现出当时学界的争论动向。例如在《“士”与“儒”之混协》一文里，茅盾认为古之所谓士与儒，不同于今之所谓知识分子。“古之士，通常倒是指那些荷戈带甲的人们”：“而‘儒’者，‘蠕’也，言其能委宛曲折，应付人事”。他以此去论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颇具现代意味：“从孔子之素以‘超然’自命，进退在我这一点看来，他所指斥的‘小人儒’大概是卖身投靠，专一认定了一个王子那样的‘儒’。”“所谓‘士’者即为权门的豪奴，而所谓‘儒’者，亦不是权门的清客而已。”这些评述，在学术上也许是不甚严谨的，而作为文学来看，则颇具文采。
萧红的创作
萧红（1911—1942），本名张乃莹，曾用笔名悄吟。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由祖父抚养长大。念中学时阅读了大量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1930年为了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逃离家庭，开始过流浪生活。1932年秋在哈尔滨与萧军同居，开始走上文学道路。1933年，写出了《两个集》、《跋涉》、《看风筝》等短篇小说，1934年开始创作《生死场》，同年9月在青岛完成，10月与萧军经青岛到上海，认识了鲁迅。鲁迅特地为《生死场》作序。作品揭露了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带给东北农村深重的灾难，呼唤人们起来反抗。此书出版后在上海文坛引起不小的震动。1936年，萧红到日本养病。抗战开始后，她先后到过武汉、山西、西安，重庆，并于1940年1月和端木蕻良到达香港，目的为了躲避战乱，也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写作环境，同时也想借此摆脱感情和心灵上的困扰。同年2月5日，文协香港分会举行了欢迎他们二位到港的聚会，萧红在会上向与会者报告了重庆文化粮食恐慌的情形，希望留港的文化人能够加紧做些供应工作。
抵港初期，萧红参加了香港几所女校联合举办的“女学生与三八妇女节”座谈讨论。4月，她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会员身份，登记成为“文协香港分会”会员。文协香港分会于8月3日举行“鲁迅先生六十诞辰记念”晚会，萧红应邀创作了哑剧《民族魂鲁迅》。萧红说：“鲁迅先生一生，所涉至广，想用一个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不讲话的哑剧。所以，这里我取的处理的态度，是用鲁迅先生的冷静、沉定，来和他周遭世界的鬼祟跳嚣作个对比。”这部哑剧以象征性的独特构思，融汇了鲁迅作品中的众多形象，如孔乙己，阿 Q、祥林嫂及少年鲁迅等，剧情以实际和幻想各自参半的形式展开，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这部哑剧的原著到了同年10月，才在杨刚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和《学生界》发表，成为了中国现代戏剧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性的作品。
萧红在香港的生活，既贫困又孤寂，并且重病缠身，然而她以惊人的毅力，写作了短篇小说《后花园》、《北中国》、《小城三月》，以及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马伯乐》第一、二部。
《后花园》连载于1940年4月10日至4月25日的《大公报·文艺》及《学生界》，作品主要描写作家对她童年生活的回忆。《小城三月》发表于1941年7月《时代文学》第1卷第2期，是萧红生前创作的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再婚的寡妇翠姨爱上一个“不相干”的外甥，由于门户不对恋情自然无法玉成。结果翠姨被许配给一个又丑又瘦小的男人，就在即将举行婚礼之际，翠姨却因抑郁寡欢而香消玉殒。而那位外甥每逢提及翠姨时便会伤心落泪。“据萧红的堂弟妹说，《小城三月》中许多人和事都是真实的。萧红此时已体验到绝望和悲惨，便十分留恋地回忆起自己的青春，那些已经逝去的生活场景居然对她产生一种感情上的诱惑，使她以往认为可憎的人物，也变得有些可爱了，那大家庭的生活也变得有情趣，她后期对故家对亲人的怀念，同样是真诚的，这也是人的一种天性吧。”事实上，在萧红以往的小说中所出现的那个异常冷酷，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的父亲，以及凶狠、阴险的继母、伯父等人，在《小城三月》里却被抹上了一层脉脉温情的色彩，这可能是萧红当时的一个良好的愿望。
