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痼疾
1. 车盖亭诗案
元丰8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在神宗的母亲高太后的主导下，神宗第6子赵煦顺利即位。是为宋哲宗，当时年仅10岁。
小小的哲宗当然主持不了政局，由他的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而且一听就是9年之久。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早在神宗时期就几次哭着喊着说王安石要乱天下。现在她有了自主权，自然就要废除新法了。
王安石的死对头司马光被找回来当宰相，他执政之后的第1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说新法就跟毒药一样，不废止不行。
一朝天子一朝臣，就像两党轮流坐庄一样。王安石执政的时候，用的都是变法派，即新党人物；司马光执政后用的都是反变法派，或称“保守派”，是旧党人士。
1086年改元元祐元年，在司马光的领导下，废除新法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展开了。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人们说他操之过急。而现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比王安石还要急得多。
不光是废除新法，变法派的官员一个个都被贬出朝廷。
这年4月的时候，王安石在愤恨之中离开了人世。司马光认为王安石这人的文章节义还是不错的，应该对他优加厚礼，这显示出他一代名臣的胸怀。又过了5个月，司马光也去世了，新法已经废除殆尽。
改革也好，保守也好，两个人折腾了几十年。结果是没有结果，而局面变得更糟。
蔡确是神宗晚年的宰相，是王安石之后主持新法的头号人物。在司马光废除新法的时候他坚持抗争，力图挽回局面。但最终他的努力白费了，而且成为众矢之的。
元祐元年蔡确被罢相，出知陈州。第2年他又被贬到了安州，就是今天的湖北安陆。蔡确到当地的风景名胜车盖亭去游玩，诗兴大发，一下子写了10首叫做《夏日登车盖亭》的绝句。有心的读者不妨读一读，看是否能看出他在欣赏风景之外是否还有着政治意图。
一
公事无多客亦稀，朱衣小吏不须随。
溪潭直上虚亭表，卧展柴桑处士诗。
二
一川佳境疏帘外，四面凉风曲槛头。
绿野平流来远棹，青天白雨起灵湫。
三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四
静中自足胜炎蒸，入眼兼无俗态憎。
何处机心惊白鸟，谁能怒剑逐青蝇。
五
西山彷佛见松筠，日日来看色转新。
闻说桃花岩畔石，读书曾有谪仙人。
六
风摇熟果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香。
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七
来结芳庐向翠微，自持杯酒对清晖。
水趋梦泽悠然过，云抱西山冉冉飞。
八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
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九
溪中自有戈船士，溪上今无佩犊人。
病守翛然唯坐啸，白鸥红鹤伴闲身。
十
喧虺六月浩无津，行见沙洲冻雨滨。
如带溪流何足道，沉沉沧海会扬尘。
这10首诗其实写得很不错，且不管蔡确平日人品如何，他确实是很有才华的诗人。然而这正是蔡确最大不幸的开始。当时的知汉阳军吴处厚曾经在蔡确手下为官，他希望蔡确能够推荐自己。但是蔡确没有答应，吴处厚由此对蔡确深为不满。
当吴处厚得到这几首诗的时候，他觉得报仇的机会来了。他把蔡确的诗上报给朝廷，说其中5首有含沙射影讽刺朝廷的嫌疑。他的解释是：第3首：莞然独笑，这是笑得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
第5首：自比谪仙人，这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
第6首：“小鱼忙”是讽刺朝廷起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
第8首：这首最为恶劣，唐朝郝处俊封为甑山公。唐高宗想逊位给武则天，郝处俊上疏切谏。而现在太后垂帘，显然是将太后比做武则天，这是对太后的污蔑。
第10首：喻国运必生大变，这是对朝廷的诅咒！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郝处俊是安陆人，谪仙人李白也在安陆长居。蔡确身在安陆，发思古之幽情，写入诗中有何不妥？再说笑一声又怎么了，难道吴处厚平时就不笑吗？吴处厚费尽脑汁硬是找出毛病来了。高太后看了吴处厚的奏章，怒不可遏，下令立刻将蔡确贬到新州。新州就是今天广东的新兴，现在的新兴是个著名的侨乡。可在宋朝那是个蛮荒之地，被贬到那里就意味着深重的苦难，甚至是生命的终点。苏轼的诗中就曾经写道：“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那里是人间地狱。
当时一些官员说蔡确还有年老的母亲，岭南那么远，建议迁到别的地方。高太后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高太后这么坚决的原因何在？原来蔡确遭到吴处厚的攻击之后，朝廷中的几个反变法派指斥蔡确自以为有拥立哲宗的功劳。这是对高太后权威的直接挑战，所以她下定决心要置蔡确于死地。
蔡确在劫难逃，其他的变法派也难以立足。保守派彻底铲除变法派，许多变法派再次遭到重贬。
元祐8年（1093年），蔡确在新州郁郁成病，凄然而死。
