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达洛卫夫人》开端部分，作者描写女主人公为了给晚宴生色而去采购鲜花，一路上“克拉丽莎的心灵摄取了层出不穷的印象——琐细的、奇幻的、稍纵即逝的，或锐利如钢，铭刻在内心”。第一个印象是六月清晨的空气沁人心脾，她随即联想到少女时期，在故居布尔顿庄园度过同样清新的夏日之晨，从而勾起对往日的情人彼得·沃尔什的忆念，并把他同现在的丈夫理查德比较一番；尔后又想起大战中牺牲的青年士兵，从而触发对生与死的沉思；然后又设想晚宴将是何等情景，自己同赴宴的贵妇淑女们相比，兴许会逊色吧；于是又联想到女儿伊丽莎白（她将在宴会上露面），紧接着就想起专横的家庭教师基尔曼，不禁怒火中烧，等等，等等。不断变幻而又互相关联的印象及情思在克拉丽莎内心飘浮着，波动着，伴随她沿着伦敦的大街去买鲜花。
这一片断可谓典型的意识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印象。这不仅是伍尔夫个人创作的特征，而且与时代思潮息息相通，因为当时正是印象主义（主要是后期）盛行的年代。首先起源于绘画，以莫奈、塞尚等为代表；随即在音乐界展开，以德彪西、拉威尔等为中坚；在文学领域内，则普鲁斯特、王尔德、伍尔夫与乔伊斯等相继倡导，蔚为一代风尚。在这一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意识流作为创新的手法，是在印象主义（以及象征主义）等流派启迪下产生的。更广义地来讲，上述那些新文艺的开拓者大都属于早期先锋派。名目繁多，实质相仿。
至于意识流作家常用的具体手法，大致有下列几种：
从小见大——即以特殊（或局部）表示（或暗示）普遍，以个体反映群体，微观内蕴含宏观。譬如《达洛卫夫人》仅仅描述了女主人公及其周围人物一天内的行动与心理，实际上包含了大半生的经历、思想感情和人际关系，多层次地展示性格。《到灯塔去》只描绘了拉姆齐一家以及有关的人物，在相隔十年的两个半天内的活动（行为和意识），却在时空的延展上宏大得多，并且内涵深邃。
顿悟（epiphany）——同上述技巧密切相关。乔伊斯对此下过中肯的定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领神会……唯有一个片断，却包含生活的全部意义。”[14]或如法国传记家和文学批评家莫洛亚赞美普鲁斯特善于使“一刹那显示永恒”。在《达洛卫夫人》里，克拉丽莎听到赛普蒂默斯自尽的信息时，思绪万千，憬悟生与死、孤独与合群、脱俗与媚俗、出世与人世等人生奥义。同时，这一细节和心理刻划揭示了主题，总结全书，并曲传作者的深层意识。
象征性意象（symbolic imagery）——运用具体事物来象征或暗示抽象观念，或作为艺术表现的手段。《达洛卫夫人》中屡次描述伦敦的大本钟，一方面渲染地方色彩与气氛，更重要的是象征眼前的现实，把人物从沉思或幻想中唤醒，因而是意识同现实之间的媒介；同时，在叙述过程中作为转折点，使一个人物的意识流转到另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又如彼得·沃尔什从印度归来，跟克拉丽莎久别重逢，虽然藕断丝连，但旧梦难以重圆。当两人像昔日那样会晤时，彼此故作镇静，克拉丽莎尤为矜持，手里握着剪子；彼得则按老习惯，不时掏出小折刀，心神不定地拨弄。这两把小刀象征了割裂与分离，暗示这对有情人终于不能成为眷属。再如女主人公一再回忆田园风味的故居布尔顿，特别是在庄园作客的挚友萨利，那爽朗而大胆的、放浪不羁的姑娘；这些意象影射少女时期的纯洁、热情和青春的活力。
此外，《到灯塔去》内物象的主体“灯塔”本身，可能隐喻坚实的物质，即客观现实，而塔尖的闪光则有精神之光的含义，即象征主观真实，尤其暗示拉姆齐夫人灵魂之光。异曲同工的手法也用于《波浪》内：当六个青年在餐馆聚会，为朋友佩西远航印度而饯行时，桌上瓶内供着一朵石竹花，在六人眼里呈现各别的色泽和形态，因为视角不同。这一意象讽喻单一而又多元的现实生活，以及因人而异的主观心境。
对照——这是古往今来许多诗人及文人沿用的修辞手段，并非创新，不过伍尔夫之辈的作家运用得微妙些。在《达洛卫夫人》内，生与死、灵与肉、爱与憎、势利的俗物与孤傲的畸零人、“平稳”与“疯狂”、“名流”和“浪子”、社会习俗和自我意识，庸庸碌碌的理查德和不合时宜的彼得，渴望自由的伊丽莎白和窒杀性灵的基尔曼，尤其是克拉丽莎性格中的矛盾及内心冲突，形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对照，此起彼伏，相互映带，或交错如网络，在深化主题，塑造个性，铺叙情节以及渲染气氛等方面，产生烘云托月的妙处。
