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4年到1967年，我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清”办公室干了两年秘书工作，天天同文字打交道，通知、简报、总结、报告、领导讲话稿，全干。中间有一段时间被抽出来参加以区党委副书记苗丕一为组长、区公安厅厅长陈卓为副组长的区党委工作组，整顿拉萨市委领导班子，工作组向区党委的大小报告之类的文字活仍然分给了我。写材料是个苦差事，不熬夜是不行的，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更能出活。动脑受累我并不怕，最揪心的是1965年起草西藏自治区”四清”运动总结报告，把我整苦了。当时，领导要求这个报告限时一个月拿出来，按说时间还算宽松，最难办的是资料太少，缺乏素材和必要的数据，不少地区特别是阿里、那曲等边远牧区的报告、资料因大雪封山等原因寄不出来，只有一些电报之类的简单文字，成了“无米之炊”，苦思冥想没办法，真是“抓瞎”，以致连续熬了24个夜，每晚3点以前难以上床，有时彻夜难眠，可算得上是我的熬夜经历之最了。最后七凑八凑，总算是按时脱稿了，但自己感到内容空洞，论据无力，不能令人满意。幸好，区党委副书记周仁山同志理论素养较高，分析能力较强，通过大家充分讨论，以他的论据为基调，经过自己记录、加工、整理，形成了一个较有质量的西藏“四清”运动总结提纲，受到了区党委宋赞良秘书长的表扬和鼓励，说它是近年来很有分量的一个提纲，对全区“四清”运动以至各行各业的工作都有指导意义。
我们的“四清”办公室共有8个人。专职主任是区党委监委副书记李务茂同志，除我以外的其他6位多为进藏不久的干部。印象最深的是1963年从浙江调藏的姚其熠、江式铃两口子，1964年从甘肃调藏的古浪县公安局长施多庆同志。我们4个人和睦相处，相敬如宾。我主要搞材料，小江抄材料（她的方块小字特棒），姚、施搞调研，施、江还张罗安排日常生活事宜。通过相同境遇下的工作、生活，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配合默契，情同手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气氛之好在区党委机关大院小有名气。
我们在西藏的生活是比较苦的，但苦中有乐，几百人吃饭的大灶伙食很难合乎人们的口味，温室培育出来的蔬菜很少，多为粉条加干瘦牛肉，少油，淡而无味，牛肉中带的毛是难以摘除干净的，只好稀里糊涂地下咽。老早进藏的同志说，他们曾经估算过，西藏干部特别是在牧区工作的同志，每年吃进肚里的牛羊毛累积相加，有一个毛背心之多。高原缺氧，在没有高压锅的年代里，大灶馒头粘牙，米饭夹生。西藏属西南大区，多数干部和炊事员是四川人，食堂差不多顿顿是大米饭。这把我们不爱吃大米的陕西关中汉子们整苦了。每周只吃一顿馒头，而且限量，于是动员大家为我套购，使我房间窗台上经常保持着20个左右的积攒下来的馍馍备用，可笑的是有一天从窗台馍馍中跑出来一个刚出生的小老鼠，原来不知何时从外边跑进来老鼠，在我的宝贝馒头堆里续了窝，繁衍了后代。我房间有个电炉子，从“贸总”买了个小钢精锅，锅里倒点水，放进碗，碗中放两个馒头，蒸热后加点辣子并撒点盐，吃起来格外有味。有时晚上熬夜写材料，我还求情从食堂买几斤面粉，在钢精锅里打点面糊糊，一喝就是一锅，足有三碗。这种夜餐特别可口。1967年冬，我的爱人不辞辛苦，不远数千里，乘天水测绘大队的军车到拉萨看我，住了将近3个月。这期间我享了福，她天天为我擀一顿面条，擀杖是用大院的柳枝自制的，钢精锅里的面条因为缺氧，每次只能下一点点，最多一两，而且吃起来粘牙，尽管如此，我感到香极了，下咽不及。为了生活方便，我曾意欲调她进藏工作，但她心脏不好。在拉萨要用氧气，连走路也得扶墙慢行，于是春节前只得送她上了长途汽车，经过12天的风霜煎熬返回了天水。我们“四清办”的战友们有时周末相聚，包顿水饺解馋，老姚性格特开朗，他会擀皮，幽默地“吹嘘”自己“是干细活的，你们干粗活吧”，招来老施和小江的“围攻”批驳。饭后小江洗碗，老施打扫房间。饺子馅为罐头加点大院自种的大葱。春节的团圆饭也如法炮制。援藏干部一年四季是难得吃到瓜果的，当遇到有的同志从内地休假返回时，大家除了向其打探内地的各种信息外，还要看他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如果带来一个西瓜，每人分一小牙就心满意足、喜笑颜开了。