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郊庙歌辞一样大都不可诵读的，是一大批奉和应制诗。
唐朝皇帝自太宗而下，多好风雅，李姓皇帝与廷臣们饮宴舞乐时，会下诏传旨，令臣子们当场应制作诗。不是出于心灵的自然跳动闪跃，奉旨应诏，硬着头皮作出来的诗，除了套话俗话谀辞颂词，就很难再有什么了。诗是山林里的鲜花，一入庙堂便失去了鲜灵的生命，萎缩干枯了。廷臣们把世界上能够找到的大词美词，都拿来奉和应制，重重堆叠起来，献给皇帝，珠光宝气之下，玉液琼浆之中，还是没有诗的生命。“金铺照春色，玉律动年华。朱楼云似盖，丹桂雪如花。”（陈叔达《早春桂林殿应诏》）金玉丹桂，像暴发户装修他们的房子，富有可算富有了，可就是缺了灵气。这还算好的，不那么佶屈聱牙，堆砌不重。“大藩初锡瑞，出牧迩皇京”（褚亮《玄武门侍宴》），“大君端庡暇，睿赏狎林泉”，杜正伦《玄武门侍宴》），“时雍表昌运，日正叶灵符”（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玄塞隔阴戎，朱光分昧谷”（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简直不知道廷臣们战战兢兢，到底要向皇帝说什么好话了。
不能完全怪廷臣们没有骨气，他们要在朝廷上跪下去跟皇帝说话，走向餐桌舞厅，也要跟在皇帝后头，弯下腰去，趋步向前；笙歌燕舞，皇帝喝酒喝得高兴了，命他们作诗，他们小心翼翼，还怕说错了话呢，要作诗又怎敢放肆？心中没有诗情诗意，只好拣着大话好话，像堆在盘子里的宫廷菜肴一样，一盘子一盘子端给皇帝，皇帝吃不下，看一看没有触目的东西，不会惹得不高兴就好。实在是难为臣子们了。廷臣们的大量谀诗，是经过这样的工序，奉和应制出来的，不可读不可诵自是情理之中。
应该说，廷臣们作谀诗，奉和应制，常常是无奈之举。皇帝好细腰，宫女多饿死，皇帝好风雅，臣子就要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作诗，有诗才无诗才，有诗情无诗情，都得作，不作就是抗旨，作诗成了遵旨而行的公差，其苦可知。皇权之下，诗便成了婢女。不在宫廷，远离庙堂的天才诗人，有时候也会作出一二谀诗来，李白的《春日行》，也会以“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阿皇，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写《大酺乐》，也会以“毘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谀世；至于“故欲开蹊待圣君”“来比春华寿圣皇”（李峤《桃花行》），“圣王至德与天齐”（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天下传呼万岁声”（张祜《大酺乐》），则颂歌高呼，直达天听，毫不逊于廷臣们的当朝阿谀了。
还需要对诗人们的有一些带谀辞的诗细加辨析。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寄希望于皇帝圣明，目的在民风化淳，李白“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阁”，志在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献凯见主并非最终目标。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皇权之下，诗人们的济世理想只能通过皇帝来实现，别无他途，他们不如是，又能怎么样呢？“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李白《箜篌谣》），诗人的怅惘茫然，遍及人世，也许只有皇帝圣明，风化天下，才能够安下诗人痛苦的灵魂吧。伟大的诗人难得的是还有一份清醒：“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李白《襄阳歌》）生命的终极悲剧永在，人人平等，一代帝王无论如何圣明，也不能朝云暮雨，永世永在，只有猿啼江流，夜声三峡——三峡也会有一天不再存留，还呼什么万岁呢？
唐代诗人与宋代诗人不同。宋代的一流诗人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做过高官廷臣。唐代的大诗人都没有做高官，进入庙堂；李白做的那个供奉翰林本不是官，他能够出入宫廷，也不算数的。唐代做了高官的人有的也能作诗，但他们都不是一流诗人。
唐代廷臣的诗排在首位的自然是魏徵。诤臣魏徵，到底能不能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跟皇帝面折廷争，有什么说什么，无所顾忌，且不去管它。魏徵的《述怀》诗：“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猿夜啼。”品格高古，境界幽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朝廷重臣意气沉雄，不求功名，魏徵风范，在此一诗。