上述各种技巧均以清丽而细腻、遒劲而畅达的词藻，以及诗意盎然、韵味悠然的文体来表达，一些抒情插曲和哲理化意境尤其精美，似行云流水，节奏感甚强。
四
综上所述，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愧为富于独创性的小说家，悟性灵敏而有真知灼见的文学批评家。诚然，她的创作和评论并非无瑕可击，而有美中不足之处。除了上文提到的颓废情绪所起的消极作用，总的看来，由于家庭、身世与社会环境等因素，伍尔夫的视野较窄，格局较小，深度有余而广度不足，颇有力度而气度欠恢宏，重视主观意识和深层心理的探索，而对客观现实及社会生活的描绘尚嫌肤浅些。所以，其创作成果可称为文艺百花园里的奇葩，还算不上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
伍尔夫的评论也是瑕瑜并陈，某些观点显得偏颇。她在《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论著内批评阿诺德·贝奈特、赫·乔·威尔斯与高尔斯华绥的作品“不完整”，他们只观察与描绘人及事物的外貌，如癌的症状、印花布图案、车厢的装饰之类，而“不观察生活”，“不观察人性”。实际上，那些老作家很讲究结构，其作品大都是完整的有机体。他们不仅刻划似乎琐碎的细节，并且相当敏锐地观察生活，洞悉人性，刻意再现世态，并描述细致的心理和强烈的感情。譬如在贝奈特的代表作《老妇常谈》中，结尾时女主人公同穷愁潦倒而奄奄一息的丈夫诀别的场景，震撼心灵，催人泪下。在高尔斯华绥的名著《福尔赛世家》第一卷《有产者》内，女主人公伊琳同丈夫索姆斯及情人波西奈之间的“三角”纠葛，引起了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内心矛盾；对这一关键情节，作者描绘得扣人心弦，塑造的三个人物也个性分明。至于威尔斯，则在创作中熔历史、哲学和社会学于一炉，想象力丰富，视野广阔，洞察西方社会危机而憧憬理想的大同世界，并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如《隐身人》、《盲人乡》等。
伍尔夫不但批判老一辈作家，也批评同代的创新的作家。她曾在《现代小说》等论著内，赞扬乔伊斯的创作“光彩夺目”，却又说其作品的内容以至文笔相当“猥琐”；她赞赏托·斯·艾略特的诗富有“魅人的美感”，但流于“晦涩”。其实，乔伊斯是存心以“卑琐”的笔调描写卑琐的、精神麻痹的现代人。[15]况且，他的作品乍看似乎怪诞而支离破碎，实则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与精致的内涵，如《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至于艾略特的某些诗篇，确有晦涩之弊；然而并非一概如此，主要是广泛引用典故或奇特的意象，来触发联想，引起思考，探讨和描摹现代人迷惘与失落之感，并通过精微的形象思维，反映了“荒原”似的现代西方社会。总之，从主流来看，伍尔夫对两位“新星”[16]的批评未免主观或片面。
尽管如此，就整体而言，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创作和评论是瑕不掩瑜的。因而莫洛亚在评传里赞美伍尔夫“在艺术技巧上的探索使她成为当代法国新小说的开拓者”；“她是继承英国散文传统的巨匠，又是开创新文体的奠基者”。[17]
这位女作家备受病魔的摧残而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丰硕的果实。她不仅在欧美文坛上赢得显著的一席，并且其影响与日俱增。犹如约翰·邓恩（1572—1631）和济慈，她受到当今西方学者与评论家愈来愈高的评价，或被“重新发现”。同时，英美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师生对伍尔夫的兴趣愈来愈浓（据说超过对戴·赫·劳伦斯的热衷），从而对其创作和论著的研究也日益深化。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不可一味赞赏，也不宜一笔抹杀，而要实事求是地剖析和鉴别，撷取养料而扬弃糟粕。
为了介绍这位特立独行的作家，我们不揣谫陋，迻译她的力作《达洛卫夫人》，以供借鉴和评议，并祈读者匡正。
孙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