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曲兆和是个生产队长，就是领大伙种地的人，没有文化，性格呆板倔强，几乎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但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成为这个地区的名人。
那时粮食总不够吃，开荒种田就成这了位农民的神圣事业，每天都领着农民拼命干着。本来他是个心胸狭隘的农民，多打粮食不过是让堡子里持人吃饱，可是时代注定要他浮出水面，弟弟曲兆昌动员他响应党的号召，多交公粮支援国家。这就够了，当年他就被评为劳动模范。
有一年他跟随劳模参观团来到大寨，当看到虎头山上壮观的阶梯式的田地，不但点燃了他身上的热情，更是暗合了心中的理想。他早就想把曲家堡子四面的大山，都变成能种粮食的土地。
回家以后，以更大的热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开山造田运动。县里和公社的领导在各种会议中给予褒扬，使他的劳模地位有了更坚实的基础。他的命运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当了大队书记。
这时他家里不但常出现一些省领导人的身影，县领导也常过来看他。县长的儿子大学毕业，还在他家住了一个月，拜他为师学种田。他的命运因此也发生了改变，当了曲家堡子的大队书记。让他停下开山造田的是上面下来的一场又一场运动，他是这个地区的一把手，是上级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
他从小就养成了爱跟人们坐在一起消磨时间的习惯。他成一把手时，人们跟他似乎也没有什么距离，都坐在他家的大炕上。他坐在那里看起来沉默寡言，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却表现了是大家的主心骨，他说的话具有一定的威力，人们大多不反驳他的意见。只有妻子周秀华敢跟她辩解。
然而让曲兆和的生活再次发生变化的，是他的二儿子曲永煜回来。
失踪二十多年的儿子，是以一个投资者的身份突然出现的，他要在曲家堡子建工厂，搞开发。当新任的镇长领着儿子来到家里找他谈话，没看出他们是父子关系，因为他对儿子相当冷漠，看着他穿着浅色的西装像外地大老板的样子，仍怀着当年的厌恶，不愿跟他谈什么，更不同意到曲家堡建什么工厂，他信不着。
镇长在他们父子之间踱来踱去，一边向他解释政策，一边向他描绘照这样发展下去，不久的将来的像城市一样繁荣富裕的曲家堡子，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还能跟国外一些城市建立起联系，对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好像这一切并没有打动他，他像个原始部落的老酋长那样固执地拒绝现代文明，拒绝发展。他们最终敌不住曲兆和的执拗讪讪地走了。
但不久要开村民选举，一些干部纷纷住进了曲家堡子，他们挨家挨户宣传选举的意义和行使的权利。人心有点波动，看样子就像在策划一场暴动。
不过，真正引起人们震惊和漫长轰动的不是曲兆和的落选，而是家家户户收到了曲永煜送来的白面和化肥。人们比过年还高兴。这些物质一下子改变了人们的主意，也改变了竞争村书记的形势。
这么多年，曲兆和的炕上从来没有这么空荡过，昨天还对他信誓旦旦的人都不好意思来了，只有他的兄弟曲兆昌天天过来陪着他。他的性情跟曲兆和差不多，也不大爱说话，两人即使不说话枯坐着也是一种相互陪伴，足以显示深厚的兄弟情感。
曲永煜过来要跟他解释，还没等进家门周秀华就大动肝火地责骂：“呸，亏你做得出来，哪有儿子帮外人搞垮老子的，你可快走吧，别惹你爸生气了”。
曲兆和平静地对待这场竞选，当周秀华看着他一下子苍老得厉害的面容，不由得生出怜悯的情意，特意为他开了小灶，并小心劝慰他：“想开点，地球没有谁都转转。”