进藏干部都不带小孩，女同志生孩子也得回到内地去生，因为“世界屋脊”的气候很不适应内地小孩的生育成长。他们在内地如果没有条件，一般都把孩子放到北京、成都或西安的保育院，休假回到保育院孩子不认爹娘，只叫他们叔叔阿姨。经过几个月的关爱和呵护，孩子才慢慢和他们亲热了，形影不离了。但他们的假期却到了，只得含泪离别。在进藏干部中，也有一些同志是夫妻双双在藏，比我们这些“光棍汉”好一点，他们有时还自己做点可口的饭，我偶尔被他们请去改善一下生活，便有一种难以言状的亲切感。小江、老姚两口子，区党委办公厅秘书处长郑体仁两口子、区党委副书记天宝同志的秘书李纯臣两口子，区党委书记任荣同志的秘书任乌之两口子等，都是通过请我到家做客，进而交换思想、交流工作经验而逐渐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的。除小江、老姚、老施外，郑体仁同志也成为我的莫逆之交。我内调后，他曾先后调任昌都地委书记，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副秘书长，80年代初内调四川并与我同行，担任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厅长、党组书记。这位知己长我3岁，才华横溢，他1959年进藏，见多识广，我们有时候彻夜天南海北的畅叙见闻，使我受益匪浅。西藏历史上的许多典故，我都是通过他才有所了解的。我们至今尚有书信电话来往。1998年11月，我还给他寄去了自己写的一首拙诗：
边疆相识心相印，
内地同行同一品。
才华横溢高一格，
无欲有容更敬佩。
生平清风不阿贵，
众多莫逆誉南北。
解甲路遥难相会，
终生情缘铭刻心。
施多庆同志与我同是甘肃调藏的干部，似有一种天然的特殊感情。他会做“麻食”，每逢周末做好麻食饭以后，便打开窗子喊着“老皇、老皇”，我就会意地走进他的房间饱餐一顿。
小江同志心细，处处关照我们，她只要有点好吃的，总是不会忘记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中，她对我充分理解，多方保护。
有个甘肃籍名叫王湘的武威人，在区党委机关大灶食堂当管理员。1967年大灶炊事员造反，有一天食堂断炊，我这个单身汉平常只吃食堂，不备食品，拉萨街上又没有卖吃的，而且区党委驻地还在距市区10公里外的郊区，只得饿着肚子埋头大睡，突然间听到敲门声，门开了个缝一看，原来是王湘同志，他将两个馒头递到我的手里，一言未发就走了。这可是个具有救命意义的馒头，解了我的空腹之急，我从心眼里感激这位甘肃“老乡”。此人后来调回西藏驻兰州办事处，我曾前往探望，述谈旧情，感恩戴德。
在文化大革命中
我调西藏8年，实际工作只干了两年，从1966年至1972年内调的整整6年时间都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区党委把我们的“四清办”改为“文革办”，我们几个同志在这个“时髦”的办公室里招来了许多棘手的难题。这时候，成都至拉萨的飞机通航了，北京、黑龙江、成都等地的一批又一批红卫兵蜂拥抵达拉萨串连。他们到西藏“文革办”后气势汹汹，要求立即见到区党委各位书记。我们知道见面没有好事，婉言“这些日子没有看见书记，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磨来磨去，年轻人不满，出言不逊，随后几个人居然架起我的双臂，拉着我跑步前进寻找书记。我不敢也不愿带领他们到书记小楼，只在机关大院的平房里周旋，当然始终难以找到书记。他们被激怒了，骂得我狗血喷头，并砸掉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的牌子。
接着，拥有800名职工的拉萨汽修厂“革命风潮”猛涨。厂里的造反派把我们的主任李务茂同志、“文革办”干部李吉瑞同志和我3个人揪去，要我们同其一道揭露厂里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务茂同志年龄大，我们向其求情放行，并保证我们两个负责回答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们还算通情，主任离去了，我们顶着。李吉瑞同志是黑龙江人，和我感情甚好，他有个习惯的口头语，言道“厂里当权派的一些问题，有些是上面的精神，他们照章办事，有些则是说错了话、办错了事，不是有意的，还有些事情我们确实不了解，不然，我们还能不与同志们站在一条战壕里吗？我们也不乐意在这里‘遭这份罪’。”就是“遭罪”两字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他遭到了严厉批斗，使我们整整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也不能睡觉，次日夜幕降临后才放我们回机关。我开玩笑地说李吉瑞同志“遭罪”二字用得“太精辟了”，“可真使人遭老罪了”。
