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干过一件危险的事情：当多数派一度受压、自己也愤愤不平时，曾在多数派的授意下，非常秘密地（连我同房住的同志也不知道）写过一篇抨击“专打土皇帝（指张国华）联络委员会”的文章。当时多数派连续发表了9篇评论，我写的是其中的一评。我冒风险写此评论，主要是针对“专打”组织不得人心的极“左”言行和××军区一度极不公正的支左做法。这些评论印成传单到处散发，通过广播车满街巡回播放，一时间喧天震地，气氛紧张。谁写的这些评论，支左部队曾到处查找，认为绝不是出自“大联指”头头之手，极有可能是区党委机关的一些“黑秀才”所为。写评论之一的一位区党委书记的秘书剃了光头，防备人家抓他。我当时正好回内地休假而未受惊。他们不断地、严厉地追问“大联指”头头，令其交出“黑秀才”名单，但他始终守口如瓶，谁也没有暴露。事后不多日，中央明确认定西藏两大派均为革命群众组织，没有保守派、造反派之分，追查才告罢休。接着，周总理接见西藏军区领导和西藏两大派群众组织头头时，认为多数派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做法欠妥。总理风趣地说：“我们对苏修才写了八评，你们竟搞了九评。”同时指示大家团结一致，稳定边疆，抓革命，促生产，为西藏的繁荣昌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在“文革”中除了写那篇评论遇到某种风险外，一切平顺。我既没有执意造别人的反，自己也未受到冲击。参加了两个月当权派学习班，也只是同区党委的部长、处长们一起平心静气地沟通思想，交流认识，反思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只是在学习班不能随便出入和请假，有一种当权派低人一等的压抑感。这次学习班结束不到一个月，再次办学习班，又提出让我参加，我“造反”了，拒绝参加。我的理由是“你们谁认定我是当权派”？区党委组织部的一位小造反头头说，“你在内地当过市委书记。”我说：“那么到西藏以后呢？”我的工作证上分明写着“干事”，怎么现在突然又变成当权派了，你们组织部以前为什么不记得让我当个什么官呢？现在才轮到我的头上了，岂有此理。为此。我还直接找了支左的西藏军区副政委冯开达同志，让其看了我的工作证，提出这种“待遇”的不合理性。冯政委立即表态说不必参加学习班，并打电话批评他们这样做是不妥当的。我为什么如此据理以争？主要还不是发牢骚、闹情绪，而是因为当时规定当权派们必须轮流帮厨、清扫庭院和驱赶进入菜地的牦牛，所以竭力甩掉这顶帽子具有“现实意义”。
休假
摆脱束缚以后，我就趁机提出休假。西藏规定，进藏干部不带爱人者，3年休假一次，一次3个月。我1964年夏天进藏到1967年秋天，已3年有余，因而组织上很快批准了。回到天水后，正遇当地两派激烈争斗，大字报铺天盖地，文攻武斗接连不断，但我心正胆大，白天上街观看大字报，晚上听着喇叭喊、枪声响。过了几天后，天水两派群众便知道我休假回来了，市级机关一些同志找上门来，多数是看望叙旧的，少数则是要我介绍同我一起工作过的天水当权派的情况，有的还要求我写揭发材料，我都好言相劝，搪塞而过，他们亦表示理解。只有一次获悉一些造反派的学生聚集一起商议道：皇甫曾经担任过天水市委书记，还是个不小的当权派，把他揪来斗斗？一些老师吓唬道：“人家是边疆干部，没有组织手续是不能随便揪斗的。”于是作罢。
休假时，4个子女对我都感到陌生，叫不到跟前来，因为他们都还很小，我进藏时依次为6岁、4岁、2岁和1岁。大的对我印象不深，小的尚无记忆，只得逐渐与其联络感情。岳父岳母和4个内弟妹我们共同生活多年，十分亲切，不分彼此，夫人更不待说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我的岳母刘杨氏，她心地善良，东北人，爱婿如子，对我的生活关照无微不至，能够弄到的好吃食品，不辞辛苦，尽其所能，做给我吃。她养的鸡没有少杀，鸡鸭鹅蛋没有少吃，当时紧俏的大肉、大油、带鱼、精面粉和各种鲜嫩蔬菜、瓜果没有少买。她持家操劳，仅我的4个子女的抚育就够她受的了。她还经常为我在西藏的艰苦生活担忧，逢人便说，落泪不止。她看到天水当权派被揪斗的场面，见景生情，为我担心，并劝我说：“孩子，以后可不要再当什么官了，多揪心啊！咱们当个一般干部就行！”当然好心自有回报。我在西藏的工资只比内地多了30元的高原补贴，每月140元，寄给家里70元至80元，剩余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3年积存了千元之多。那时候货币值钱，休假中我用这些钱为两个内弟同时举办了两个婚礼，他们双双成家后，岳父岳母直到逝世时还感激不已。我们这个大家庭和睦相处，相互关照、理解、尊重、支持和无私奉献，博得了秦州不少熟人的好评和敬仰。遗憾的是岳母于1980年就早逝了。在家庭成员中，我一生中最怀念的两个人，一位是我的母亲，另一位就是我的岳母。她阴历五月五日生日，每逢端阳节，我都要买些祭品，点几根香，以示纪念，20多年如一日。