曲兆和说：“我不用你来劝，谁的心里都有数，这场选举不过是个幌子，我不过是个被人搬开的障碍。我现在是想你这个儿子回来后，会把这里弄成什么样子。”
新书记上任后，马上扶持曲永煜建了一个大型养殖厂，引进优良的绒山羊分发给农户饲养，极大地激起了农民致富的热情，都纷纷涌来领养。他们好奇地参观养殖厂里的火鸡、驼鸟，觉得跟世界一下子拉近了距离。
一时报纸电视把他宣传成致富带头人，年底还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到市里开会。周秀华觉得这些都没有给她带来什么荣耀，可能是因为他们父子不可调和的关系。儿子回来，曲兆和没有叫他住到家里来，使她的心情总是有一种抑郁。
人们的生活还真发生了变化，村里免了农业税，过年还领一些福利，养殖户也见到了效益，人们的脸上有了喜色。
曲永煜还修建了三道沟一所快要倒塌的寺庙，请来高僧为佛像开光，请来当地官员为寺庙剪彩，四面八方而来的人们，常把曲家堡子置于香火弥漫又喧嚣热闹的庙会之中。
这种公开的迷信让周秀华很不解，觉得干部不该参与，影响不好，后来才知道这座寺庙也在拉动当地的经济。看着家家户户都请神拜佛，一些繁琐的礼节在逐渐恢复，这种把简单日子复杂化，周秀华没有感受到什么文化回归，年节所增加的劳动量让她不胜其烦，似乎生活把她带到了过去，她觉得生活不应该往回走。当人们在她面前夸儿子是个能人时，也没带给她什么欣慰，倒觉得儿子做着令人不齿的事，就像到处都翻了个，把曲家堡子弄得乱哄哄的。
曲永煜不时会带着礼物来看看母亲，一些挣了钱的养殖户也会来表示感谢。当周秀华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曲兆和不但给她泼冷水，还挑拨养殖户跟儿子的关系：“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你们弄反了，他应该感谢你们才对！你们算算，到底谁挣的多？到底谁在帮谁挣钱？”
看到周秀华和养殖户一头雾水的样子，曲兆和给他们算了一笔帐，这才让周秀华明白，是这些养殖户让儿子发了财，不是儿子让这些养殖户发了财。看着这些养殖户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日子还是紧巴巴的，再看儿子家的状况和花销，这让她深感不安，儿子不但剥削了这些养殖户，还愚弄人，得了便宜又买乖，又上报纸又出名的。
不久养殖户闹腾起来要增加利润，说饲料涨价了，人工不算都不挣钱。他们没有跟曲永煜协调好，就纷纷涌到曲兆和这里，要求老书记为他们主持公道。但他现在已是个老百姓，只能是出于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管教，但他不能主动去找儿子，叫周秀华去传话。
在一幢洁白的瓷砖到顶的二层小楼前，有人领着她来到儿子的卧室。儿子正在做梦。当听到有人喊他时，以为是那些养殖户又来打扰他，不耐烦的睁开了眼睛。看到一脸怒气，大步走进来的母亲，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裤子。
周秀华传完了曲兆和的话，又坐下来向儿子表达自己的意见：“你说赶上什么都涨，是不是你卖的钱也涨？你就是不挣这笔钱都比他们好过，你干脆就别挣这钱了。”
对母亲的劝阻和建议他充耳不闻，对父亲的管教大为恼火，说父亲根本就什么都不懂，在商言商，他又不是搞慈善，再说他那一套也行不通了，更不该干涉他的事，连镇上都没有用行政手段干预他的事。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市场调节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民也要自强自立有承受能力，不能像过去那样事事依赖政府。
周秀华还是挑着说，尽管用平和的语气把话传给了曲兆和。曲兆和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到底！到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护群众的利益。”父子俩这场没有见面的谈判，谁也没有说服谁。
