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明天天气不好，”拉姆齐夫人说，在威廉·班克斯和莉莉·布里斯科经过时，她抬起眼睛瞥了瞥他们，“也还有别的日子呢。这会儿，”她说，心里却在想莉莉的魅力在于她那双中国式的眼睛，它们在她苍白、起皱的小脸上显得格外醒目，但惟有独具慧眼的男人才能欣赏，“快站起来，让我量量你的腿。”因为他们终归是要去灯塔的，她得弄清长袜的腿部是否还要加长一两寸。
她笑了，一个主意在她的脑海里灵光一现，这可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威廉和莉莉应该结婚——她拿起混色长袜，在詹姆斯的腿上比了比，袜口还交叉地插着钢针。
“站直了，亲爱的。”她说。詹姆斯出于嫉妒，不愿意为灯塔守护人的小儿子充当量衣尺，便故意不好好地站着；他这么动来动去，让她怎么看清袜子是长了还是短了呢？她问道。
她抬起眼睛——她的这个最年幼、最令她疼爱的孩子，究竟是出了什么鬼——她看到屋子，看到椅子，觉得它们都破旧不堪。正如安德鲁那天说的，椅子的内芯散落得满地都是；可是买了好椅子又有什么用？她问。整个冬天家里只有一个老女佣看管，肯定非常潮湿，好椅子也会糟蹋了。不管它，反正房租不多不少才两个半便士；孩子们喜欢这里；就她丈夫来说，远离图书馆、讲座及其弟子三千英里——如果一定要准确地说，是三百英里——也是有益而无害的；而且这里有足够的地方招待客人。那些垫子、露营床和破烂桌椅完成了在伦敦的服务生涯——在这里倒干得不赖；还有一两帧照片，书。书是无人问津的，她想，她总没有时间去读。唉！就连诗人亲笔签名赠送的书也无暇以顾。“赠给其心愿不可违背的女士”……“比海伦更幸福的当代丽人”……说来惭愧，她从来没有读过它们。克罗姆的《论智慧》，贝茨的《论波利西亚人的野蛮习俗》（“亲爱的，站好别动。”她说）——这些书都不适合送到灯塔去。她思忖，有朝一日家里会邋遢到极点，非采取措施不可。要是能教会他们进门前擦擦脚，不要把石砾带回家——那兴许管点用。如果安德鲁特别愿意解剖螃蟹，她不能不批准；或者，如果贾斯帕认为可以用水草做汤，也是没法阻止的；还有罗斯的那堆玩意儿——贝壳，芦苇，小石子儿。她的这些孩子都很有天赋，只是兴趣各有不同。其结果就是，她叹了口气，将长袜比着詹姆斯的腿，结果就是一个又一个夏季过去，他们带回来的东西越来越邋遢，堆满整个屋子。垫子已经褪色，墙纸也摇摇欲坠。上面的玫瑰花图案已模糊难辨。还有，如果家里的每扇门一直敞开，而且全苏格兰没有锁匠能修好上面的插销，家具就全部糟蹋了。每扇门都敞开着。她侧耳聆听。客厅的门敞开着；走廊的门敞开着；听起来好像卧室的门也都敞开着；不用说，平台上的窗户也开着，是她自己打开的。窗户得开着，门得关着——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们谁都记不住？她经常在夜里走进女佣的卧室，发现那里都像烤箱似的关得严严实实，只有那个瑞士姑娘玛丽的屋子例外，她宁愿不洗澡也不能没有新鲜空气，在家乡时，她说过，“大山真美啊。”昨天夜里，她望着窗外这么说，眼里噙着泪。“大山真美啊。”她的父亲正在那里奄奄一息，拉姆齐夫人知道。他将使他们成为没有父亲的孤儿。听了姑娘的话，她收起对她的责骂和示范（教她怎样铺床，怎样开窗，十指并拢伸直，像法国女人那样），就像小鸟在阳光下飞过，然后悄悄收起翅膀，蓝色的羽毛从明亮的金属色转为柔和的黛紫色。她默默站在那里，无话可说。他生了喉癌。此刻，这些回忆——她怎样站在那里，那姑娘怎样说“在家乡，大山真美啊”，而其实已经回天乏力，没有任何希望了——使她突然感到一阵烦躁，口气变得严厉。她对詹姆斯说：
“站直了，不要让人讨厌。”这下，他立刻知道她是真的板脸了，便绷直双腿让她量。
袜子至少短了半寸，即使考虑到索利的小儿子比詹姆斯长得矮小，也还是不够长。
“太短了，”她说，“实在太短了。”
从来没有人显得这么沮丧。苦涩，郁闷，简直心灰意懒，在黑暗中，在从阳光落进深渊的幽深井道里，也许有一颗泪珠正在形成；有一颗泪珠正在滚落；潮水左右晃荡一下，接纳了它，又归于平静。从来没有人显得这么沮丧。
但是人们在议论，难道她徒有一副容貌？在她的美丽和辉煌后面——还隐藏着什么东西？他们问道，他是不是开枪击碎了脑袋？他是不是在他们结婚前的那个星期死去的——那更早一些的另一位情人？有关他的谣言四处流传。或者，真的什么也没有？仅仅是她昔日那无与伦比的美貌，什么也不能干扰？在交谈很投机的时候，她听到一些故事谈到伟大的激情、失意的爱情和受挫的雄心，尽管她完全可以说她也曾熟知、感受或者经历过这一切，她却从来不说。她总是保持沉默。她那时候就知道——她无师自通地知道。她的单纯使她看清聪明人往往会弄错的事情。她用心专一，这使她的思想如石头落水，如鸟儿栖树一般准确扑落在事实真相上，它们令人或欣喜、或宽慰、或稳定——也许这些都只是假象。
“造物主用多么希罕的泥土塑造了你。”班克斯先生有一次说。那时他被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深深打动，尽管她只是告诉他一列火车的运行情况。他仿佛看见电话线另一端的她，蓝色的眼睛，个子挺拔，那份美带有明显的希腊情调。和这样的女人通话，显得多么不可思议。仿佛美惠三女神联起手来，在盛开着常春花的草地上共同创造出了那副面容。他要赶上尤斯顿十点三十分的那辆火车。
“然而她像孩子一样，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美丽。”班克斯先生说着，把话筒放回原处，穿过屋子去看在他屋后建造一座旅店的那些工人进展如何。他望着在砌了一半的墙壁间忙乱的工人，心里想着拉姆齐夫人。他想，她面部的和谐中总搀杂着某种不协调的东西。她匆匆地往头上扣了一顶旧式的猎帽；穿着套鞋跑过草坪，去揪一个正在淘气的孩子。所以，如果你想到的只是她的美貌，一定还要记住那颤动的、活生生的东西（工人们正把砖头搬上一块小木板，他望着他们），并把它融进画面；如果你只把她看成一个女人，一定还要赋予她某种独特的个性——她不喜欢听人赞美——或者假设她有某种潜在的欲望，想摒弃高贵的风度，仿佛她的美丽令她厌倦，男人谈论美貌的话也令她厌倦，她只想和别人一样，做个凡人。他不知道。他必须去工作了。
拉姆齐夫人织着那双毛乎乎的红褐色长袜，那只镀金的画框，那条随意搭在画框上的绿色披肩，和那幅经过鉴定的米开朗琪罗的杰作，把她的脑袋怪诞地衬托着。拉姆齐夫人收起刚才的粗暴态度，托起小儿子的脑袋，吻了吻他的前额。“我们再找一张图片来剪。”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