这次休假期间，我还携同爱人、儿子逛了一趟西安，参观名胜，看望早年的老领导、老同事，同时领我5岁的儿子回到故乡，探望年迈多病的母亲和经常思念我的姐姐和兄嫂。母亲虽然对我进藏一无所知，为免其担忧，她被蒙在鼓里，但其他亲人，尤其是哥哥、嫂嫂、姐姐等则对西藏的气候、风土人情问长问短。大家见我身体健康，谈笑风生，无不喜气洋洋。
假期3个月，我住了5个月。超假不属本意，而是客观条件所致。当时成都武斗加剧，除飞机、大炮外，各种武器都在发挥威力，上路很不安全，而且火车时通时停，从成都飞往拉萨的飞机票也很难买到，西藏的长途电话不通，信件也无法寄出，这样，我就只好滞留天水，相机再返。但我急不可耐，超假两个月后，我硬着头皮挤上了天水至宝鸡再转成都的火车。这一路相当艰辛。车上人山人海，哪有座位？更不敢有睡卧铺的奢望了。我在人缝中钻进去，蹲到火车厕所旁边，任人来回碰撞甚至踩踏，好不容易到了宝鸡下车，想住一宿再走，但个个旅馆爆满，车站的露天茶社也无空位，连个躺椅也租不到，只得坐在车站空地过夜。上厕所也得背着我所带的足有几十斤重的特大号牛皮提包，因为我是一个人出门，自己不背，何人看守？皮包丢不得，里边装满衣物和西藏买不到的食品。第二天又挤上宝鸡至成都的列车，更是熬人，无须赘述了。到成都下火车后叫了一辆三轮车，把我拉到西藏驻成都办事处，我递给车夫一支牡丹烟，他接过去后说：“谢谢你的牡丹烟。”这种谢法令人可笑。我说：“你怎么不谢人，只谢烟。”他笑了，连声表示“对不起”。更可笑的是，一周后，从成都买到飞拉萨的机票，进机场起飞前要检查行李，不能超重，每人限5公斤，超过部分每公斤罚款5元。正在我愁眉不展时，看到有几位同机进藏的同志正在采取措施：打开箱子，把分量重的东西装进自己的衣服口袋，我便如法仿效，把所带的皮大衣、中山装、呢子大衣都穿在身上，再把超重的20多斤东西统统分别装进大衣、中山装衣服的所有口袋之中，顺利过关，但热坏人了。其实，机场检查的同志早就看在眼里，只是对进藏同志予以理解，宽宏大量而已。
说到超假问题的处理，我还想起李务茂同志与我相关的几件趣事。他在西藏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很尊重他，很支持他的工作，他的讲话稿、汇报提纲之类的文字活，基本上都由我来承担。他也从天水调藏，1959年到阿里地区任副专员，1964年调任区党委监委副书记，临时抽出来主持“四清办”的工作。按常理说，我们的关系应当亲近。70年代末，他又内调天水，1981年我当天水专员时，他戏剧性地被任命为天水行署顾问，我们又走到了一块。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兢兢业业，是个好人。但少见的胆小怕事，惟恐树叶落下来砸了头。1967年初“文革”开始不久，我因打球扭伤了腰，挺严重，腰直不起来，难以行走，经自治区陆军总院检查诊断为“腰椎骶化”，需要住院治疗。于是向李主任请假，我没有想到他居然不敢批准，原因是文化革命刚刚开始，他怕放走人，招来风险，怕追查他“用放人的办法阻碍文化革命的顺利开展”。领导不批准住院，医疗费无法报销，我就只好整整卧床半个多月，同志们扶我上厕，帮我打饭。后来形成陈旧性顽疾，久治不愈，落了个后遗症。还有，休假时曾超假两个月，报销路费时，机关财务上说这需单位领导签字才行，拿去条子后老李硬是不敢签字，说是需要内地证明，不得已，只得拖了几个月要来天水复函才予报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施多庆同志拿去休假条，他也不敢批，气得老施当着他的面撕碎了假条。所以我们说他是“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情往往捉弄人。过了一段时间，西藏阿里地区群众组织来函，要求李务茂同志交待他在参观当地寺庙时拿走人家一个铜佛像的事。他否认此事。于是我们以牙还牙，追问道：“你不承认，拿来证明。”其实我们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林芝生活