车盖亭诗案在北宋后期开了一个恶的先例，党争在文治社会在所难免，但是党争也有其限度。不同的观点可以同时存在，这并非坏事，问题是当别人不同意自己观点的时候该如何处理？
宋太祖开国就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誓言，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虽说反对他的人很多，但也只是将他们赶出了朝廷。文字狱在车盖亭诗案之前也已经有很多次，比如仁宗时候的进奏院案和神宗时候的乌台诗案，但都没有这么恶劣。车盖亭诗案是打击政敌面最广，并且力度最大的一次。
一句话，车盖亭诗案开创了一个把对手往死里整的先例。而且一旦有了先例，就会恶性循环。
当时，旧党开出了两张名单，一张是蔡确亲党，有47人；一张是王安石亲党，有30人。这个打击面之广，可见一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清除新党的全部势力，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而新党在遭受重大打击的时候，就把恨压在心头。伺机报复。这就孕育着更大的危机。
王安石和司马光观点相左，在朝政上是死对头，但是私下里互相尊重。他们之后的新党旧党，就完全是相互倾轧，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是最有眼光的一个人物，不愧为名门之后。他在蔡确遭贬岭南的时候敏锐地察觉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对高太后说朝廷不能因为这些暧昧的文字而贬黜大臣。但是很快他就被人指责为与蔡确结党，自己都洗不清了。
范纯仁对自己的好朋友吕大防说岭南的道路上长满荆棘七八十年了，现在这条路重开。只怕日后主张变法的人上了台，咱们也难免有这样的下场。然而这种远见是当时很多人不具备的，仇恨已经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党争和文字狱是文治帝国的痼疾，它摧毁了士大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责任感和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它让士大夫失去了安全感，只是想着如何明哲保身，最终它将摧毁整个文治帝国。
北宋灭亡的种子在车盖亭诗案发生的那一刻已经种下，正在发芽。
2. 同文馆之狱
元祐8年（1093年），宋哲宗的老奶奶去世了。其实她去世的时候还不是太老，也就62岁，但是哲宗已经觉得她是“老不死的”。
在元祐时代，朝中大事小事高太后说了算。那些老臣都是看着高太后的脸色办事，没把小皇帝放在眼里，小皇帝还是他们教育的对象。小皇子活在太后的阴影之下，怨气在心中郁积。有一次，高太后说：“那些大臣奏事，你怎么想的为什么不说？”他回答道：“娘娘已处分，还让我说什么？”
当哲宗亲政后，他终于自由了。他发泄自己的不满，好几次都说到高太后垂帘的时候我只看到她的屁股。朝中的一些官员马上就窥测到了这种心理，开始迎合哲宗讲高太后的坏话。
第2年的4月，翰林学士承旨曾布建议哲宗恢复神宗的事业。改元顺应天意，于是哲宗将年号由元祐改为绍圣。绍圣就是要以神宗为榜样，继承神宗的变法大业。
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章惇再次入朝，并在哲宗在位期间始终独居相位。他获得了哲宗的高度信任，但他是一个为人心狠手辣的人物。苏轼小章惇一岁，两人年轻的时候相识。有一次两人一起旅行，到了黑水谷。那里有一条深涧，深涧两侧绝壁万仞，道路断绝。下边湍流翻滚，只有一条横木为桥。章惇胆子大，要苏轼走过去，到那边的悬崖上题字。苏轼两腿发软，不敢过去。章惇却不动声色从容地走了过去，在石壁上潇洒地写下。“章惇苏轼来游”，完了又走回来。苏轼拍章惇的肩膀说：“子厚（章惇字）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连身家性命都不顾的人，还怕杀人吗?”
章惇当了宰相，意味着新党把持着政权。为了保持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们势必要把旧党全部铲除。而哲宗这个人年少气盛并且感情用事，这一点被新党有效地利用了。当时新党有4大领袖，即章惇、曾布、蔡卞和蔡京，堪称四人帮。
章惇一入相就声称“司马光奸邪，所当急办”，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和刘安世等人都被贬到了岭南。
在王安石的时代，你不同意王安石，还可以到洛阳去吟诗饮酒。可是到了章惇这个时代，你不同意他，就只有到岭南去等死了。
章惇对旧党的打击已经彻底失去了人性，他把别人的生命视为儿戏。苏轼不是字子瞻吗？那就贬到儋州去，因为瞻跟儋看起来差不多嘛；刘挚被贬到新州去了，因为刘挚字莘老，莘跟新读音很相近嘛；黄庭坚被贬到宜州，因为黄庭坚之鲁直，宜跟直不是很像吗？凭着自己的喜好，他就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他连死人都不放过。司马光和吕公著是旧党的领袖，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们之前有皇帝赐予的封号，于是把这些封号剥夺了。他甚至还打算挖了这两个人的坟墓，好在有大臣说“发人之墓，非盛德事”，最后作罢。那就姑且放过死人吧，他们的后代还活着啊，于是把他们的后代都给贬黜了。
章惇像发了狂一样地疯狂报复，他要将所有的敌人置于死地。如果不把他们整死，有一天他们得了势，自己不就危险了吗？
在这种背景下，朝廷又发生了一个大事件，那就是同文馆之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