萧红在香港创作成就最大的作品，应当是《呼兰河传》。这部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语言，扣人心弦的情节，朴实而生动地述说了自己的童年，展示那个单调而缺少生气的故乡小城——呼兰河小城的风貌。东北农村中种种丑恶的陋习，愚昧的迷信行为以及传统的习惯势力，扼杀了生机勃勃的青少年的身心，而当这些惨剧发生时，人们的心却显得那样冷漠。这些情形在小说中得到了冷峻的剖析。小说的父亲，就是根据萧红父亲的原型而塑造的，他的贪婪而丧失人性，使得作者把他当成一个对立阶级的代表人物来处理。从小说本身看，没有主角，也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和情节线索，因而每章几乎可独立成篇。然而，作者的艺术功力就在于，能够将一个个零碎的片断，以“含泪的微笑”的感情和直面惨淡人生的严肃思考的态度，连缀成一幅具有内在联系的东北小城的风情画。在结构上取得了统一性的和谐。作者甚至把短篇小说《后花园》中的磨官冯歪嘴的形象，也搬进了《呼兰河传》的第七章里。这个“生命力最强”的人物，是萧红童年记忆里最热爱、而笔下最“光明”的一个描写对象。因此有人以为“这个短篇，究竟是《呼兰河传》的试笔练习，还是修订重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研究课题”。
1946年，茅盾为《呼兰河传》撰写序言，认为这部小说有“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些轻松之感，然而愈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可是，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也仍然不使你炫惑。”茅盾的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
继《呼兰河传》之后，萧红又创作了《马伯乐》第一部和第二部。她在重病缠身、体质十分虚弱的情况下投入创作，1940年6月24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中说：“我来到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1941年1月，《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由1941年2月出版的＜时代批评）第62期开始连载。
《马伯乐》是萧红生前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描写了马伯乐在抗战前夕为躲避战乱，携家眷从青岛逃到上海，又辗转松江、南京最后抵达汉口。马伯乐是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形象，胆小而怯懦，灵魂空虚，缺乏理想。一遇险情便六神无主，而危机一过，却又忘乎所以。逃难到汉口后，竟不顾自己是有家室的人，还想入非非地想同自幼认识而今在汉口邂逅的王小姐谈恋爱。小说的风格属于辛辣的讽刺意味，马伯乐是作者塑造的一个相当成功的形象，遗憾的是这部小说的第二部未能写完。因此刘以鬯在《萧红的〈马伯乐〉续稿》一文中认为，“青岛、上海、汉口与重庆，都是萧红熟悉的大城。萧红以这四座大城作为《马伯乐》一书的背景，是可以满意地表现出抗战前夕与抗战期间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如果萧红能够将《马伯乐》下篇也写出的话，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必定会对这部意义深长的讽刺予以较高的评价。”
1941年春，萧红病重，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茅盾、巴人、杨刚等都去看望她，端木蕻良和骆宾基更是在病房陪伴，悉心照料。然而，萧红终以喉瘤炎、肺病并发而不治，于1942年1月24日去世。萧红离世之际，香港刚刚沦入日军之手。
端木蕻良的创作
端木蕻良（1912—1996），原名曹京平，原籍辽宁昌图县。曾在天津念中学，“九·一八”后，积极投身学生运动，被学校除名。1932年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北平左联机关刊物《科学新闻》。1933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在上海创作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八·一三”事变后去武汉，不久后又到山西、重庆等地任大学教授，并写了《风陵渡》。1940年1月偕萧红南下香港，协助周鲸文编辑《时代批评》杂志，而后自己主编《时代文学》杂志，并创作了长篇小说《大时代》、《大江》、《新都花絮》等。
端木蕻良始终“是一个以政治为第一要素的作家。写小说，主要为政治服务”。他在香港创作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都围绕抗日战争这一总主题，“在小说中贯彻的民族正义，不难看出他所作的努力——企图使作品与时代脉搏合拍时所作的努力”，然而，他的“趋时”，并不是忽视艺术技巧的“趋时”，相反，他十分注意锤炼作品的艺术语言。他“终究比萧军高明，懂得怎样让他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在他的小说中，“即使不能十分客观地叙述，最低限度巳尽了最大的努力让小说中的人物讲他们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大部分中国现代小说都没有做到”。除了语言艺术的创造外，他还善于用“极具生动感”的文字去表现人物和故事。因此读他的作品，“简直是文字的画，形象性凸出，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极富文学意味。他的文字，充满感情……”