看着养殖户每天把家里变成了吵吵嚷嚷的办公场所，有的人还把气撒在他们身上。他们坐在家里，浑身是汗水和污垢，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臭气，声称如果不给解决就不走，倒把家里人都挤在角落里，孩子们吃饭都没个地方。
夹在他们父子中间谁也劝说不了的周秀华，有时气得会跑到儿子那里去骂一顿，回到家里对曲兆和也有抱怨之声，说他们没有一个为她想想。有一天，周秀华这些抱怨之声让曲兆和也大为光火，再看着家里这些养殖户所表现的愤怒、无助和绝望，他抄起电话，一手扶着腰，像以往一样曲家堡子的一把手对儿子发号施令，要他按养殖户的要求做。
这使曲永煜一下子就从线路的一端看到了父亲的样子——冷漠严肃的表情，像被盐水渍泡过的干硬苍老的皮肤。从他记事起，就没看到父亲对谁有过任何的温情。他对父亲没有什么成见，只是观念不同，两种观念交锋碰撞，随着矛盾的激化和延伸，使父子的关系处于永远不可调和的对立中。
他给父亲问了声好，没有跟父亲争论，这种争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回来看到父亲第一眼起，明显感到他老了，他的额角已深深陷进去，皱纹像被刀刻上去的。尽管他用顽固的精力抵御着迫在眼前的衰老，但他的思想和观念已经衰老不堪了、没有任何精力了。
于是他没有跟父亲争辩，没有使电线两头的新旧思想，在激烈的碰撞时产生哧啦哧啦的火花，竟像个孝顺的儿子那样只是在听。
当他听到父亲说：“咱们家跟别人不一样，人的眼睛都看着呢！我让你妈把家里的钱都给你送去，咱就是砸锅买铁，也不能让老百姓有什么损失。”
他从来没听过父亲用一种家人的语气，也超出了谈话范围，竟跟他唠起了过去以及这些年家里的情况，竟然检讨起自己从来没有关心过孩子们。他说话的声音和语气，让他感到越来越陌生和难以捉摸，听着听着竟混杂模糊起来，变成逐渐失去一切意义的词语。感到自己是在跟一个陌生的人通电话，最终父亲的形象模糊起来，就像他有一天在南方某个城市，望着窗外鳞次栉比的高楼时所产生的感觉。
那天，他熟悉的一位商人想投资一个服装厂，因为出口日本，想在大连港附近寻找加工点，这让他一下子就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当他回忆起在家乡的那些事情来时，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清晰可辨、历历在目。母亲严厉而亲切，爱拿拳头砸他。刘小满似乎就站在他对面，用沉静的大眼睛恼火地看着他，然后撇起小嘴重复起她爸爸埋怨他的那些话。
只有父亲的样子有点虚无飘渺，除了古铜色的像金属一样干硬的皮肤和一张严肃的表情，他怎么也记不得父亲的眉眼，就像一个陌生人最终跟他完全失去了联系。
当年他躲过父亲那致命的一镢头，躲藏在后山一个石洞里呆到了天黑也没敢回家。他知道父亲的脾气不会轻易原谅他，就一口气跑到了县城。
一个月后巡回演出回来的王英，到剧团上班时，看到被门卫领进来的曲永煜。由于辛苦的流亡生活而憔悴不堪，因苍老疲惫和被人轻视而变得像个年华已逝的中年人，左脚包着肮脏的破布，走路一瘸一拐，浑身散发出令王英恶心的气味。他这副丑陋的样子让她失望又恐慌，赶快拿钱打发他去洗澡和吃饭。
第二天，当他穿得干干净净来找王英时，有人告诉他王英到北京学习了。当时他绝望地真想叫来人转告王英，他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叫她给找个活干。
这些日子他已经领教过找活干的艰难，他这个没有户口、没有熟人介绍、来历不明的人，就是白给人干活都没有人要，除了当乞丐讨饭没人验证他。
他到处向人打听不用户口能找到干活的地方，终于听到有人对他说，到大兴安岭伐木头，还有到北大荒捡粮食。伐木头很辛苦，据说那里聚集的都是一些杀人越货的家伙。捡粮食听起来轻松，于是他一路向北流浪。他的脚一直溃烂着，好利索时走路就带点跛脚。