随后我们“文革办”接到区党委的紧急通知，说是拉萨市有一批职工携带几万元公款去北京串连，已经从拉萨出发到了青海格尔木，指令我们立即奔赴格尔木追回他们。“文革办”派我担此重任，公安厅派了一辆越野汽车连夜赶路。那时候我有严重胃炎，大冷的冬天，汽车又密封不严，车上风土交加，寒气逼人，两夜一天赶到格尔木，东奔西跑，终于找到了这些同志，晓以利害，劝说他们不要进京串连，区党委要求同志们返回拉萨就地闹革命。然而，他们“理直气壮，斗志昂扬”，哪里听我劝解？第二天格尔木街头墙上贴出了“打倒区党委保皇狗”、“保皇狗滚回去”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这时候，我的胃病大作，经格尔木医院检查化验，柏油色大便，胃出血，必须立即就地住院治疗，于是遵从医嘱，我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病情好转后，本想电话请假，就近回内地休假养病，但又考虑到“文革”刚刚开始，自己难以启齿，索性又返回了拉萨。这时候我本来就较轻的体重又从63公斤下降到56公斤，同志们见后还开玩笑说“你更苗条了”。
当我1966年底从格尔木回到拉萨后，西藏自治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造总）和西藏自治区大联合造反总指挥部（简称大联指）两大派群众组织相继形成，以张国华同志为书记的区党委的工作陷于瘫痪，因而我们被砸了牌子的“文革办”也随之消失了。我们几个尚无固定单位的进藏干部又在“四清办”的名义下过着只领工资无事可干的生活。
在西藏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基本上扮演了一个逍遥派的角色。当然，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时间长达10年之久，自己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不可能没有倾向。我所谓的“逍遥”是指在指导思想上，尽可能不参与公开的、过激的或派性色彩很浓的政治活动。西藏两大群众组织的总头头及其主要骨干人物，都是区党委机关的知识分子干部，没有一个是处级以上的，全是年轻人。他们有人曾动员我到多数派总部去工作，我果断而委婉地拒绝了。我向他们表示，自己虽然还比较年轻，在西藏工作的两年中实际也按一般干部使用，但毕竟曾在内地有过处长、市委书记之类的职务，现在参与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并担任某种职务还是谨慎一些为好，至少可以避免“当权派”浑水摸鱼的嫌疑，对群众组织的形象也不至于造成某种损伤。这种解释被群众组织基本上理解了，因此，1967年到1968年期间，我倒是清闲自在起来，白天下军棋、下象棋、打乒乓球，抄写传单中毛主席未公开发表的论著达几十万字，晚上人家武斗打枪，我们几个同志把灯泡用黑布掩起来在房间打扑克。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正林同志（甘肃调藏老同志）曾说道：“你们不要太自在了，今天安排批斗我，你们到拉萨街上去看我的洋相吧。”
随着运动的猛烈发展、武斗的不断升级，两派群众组织的矛盾日益激化，“大联指”（多数派）把“造总”（少数派）从区党委机关大院中“驱逐”了出去，我们就生活在“大联指”的势力范围之内，因而也为这一派说过一些话，做过一些事，主要是写点文章，内容包括批判所谓的走资派，为“大联指”的《风雷激》战报发点尽可能减少派性色彩的评论，纪念毛主席某些著作发表若干周年的论文，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