萧乾的创作
萧乾（1910—1999），原名秉乾，生于北京一个蒙古族贫民家庭。1926年入北新书局当学徒，开始接触文艺。先后就读辅仁大学英文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1935年毕业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主编《大公报·文艺》。1939年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讲师，兼《大公报》驻英记者，曾参加战地采访。1948年，参加香港《大公报》的起义。
萧乾是三40年代香港报刊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为一名报人，同时作为一名记者，他的小说具有新闻的敏感性，在题材的捕捉上与时代精神十分合拍。发表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4期的《刘粹刚之死》，是一篇类似文艺通讯的小说。作品塑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为反抗侵略者而英勇献身的少尉飞行员刘粹刚的形象。刘粹刚在空中与入侵敌寇激战70多天，击落敌机10余架。回家休假，刚与久别的妻子团聚，便又接到紧急任务，驾机掩护我军攻打娘子关。返航途中，由于油料耗尽，他冒险迫降，保住了飞机，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在艺术上不够成熟，但透露了作家敏锐的新闻观察力。
夏衍的创作
夏衍（1900—1996），原名沈乃熙，字端先，原籍浙江杭州。1919年赴日本留学。1929年与郑伯奇等人组织艺术剧社。1930年任“左联”执行委员。1932年开始进入电影界，担任明星公司编辑顾问。1936年发表历史剧本《赛金花》，接着创作了《秋瑾传》、《上海屋檐下》等剧本及著名报告文学《包身工》，并创作和改编《狂流》、《春蚕》、《自由神》等10多部电影剧本。1941年2月初来到香港，参加《华商报》的领导工作。
1941年秋天起，夏衍应邹韬奋之约，为《大众生活》杂志创作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春寒》，10月起在《大众生活》上连载。这部小说以1938年秋至1940年春广州陷落前后为背景，描写了知识青年徐璞、吴佩兰在抗战烽火笼罩下的一段曲折遭遇和爱情波折。吴佩兰是一位上海女青年，在广州和刚从日本返国的留学生徐璞相遇，便一同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当日军攻陷广州时，徐、吴迁往粤北山区继续发动农民，成立了抗先队等抗日组织。国民党当局采用监视、威胁、解散团体以及抓人、枪杀等卑劣手段，对农民运动进行镇压。徐璞被捕入狱，吴佩兰电被软禁。后来，在爱国军人钟敏先的帮助下，吴佩兰才得以脱险。逃离虎口的吴佩兰这时也摆脱了个人感情的纠缠和干扰，继续深入到那个艰苦的斗争环境中继续磨炼自己。整部小说笼罩在一片低垂的浓云之下，但作品并没有以感伤和迷惘的情调，带给人们压抑的感觉，而是使人们看到，严酷而尖锐的斗争，正是锤炼革命者意志的战场。小说借用吴佩兰的话说，“我不能用哀伤霉蚀自己！我要工作，生的意义是在工作中的！”充满了一种顽强斗争的勇气。
小说将吴佩兰这个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塑造得相当丰满，把她置身于一个恶劣的政治环境以及一场感情纠纷之中，着力刻画她在矛盾和苦闷中努力奋起，在逆境中决不消沉下去的性格。此外，小说对爱国知识分子徐璞、学者黄子瑜、爱国军人钟敏先等人物的刻画也是很成功的。夏衍擅长戏剧创作，《春寒》发挥了他在戏剧创作中善于组织矛盾冲突和设置曲折情节的优势，并吸取了戏剧的某些艺术技巧，使得作品高潮迭起，耐人寻味。
戴望舒及其他南下诗人的创作
戴望舒
戴望舒（1905—1950），原名戴朝鬠，又名戴梦鸥，笔名林泉居，原籍浙江杭州。20年代中叶就在诗坛初露头角，到了30年代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现代派”代表诗人。其早期诗作受法国象征诗派影响较深，致力于在诗中表达某种意象。《雨巷》是其代表作之一，在语言的锤炼，象征词和比喻的运用上独树一帜。1938年5月，他从上海来到香港，居港长达11年之久，一直到1949年春才离港回内地，居港时间约占其生命历程的1/4。