没想到，北大荒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被机器收割后遗失的豆荚。黄豆从被太阳晒暴的豆荚里滚落出来，耀眼的就像金子。他记得家乡每当秋天生产队收割豆子的时候，地边就站着一群等着拾豆子的妇女和孩子，她们系着围裙，拿着小瓢和搪瓷缸，没有太高的奢求，只要能把手里的家什装满就行了。
而他在这里一捡就是半袋子，够一麻袋就卖掉。有的是外地人来买他们这黑市的粮食。这里是一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还有复员军人组成的农场，收割粮食是他们操作机械的过程，有时故意打歪一下方向盘，让收割机留下小半垄豆子，然后站在远处像看着风景似的，看着拾粮食的人们像发现金子似的惊喜表情和疯狂地争夺打闹的场面。
他遗憾家乡那些妇女和孩子们没在这里，有时一大块地都属于他的，够他捡一个月的，这让他感到孤独和荒凉，他想捡到上冬就离开。
每天回到住处就热闹多了，哪来的人都有，南腔北调。一天他刚从小卖店买瓶酱油回来，正往碗里倒时，听见背后有人用一种熟悉让他惊异的声音跟他说话：“大兄弟，能不能给我倒点酱油？”
猛回头看到那张熟悉的，像小时候到公销社收购站里卖的猪骨头一样枯白的脸，手里的酱油差点撒了。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干巴巴地瘦弱，尖把梨型的脸总爱用粉涂得雪白，身上穿红着绿是青春少女的打扮。她是刘小满村子的人，是个有特点爱引起人们关注的人，爱赶集或者总是外出，人们问她干什么去，她就用庄河口音说：“俺去打点酱油。”后面的油字是卷舌。
曲永煜念小学时跟她的大女儿同班，无聊时他们要是想撩逗她恼怒或者跟他们打闹，就学她妈妈的口音：“俺去打点酱油。”丈夫是个老实又窝囊的农民，比她大十多岁，五个孩子，但她家却是个富裕户，有人看到了她家有个四位数的存折。
一上秋她就不知去哪了，看着她涂脂抹粉穿红着绿，怀疑她出跑破鞋，还有人说在车站跟人要小钱。她对人们的好奇和询问从不正面回答，对人们的怀疑也不解释，现在只有曲永煜知道她家财富来源的秘密，原来是在这里捡粮食。
那女人端着酱油走到门口，又转回身问：“你是曲书记家的二儿子吧！跟小满好的那个？你怎么到这来了？”他断然否定说：“你认错人了。”他之所以没敢认这个老乡，是怕他这副落魄的样子传到小满那里，让她鄙视自己。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离开这里向南方流浪。在他的印像里南方没有冬天，即使躺在马路上睡觉也冻不着，同时以为到了南方就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这里同样令他失望，他没有户口，又说不清楚来历，同样面临无法找到活干的困境。他只好打听那些不用户口就能找到干活吃饭的地方，有人告诉他最好偷渡去香港，同时又向他描述了那个自由的像天堂一样的地方。这极大地激发了曲永煜的好奇心，决心冒险去那里看一看。
半年后终于有机会和一伙青年男女开始了冒险旅程，但临行前好像消息被泄露了，他们所在的小渔村突然如临大敌，被部队、公安、边防民兵等联合封锁，进行地毯式收查。他们如惊弓之鸟迅速从渔船上溜进海水里，抓着船底，在海水里浸泡了半宿。第二天渔船得以启航，已有两个同伴惊吓死去，他们宁愿死去，也没敢出来，他们面临的是叛国罪，这个罪让人感到沉重和耻辱。
到了香港所遭受的艰辛，就像现在到城里的农民工，活倒是不少，都是香港人不愿意干的累活脏活。干得最轻松的工作是在一家玩具工厂当“卧底”。
他去找工作时，老板开始并没有用他，他走不远，又叫他回来，交给他一项工作，每天到厂子里去发现“问题”，没有工资。
于是工厂里就出现这么一个不干活、拿个笔和小本子到处转悠的人。不到一个月，他还真发现了十多个问题，其中包括工人上厕所过长等，这极大引起了工人的反感和愤怒。他走到哪，工人就停止工作，不让他看也不让他发现问题。