1968年底组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时，组织决定我和郑体仁等同志到革委会政策研究室工作。鉴于当时两派大联合不久，派性仍然严重，弄权谋官者比比皆是，稍不留神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派性圈子，同时，理论体系混乱，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界限怎么把握，都是未知数，工作难度很大。因此，前思后想，权衡利弊，我们决意不去革委会报到，而是直接约见了被结合的革命领导干部、原区党委副书记苗丕一同志，除表示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器重和关怀外，主要是请他说情，不要把我们安排在革委会，我们乐于接受新的学习、锻炼和考验，甘心情愿离开拉萨，到林芝地区参加自治区机关干部学习班去，几经周旋，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了。
林芝位于拉萨以东200多公里，森林地带，海拔2000多米，是西藏气候最好的地区之一，氧气相对充足，空气特别新鲜，人口比较稀少，属于农、林、牧并举但又都不发达的地方，格外宁静。这里也远离农牧民，没有集市，没有街道，没有商店，连个小卖部也找不到，确实寂寞了点，但省老钱了，我的上千元主要就是在这里积攒的。
学习班规模甚大，千余人，聚集着自治区机关70％以上的干部，其中有部长、局长、处长等县以上干部，更多的则是一般干部，按原党委、政府系统混合编排，军队化管理建制，设营、连、排、班，最大的管理者是一位营教导员，我被编入二连三班。我们的连长是一位连指导员，正副排长、班长均由连长指定，我“荣”任副班长，另有一位参军一年多的战士分管我们班的各项工作。每班编制20余人，我们班的学员是区党委机关监委、宣传部、农办、边防办、四清办等单位的干部，最大的当权派是监委副书记黄茂同志。
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认识，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深挖根源，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彻底决裂；消除派性，建立和加深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感情，等等。黄茂同志官最大，且有“变节”之嫌（实际他是受到诬陷的一位很好的老同志），边防办的赖志俊同志则是曾经拿着印有毛主席头像的报纸上厕所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宣传部的老大学生郭新柯同志则是曾到边防线猎奇照相并订阅了几国外文报纸的“特嫌”。他们都是重点审查的对象，我们都曾参与过对这些同志的“帮救”，这些无辜的受害者受到伤害，自己当时虽非主角，却也有过摇旗呐喊，今天深感抱歉。
一个当兵不几年的营长、连长和不到一年的战士经常给我们讲演、诱导、启发，有时还训话、指责，他们有多大的能耐、多高的水平？心里能服气吗？特别是当其对黄茂同志重言重语、指手画脚时，实在不是滋味。但形势所迫，只能得过且过。黄茂同志虽是知识分子出身，抗战初期的干部，水平不低，品质优良，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且受委屈日久，自信心减退，连写份呈给上边的书面检查都有困难，我出于同情，曾为他执笔，并为此感到欣慰。
学习班的生活是单调、枯燥而艰辛的，大灶伙食，米质差，一锅子面，大烩菜一锅煮，日复一日，而且要轮流帮厨。当地没有煤，全烧木材，灶坑特大，火特旺，填进去的木棒足有碗口那么粗。柴火从何而来？这是我们最大、最艰巨的任务。每隔3、5天，步行3公里，上山进入森林地带伐倒粗壮的松树，砍去枝条，而且为图省力、省事，专挑高耸笔直的。大松树被伐倒后，4人一组，将大树锯成4尺长短，然后逐块推下山去，滚入平坦地带后套上粗绳，抬到学习班大院，再派学员劈成烧柴。平房那么高的柴垛子，几天就烧光了。这样一年下来，那座山上的松树基本上被伐砍光了，秃山一片，林线后移。真是一种愚昧的野蛮破坏。
学习班的洗漱温水也是个问题。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得烧水。我这个副班长的任务之一就是安排此事。全班20来人同睡一个很长的通铺，我就安排大家逐日轮流烧水。
林芝学习班1年多时间，1970年初尚未结业，自治区以支左的西藏军区群工部部长张军同志为首，组建了一个名曰大批判组，实为写作班子的特别机构，通知调我回拉萨参加该组工作。但我并不乐意，其主要原因是我在等待着学习班结束后将要安排部分同志内调喜讯的到来，届时，我将竭力争取。张部长的夫人祁奋同志与我同在“四清办”工作过，知道我会搞点文字，张军同志也了解我急于内调的心情，所以达成口头协议：到大批判组干几个月后即帮助我解决内调的问题。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于是愉快地离开林芝返回拉萨赴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