戴望舒到香港后，由陆丹林介绍，主持了《星岛日报·星座》的编辑工作。他希望“星座”副刊能为它的读者忠实地代替天上的星星、港岸的灯光，“同尽一点照明之用”。确实，“星座”成为了群星汇聚的地方，连他自己都说，没有一位名家不在“星座”上发表文章。“星座”作为抗战文艺的重要阵地，为香港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星座”在他主持下坚持了三年半时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星座”易名为“战时生活”，由他和叶灵凤等合编。除了主持“星座”，1939年5月，他又与张光宇等合编《星岛周报》：7月，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徐迟、叶子健、冯亦代等合编英文月刊《中国作家》，是第一份向海外宣传的文艺刊物。1939年初，他与楼适夷、许地山、欧阳予倩等被文协推为香港分会筹备员，并于3月26日选为文协留港会员通讯处首届干事，兼任研究部和西洋文学组负责人、《文协》编辑委员，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分子。
1937年至1941年间，香港的政治气候特殊而微妙，在统一战线的旗号之下不断地有暗流涌出。戴望舒作为文协香港分会的中坚力量，在文艺界显得异常活跃，不时周旋在左右翼文艺界夹缝之中。他既热心地向居留在香港的内地文化人约稿，又为援助叶紫的遗族而四处募捐。形势的恶劣，使他从以往的诗的狭窄情调中走出来，面对民族的苦难，唱出了救亡的新声。
1942年春天，日军在攻陷香港后，将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逐一逮捕审问。戴望舒也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遭受几个月的酷刑折磨。后经叶灵凤托人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他住在叶灵凤家里，先是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书店，后来担任了《华侨日报·文艺》的编辑工作。除了这家副刊外，他还相继主持了另外三家报纸的副刊，即《香港时报》的“香港文艺”副刊，《香岛日报》的“日曜文艺”副刊，以及《新生日报》的“新语”副刊。其中“新语”副刊于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底出版。
戴望舒的诗先后结集出版的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和《灾难的岁月》。其中《灾难的岁月》收入他在1934年至1945年间所写的共25首诗，除前面9首外，其余的全是他在香港期间的作品。在日军的牢里，他创作了著名的《狱中题壁》，这首诗写于1942年4月，一直被视为戴望舒的不朽之作，诗人对于祖国的拳拳之心，对于自由的深切渴望，以及对于胜利的百倍信心，都在这字里行间跳跃着。从这首诗还可以看出，诗人已经从过去的灰色和落寞人生的泥淖里毅然跨出来，从“血染的土地”看到希望，从苦难人民中感受到“新的力量”，从而展示了一种对于人生价值的肯定的乐观主义精神。
抗战期间，戴望舒在香港还做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整理文学遗产的工作。译诗和他的创作几乎是同步的。由于他精通法文和西班牙文，并得到“庚子赔款文化委员会”的翻译合约，他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译成中文。这本书到1938年11月时已译了3/10，本来按他的估计，“大约尚须两三年”，可是不知什么原因，此译本一直没有问世。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西班牙抗战谣曲选》和《苏联文学史话》等。
戴望舒对中国通俗文学的史料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于1941年1月4日，在《星岛时报》上开设一个“俗文学”周刊。该周刊以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为研究对象，相继发表了容肇祖、孙楷第、柳存仁、赵景深、谭正壁、吴晓铃、杨荫深、罗常培、冯沅君及戴望舒等的学术论文。戴望舒在这期间对于中国俗文学所作的考订工作，后来由吴晓铃编辑而成《小说戏曲论集），于1958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
鸥外鸥
鸥外鸥（1911—），本名李宗大，另有笔名林木茂、江水涣、鸥外鸥等。原籍广东东莞县虎门，30年代开始创作，曾加入广州诗坛、诗场、中国诗坛等诗歌组织，并主编过《诗群众》月刊。广州沦陷后到香港主编《中学知识》月刊，后任国际印刷厂总经理，刊印过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报、茅盾主编的《笔谈》月刊及其他进步期刊。1943年在桂林出版《欧外诗集》。
在艺术上，他以现代派的手法去表现生活，从而对传统诗歌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反叛。在当时的香港诗坛上，他的尝试是引人注目的。1942年，朱自清在《朗读与诗》一文中，特别赞赏了鸥外鸥诗作中使用词汇的独创性，艾青在《诗》月刊附刊《诗新闻》中，也撰文盛赞鸥外鸥的诗“有他的革命性、战斗性、创造性”。