当他把这些问题交给老板的时候，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来了，老板让他去解决这些问题，要不你就走人。他在工厂又转悠了半个月，跟工人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方案的时候，工人群情激愤，差点要打他。当他耐心给他们解释，并说照这方法改进，每个人的工资能提高百分之二十还多，工人们不信，说是工厂的利润吧，他说兑现不了你们再打我。
没想到第二个月工厂就实现增长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当工人的工资也增长百分之二十的时候，工人们把他抬起来抛向空中，他一下子成了厂子里的红人，老板把他升为助理。
十多年后他也有了自己的玩具工厂，但并不顺，苦苦支撑着。随着国门的打开，他回到了内地，在南方那些有特殊政策的城市，才开始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他在香港结婚成过家，媳妇也是辛辛苦苦来到香港的偷渡客，在他回内地前一个月离婚了。女人经过多年奋斗而赢来的香港女人的高傲，死活不愿意再沦为大陆人。
他回到国内后再没有结婚，但并不缺少女人。经过观察，没有一个女人能像刘小满那样能真诚地，没有任何条件，甚至不说一句话也能默默地陪伴他，于是他心里一直想把这个合法而神圣的位置留给她。
这次他是领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回来的。常秀秀穿着浅灰色的职业装，头发束在脑后，除了一块手表，没戴任何首饰，像一位纯朴能干的大学生。
她的行为常引得他厌烦和不满，一上飞机，就搂着他的脖子表示亲热，谈笑自若，不拘旧俗。他说了她，并拿掉了她的手，当出现在家乡地界时，他把胳膊从她胳膊肘里抽出来，当踏上曲家堡子的土地时，他就叫她离远点。
一回到曲家堡子便明白，他离家日子之久及堡子的破败状况超出了他的预料。
低矮的用秫桔盖的房屋东倒西歪，连他家的七间大瓦房也长满了草，那些像油画一样青翠的梯田，在不愿种粮食的年代，被人们遗失在荒草深处。有人感到荒了可惜，栽了些果树，果子不好买，使人没有积极性，也就疏于管理，它们断臂残腿地生存在荒草之中。
这些昏睡在门边的土狗和因贫困而萎靡不振的人们，竟没有一个能认出他来，包括他的母亲：“我的妈呀！你还活着！”她的惊恐胜于高兴，发现儿子走路有点瘸。
同样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大嫂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他想改变家里的生活状况，但父亲不同意，也没叫他住到家里来。他走进镇政府，要用自己的想象重新建设曲家堡子，得到了镇领导的大力支持，只是父亲顽固的思想观念阻碍了他，不得不借用选举法，让父亲走下历史的舞台。
他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弃多年的罐头厂，离家有五里路。他把小楼里里外外修葺一新，外面贴了白瓷砖，人们都叫小白楼。
常秀秀叫人在楼前修了花坛，栽种上五颜六色的月季，还买了些风景画挂在墙上。她把这里当作度假的别墅了，以为住不长时间就会回去。
她换上艳丽的裙装，披散一头长发，戴着项链和大耳环，俊俏而好动，对曲家堡子这秀美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每天拿着个照相机到处留影。
当初曲永煜跟她说“只是来看看，考察考察”。不长时间竟搞起大规模养殖，先是在小白楼四周拉起铁丝网，引进澳洲火鸡和驼鸟。一大卡车，一大卡车的羊拉进院子，把月季花全糟蹋了，然后一伙一伙的农民带着一身畜群的味道进到屋里询问签协议，把家变成了养殖场了。
每天晚上，她都逼着曲永煜换掉身上的衣服。他不耐烦地说：“根本没有必要这么换来换换去。”她说忍受不了这些动物的气味时，他就要把她赶走：“那你走吧！”
当跟养殖户出现矛盾，常秀秀还劝他按父亲的要求给养殖包赔失损。又不是赔不起，现在全国各地都在招商，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干吗非要在这里？她说她爱他，只要回去，就马上跟他结婚。
但是他想留下来不走的意图更明显了，他要竞争村书记，因为他设想的计划都是长期的，没有个十年二十年都不行。
曲永煜仿佛总是处在一种忙碌的生存状态中。在常秀秀看来，是他自己先制造一些问题，然后再费心巴力地去解决。要是搞坏了一些事情，再去纠正，这种病态的勤奋在她看来是一种恶习，或者是人的贪欲之心，干吗非要折腾自己，搞这个搞那个？他现在有足够的钱，什么也不干，在曲家堡子，或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过着一种舒适而平静的生活。
但是她还是在这里住了二年。两年里除了来看看周秀华，没跟任何人交上朋友，也没到过乡村的大集买东西。她吃得用得都是从城里买的。后来她从不去劝他或管他，每天只忙着自己的事情，不过是收些通过邮局寄来的时装书籍，然后用一台新型缝纫机，做一些流行时装。
曲永煜回来，她就换套衣服，在他面前摆造型让他看。他不得不装出感兴趣的样子，在他眼里，这也是一种病态的勤奋。她还有一种预测时装的特异本领，把这些超前的衣服寄给母亲和妹妹们，目的是让她们相信，她的服装设计很受重视，厂子马上就要生产。不久，她的家人还真看到社会上流行开来。她从没敢告诉母亲自己傍了个大款，母亲辛辛苦苦供她读完了大学，从不想要这样一个令家人蒙羞的结果。
曲永煜看到她把家里变成了服装店，觉得不像是打发空虚无聊的日子，而是怕荒废了所学的专业，叫她别老呆在家里，跟他出去走走。
跟他走在一起，她习惯仰望天空，或者倾听风声虫声，似乎不大爱听他关于建设曲家堡子的话题。往往走不多远，就急于回家来，打开缝纫机继续做衣服，好像只有把自己缠进自己织的蜘蛛网中，才能战胜自己。
曲永煜当上了村书记。他所描绘的生活前景让曲家堡的人们颇感振奋，然后开始了具体的施行。他领着人们开展多种经营，仍还不满足。人们围在他身边，费力地猜想能为曲家堡子带来经济效益的各种资源，其中包括大山深处的永不枯竭的泉水。曲兆和当初就反对建矿泉水厂，他的理由是连水都卖了，这里就不得安宁了。这是一群有了生活目标奋力向前走的人们，谁也阻挡不了，他们跟着曲永煜，走在奔小康的路上。
只有大权旁落的曲兆和走上了与人相反的方向，走向了自己过去的生活。
他看起来相当平静，沉默寡言，悄然独处，生活对于他没有丝毫的变化，对震撼曲家堡子的充满活力的新气息毫无感受。
清晨早早起来，喝一大碗饭米汤冲的鸡蛋花或油茶面，拿起农具到自家的地里干一气活，然后回来吃早饭。他的饭量跟往常一样大，生活俭朴，从不挑食，吃完早饭拿起农具又到地里干活。
中午回家眯上一小觉，起来后，仍然会回到些庄稼地里，好像这些庄稼是他唯一的牵挂。他一天一天地呆在这里，地里有足够的活让他干，有足够的兴趣让他呆在这里。
夏天，一遍遍给它们松土铲地，拔草捉虫。他一株一株地侍候，累了就坐下来看它们，就像对一本好书的阅读，兴趣越来越浓，从不感到枯燥和寂寞。一直到周秀华催促他回家吃饭，或者天黑，才慢腾腾地往回走。
晚上除了弟弟曲兆昌跟他唠唠嗑，老哥俩互相陪伴着，这种不太让周秀华放心的生活，却保证了这个家庭的平静，连曲永煜回到家里来，曲兆和都视而不见。
冬天他也按着自己的作息时间，在地里忙乎，挑粪挑土改良土壤，把土地整治得像种子安眠的摇篮。他看不惯现在人种地，春天用机器一阵忙乎，撒上除草剂和化肥，就等着秋天收割。平日从不上地里看看，至于长什么样，收成怎样都不在意，不付辛苦不费力，内心没有一种诚敬感。他费解，这些养活人的庄稼，为什么唤不醒他们内心的诚敬呢。
他拄着锄头站在绿油油的庄稼地里，内心就会涌上一种因诚敬获得的快乐。他想起那年跟一个下放的“五七战士”发生的争吵。那是个大学教授，四十多岁，穿着非常讲究，头发梳得总是一丝不乱，对农民特别傲慢，堡子里的人都有点看不惯他。他总说：“我们有知识的人责任太大了，就像老师教书，若是误人子弟如同杀人一样有罪。”