蒲特
蒲特（1913—1970），原名饶彰风，广东大浦县人，曾用笔名追光、普特、可飞、张枫等，在30年代初至1949年活跃于广东，香港及东南亚文坛。30年代初在中山大学读书时，就和邝阳、杜埃、江穆、楼栖主办大型刊物《天王星》。1937年9月与薛尚实、连贯、杜埃一起来到香港，组织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并主编“临委”刊物《大路》，后又主编《激流》等进步刊物。抗战爆发后，他主持并与陈华、梁威林、李育中、龙世雄共同编辑《抗战大学》刊物。
蒲特在香港创作的诗，富于激情，时代性极为强烈。《时代的号角》是他的一首著名诗作：
火山找着地壳的弱点爆发了
喷出了光亮的火花！
这火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地壳的弱点将延长到全个世界！
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对时代大变迁具有浓烈的诗意感受，内心激荡着一股狂飙突进般的热情，由此而抒发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诗人的乐观主义情绪，在诗歌中有突出的表现。
徐迟
徐迟（1914—1996），原名徐商寿，原籍浙江吴兴县。曾肄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1933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战时期辗转于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香港沦陷前夕，他在1941年12月10日《星岛日报》发表了一首抒情诗《太平洋序诗——动员起来，香港！》，诗中以奔放的气势，喊出了民族的心声：
战争飞翔着！
恐怖飞翔着！
饥荒飞翔着！
中国流血，流泪，流亡，
但是支持着。……
如果香港燃烧，
东京也要燃烧，
太平洋，歌唱吧！
全诗洋溢着一股爱国主义的激情，诗人以贲张的血脉，燃烧的情绪，把抗战这一时代强音唱到了香港，唱到了整个太平洋。整首诗意境开阔，一气呵成，节奏粗犷而雄健。由于是急就章，在诗歌语言的锤炼上还欠功夫，尚嫌粗糙，然而诗本身所产生的情绪上的共鸣，是当时的不少读者所共有的。
袁水拍
袁水拍（1916—1982），原名袁光楣，笔名马凡陀，原籍江苏吴县。1935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抗战爆发后开始诗歌创作。其《马凡陀的山歌》影响较大。1939年居港期间，以香港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了一组诗，其中长诗《后街》描绘下层社会的浮世图。从赌场的烟和妓院的卖笑声中，诗人看到“街心的浪汉是丈夫，他们有压扁的脸，压扁的性情”。诗的最后颇具意味：
短促的生命
用最长的尺子量
用最长的鞭子抽
过去在那里
那面有林荫路的晴日
红砖教堂的尖塔上
滑着亚热带的风凉
一排伟大的印度兵的
保持清洁的马厩那面
大道带着勋爵骑士的
才有缭绕诗情的绿树叶
诗人对现实充满着一种悲剧般的感受，心灵有着沉重的压迫，从而能够对殖民社会进行抨击以及对下层劳动人民表示同情。在明快而质朴的民歌风形式中，表现出了诗人驾驭诗歌语言的功力。
陈残云
陈残云（1914—2002），原籍广州。1930年中途辍学后从广州来到香港，一边打工，一边阅读新文学作品，并尝试写诗。1935年考入私立广州大学中文系后，与温流、黄宁婴，芦荻等青年诗人一道参加广州艺术工作音协会诗歌组，在广州掀起一股诗潮，创办《今日诗歌》、《诗场》和《广州诗坛》。抗战爆发后，在蒲风的帮助下，这些刊物合并为《中国诗坛》，陈残云一直担任该刊主要编辑及作者。1939年夏，陈残云在香港参加文协香港分会的一些活动，并和黄婴宁等复办《中国诗坛》，和司马文森创办《文艺生活》。后来出版了诗集《铁蹄下的歌手》和《黎明散曲》等。在《黎明散曲》中有一首《都会流行症》，这样刻画出殖民地都市香港：
明灭的灯，梦幻的灯
彩色的龙，彩色的人影
游离于错杂的街道上
像游一个人间的梦境
流线型的少年
带一个轻飘的面
流线型的奥斯汀
香与香的交流
色与色的交流……
呵呵！都会的流行症
长期的都会流行症
诗人从香港的流行色中看出了“它的流行症”，却无法为它开出诊冶的药方。从诗本身看，诗人对香港社会的透视是准确的；而且，他对香港市民在抗战初期的心态的把握也是准确的，像《向远方》之一唱道：
当那亮闪闪的倨傲的眼色
像英格兰绅士一般
落在我们没有油光的
染满微尘的头发上
我们咧开嘴唇笑
仰向晨风轻拂的
血红色的天空
诗的语言十分含蓄。诗人用这样的语言去描绘香港同胞对于处在民族危难中的祖国的眷念之情，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抗战爆发后，陈残云还同黄药眠、晦晨、袁水拍等八位诗人集体创作了一部歌颂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长诗《保卫莫斯科》，1941年11月由香港星群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