有一天，他听了撂下锄头大声地不服气地说：“你只知道读书人的责任大，你不知道世上每个人的责任都不小啊！我告诉你，我在铲地分苗时，就掌握着生杀大权。应留哪一颗，应去哪一棵，我敢说一棵也没屈了它，一定选大的留。若是没有天灾人祸，经我手种的地，准能多打粮，我就有这样的自信！”他这番有王者气势的话令这个教授感到了强烈的震撼，看了他足有二分钟，从此对农民的态度就变了，并主动找他学种地。
现在回到庄稼地里，他感觉消失了四十多年的那种自信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不必急于做完这些活，要慢慢干，用它来拖延时间，使他能够长时间地跟庄稼们呆在一起。
当他拿着农具不停地巡视，给它们除草捉虫，这些庄稼就象被自己的像母爱或者国王一样力量庇护下的婴儿或是臣民。当他坐在庄稼中间，看着它们在阳光下激情地扬花抽穗，月亮下像骨关节一样吱吱作响地拔节生长。闻着暴雨过后泥土和青草混合的气息，得到了一生中从来也没有享受过的安宁。
周秀华来找他时老远就抱怨：“吃饭也不知道回去，叫一百声也没有个回声，世上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死囚的人。”当她发现曲兆和端坐在苞米地头，神情木然，浑身被雨水淋得透湿时，上前推推也没反应，这才开始大呼小叫起来。人们把他抬进医院，医生说是久坐潮湿之地中风了。住院一个阶段也没见什么进展，就接回家来了。
家里出现了严肃的气氛，来看望他的人都带着一种像发丧一样沉重的神情。奇怪的是无论怎样医治，曲兆和的身子倒不下，白天黑夜都是盘膝而坐，就像在庄稼地里保持的那种王者威严。
看着这个姿势，周秀华晚上根本睡不踏实，夜里要醒好几次看着他。觉得他累坏了，叫人把他放倒，这个倾倒了的坐像看上去实在不雅。曲兆和好像也不舒服，浑身乱抖，嘴里呜噜呜噜像被痰堵住了似的。只得马上把他扶起来，周秀华感到了忙碌和劳累，一日三餐要给曲兆和喂饭，接送大小便和擦洗身子，这种活不便叫儿媳妇林素芹干，更不能支使常秀秀，毕竟还没结婚。
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大儿子曲永祥是个老实人，三刚子不在家，永康是个不能自立的人，小弟读中学，他们都像个依赖父母的孩子。看着家里的状况，曲永煜要回来承担父亲那样一个角色，母亲没有反对，兄弟们更是欢迎他，于是他没有征得常秀秀同意就搬回来了，他对母亲说，：“家里的事都交给我，你什么都不用操心，照顾好父亲就行了。”
周秀华累了便骂起小敏来，小敏离家出去好几年了。能够替她干活让她歇会的，只有立秋，她给大爷喂饭，擦洗身子。
立秋过去怕他，从来不敢看他。他貌不出众、个子矮小、不知为什么许多人都怕他，现在看到他如此衰老弱小，连吃饭的能力都没有了，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跟过去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她抱着大爷时感到他身子轻的像个孩子，他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但是周秀华还是一个劲地唠叨着，让她感到大爷很可怜，她不知道是周秀华感到孤单才跟他唠叨的。
在周秀华眼里曲兆和僵硬沉重的身子就像铜做的人像，恢复到从前那个健康的状态已是不可能，她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让他的身子软和下来，能够像个正常人躺下来，她提议要用针灸和按摩的方法试试。
于是刘小满就天天按时来给曲兆和扎针按摩了。刘小满走进屋里，放下医药箱，曲永煜会出来向她询问父亲的病情。她用酒精棉擦针，试着在曲兆和身上的穴位扎针，他就看着她这些举动。
回来后他们虽然没顾得上见面说话，但他们早已了解了对方。刘小满的父亲已经去逝。她嫁给一位镇卫生院的大夫，现已是院长。结婚后刘小满坚持住在老宅，秉承父愿开好诊所，要是跟丈夫住在镇里，这里的人看病就不方便。
大夫倔不过她，只好把家安在这里，他们有一儿一女。据母亲说小满并不幸福，她的丈夫总向她表白爱她和这个家，却又做出一些伤害她感情的事情。
好像小满并不想见他，除了不说话，还尽可能地躲避，有时听到他回来的声音，就匆忙收拾好东西，急急地走了。
敏感多疑的常秀秀发觉这些细节，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两人以前的事情。她明白了，怪不得她提到结婚，他竟无动于衷，即使结婚了，这个女人夹在他们之间也不会幸福。再看看这个家里的衰败状况，东屋住着一个像精神病一样爱骂人的老太太，她一进家门时，就听见她的骂声：“养汉老婆，臭不要脸。”她提着礼物想去看看，周秀华打量了她一眼，拦住她说：“叫永煜送去就可以了。”
西屋的炕上还坐着一个像金属像的人，他无知无觉，却需要人喂他吃饭，伺候他大小便。推开西屋的里屋，一个长得像曲永煜的兄弟，明显带着一种未成年人的害羞和幽禁生活缺少运动而衰弱的样子，回答她的问话没敢抬头，也显得漫不经心。
他就像临时躲在这里，感到孤独和时间漫长时，就翻阅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没人支使他干活。但他是个吃饭的机器，饭量大的惊人，周秀华说：“这个孩子有点怕人，自从你来了，就躲在里屋不敢出来了。”
他这么怕女人，周秀华却在为他张罗媳妇。东厢房住着曲永祥一家，当她第一次进家门拜访他们时，屋里有三个男孩子摔打在一起。曲永煜喝斥，对其中一个较大的男孩子说：“这是老五。”他的头发特别短，看起来眼睛特别大，表情也特真楚。他们照面前后不到一秒钟时间，对她表示非常讨厌和生气的样子，瞪了他们一眼，领着两侄儿出了屋。
大哥有点结巴，是个老实客气的人，大嫂站在哪里抄着手，一言不发。这个家里她感到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打开他们的心扉，看不到一点快乐的气。，她叫曲永煜搬回养殖场那个小白楼，曲永煜跟他发火，说家里都这样了，他不能再离开这个家了。
常秀秀感到了他的决心，也就没再说什么。她像个客人一样仅仅呆了一个星期，就以给母亲过生日为由，走后再也没回来。
曲永煜常常来找刘小满，说是路过来坐坐。刘小满对他很冷淡，但曲永煜也不在乎她的态度，像是跟刘小满的儿子来玩似的。这个六岁胖乎乎的小男孩跟他一点也不陌生，最爱用他的神力拦腰抱住他，要把他摔倒，或者跟他掰手腕。这个场面看得刘小满心里充满了幸福，觉得这才像个家样，但她从不动声色。
刘小满觉得当初曲永煜对王英可能并没有什么不纯的动机，可当年她只相信父亲的眼光和别人告诉她的。
时光不会倒流，过去的永远过去了，她那真正的爱情已被扔进了存放悔悟的记忆高阁，它仅仅在曲永煜和儿子欢笑的时被偶尔品到，就像小时候品尝的仅沾在舌尖上的一点点蜂蜜，全身就会溶化在那种甜蜜的滋味里。这对曲永煜而言将是一种漫长而危险的等待。
但只要他来，她就感到时间飞也似地流逝过去。一天，她被他们的游戏逗得咯咯笑起来，随着一阵微风槐花纷纷飘落下来，院子里雪白一片，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种浓烈的槐花清甜的味道。
小满高兴地拿来了苕帚和簸箕说：“今年可快了，送上门来了”。她每年都晒槐花，忙着把院子里的槐花归拢在屋檐下的水泥台阶上。这时大门被推开了，有人来找她：“快点，小满大夫，快点去看看老书记，他不好了！”
于是她和曲永煜都奔进曲兆和的房间，看见周秀华在拼命摇他，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小满给他扎了几针，也未能使他醒过来。
不多一会，人们有序地忙开了下葬工作，通知亲属的，上山打圹子的，三个木匠在商讨要按他的坐姿做棺材。
傍晚天下起了小雨，人们望见夹杂在寂静小雨中落下了许多槐花，第二天清晨，地上铺了厚厚一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