与魏徵同朝为官，位及礼部尚书的许敬宗，相形之下，品位格调就落下去了。许敬宗在《全唐诗》中存诗二十七首，奉和应制十八首，此类诗大都乏善可陈。其中《奉和七夕宴悬圃应制二首》“荐寝低云鬓，呈态解霓裳”，倒是有自我个性流露了，不过格调实在低下，不知皇帝看了这样的诗，会做何感想，做何评论。皇帝会随手交给侍宴的后妃看看吗？另一首《七夕赋咏成篇》，不是奉和应制的诗了，也还是“情催巧笑开星靥，不惜呈露解云衣”，许敬宗念念不忘的就是“解衣”“呈态”了，难道他除了宽衣解带，再不会作他想了吗？许敬宗唯一的好诗是《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本逐征鸿去，还随落叶来。菊花应未满，请待诗人开。”身世感怀，于中可见一斑。官至高位的许敬宗也会叶落知秋，抒怀就菊。
华阴人杨师道，本隋宗室也。《全唐诗》说他工诗，每与名士燕集，歌咏自适。入唐后，杨师道官至侍中，参预朝政。皇帝每每见到他的诗，必吟讽嗟赏。皇帝会不会对廷臣的诗那般喜爱，姑且不论，在唐王朝高官廷臣中，杨师道的确是能诗的。他的《陇头水》“笳添别离曲，风送断肠声”，古朴苍凉，《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前晨怅多绪，怀友自难裁”，情深意切，是高官廷臣的诗中难有的真情实感。他的《初宵看婚》，绝不像许敬宗那样格调低下，一下子就想到“呈态”“解衣”，却也不端起高官的架子，装腔作势，而是体察入微，“隐扇羞应惯，含情愁已多”，看到了一般人并未留意的隐情闺态。即便应诏作诗，他也会跳出一般廷臣的藩篱，写自己的情怀。“雁声风处断，树影月中寒”（《初秋夜坐应制》），情与景融，秋寒已透。他的《还山宅》“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如闻如见，令人想到了王维的禅诗。他是廷臣，自然也少不了侍宴应制。他《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二首》“变作离鸿声，还入思归引”，亏得他有这副胆量，敢在御宴上作离鸿之声，入思归之引，难道他不怕皇帝说他思念旧朝梦想复辟吗？有了这诸多好诗，他就是在《应诏咏巢鸟》中写下“惊鸣雕辇侧，王吉自相知”这样一二谀辞，也可以原谅了。
如果没有虞世南，杨师道就是唐代高官中最好的诗人了；可是，有了虞世南，杨师道就要退居其次了。
虞世南无疑是唐代廷臣中写诗最好的。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大约并非溢美之词，皇帝总不会把天下的好话都赐给臣子吧。别的不论，虞世南的诗固然不能跟唐代的那些大诗人相比，可是在廷臣中，他确是一绝了。他官高而情真，极为难得。他的《从军行》“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有魏徵遗韵。他的《出塞》“雪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开边塞诗风，直启岑参的“风掣红旗冻不翻”。他的《结客少年行》“轻生为知己，非是为身谋”，写侠义豪气，让人完全忘记了他的高官身份。他的《怨歌行》“宠移恩稍薄，情疏恨转深”，像寻常诗人一样写宫怨，全不怕皇帝当庭怪罪。他的《春夜》“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幽静深邃，像晚后的杜甫绝句。他的《中妇织流黄》“还恐裁缝罢，无信达交河”，写思妇心态，像平民诗人一样，是一副悲悯情怀。
虞世南是高官，是廷臣，在朝廷上行走，陪驾侍宴，他就免不了也要奉和应制。他的《奉和咏日午》“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晖斜”，《发营逢雨应诏》“豫游欣胜地，皇泽乃先天”，也免不了谀辞套话。难得的是他在皇权之下，谨慎应对，能够着意寻找一点诗的天地。他《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滥陪终宴赏，握管类窥天”，小心应制，他《侍宴归雁堂》“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曲折阿谀，表达的是他廷臣为诗的复杂情感。他的一些奉和诗，做了艰难的努力，只着笔写景，尽量不把谀辞写入，表现了他诗人的一份难能可贵的自尊。他《应诏嘲司花女》“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不出苛语诮言，可见虞世南本是温厚之人。让人不解的是皇帝了。闲极无聊的皇帝，竟会下诏让大臣作诗嘲司花女，实在并不幽默，只是戏谑。
虞世南最差的诗是《奉和幸江都应诏》，满篇谀辞，堆砌套叠，全无可取。“多幸沾行苇，无庸类散樗”，皇帝的驾幸，能不能让苇草沾溉，不类其樗，那实在不是一首谀诗能够保证的，而取决于自然。
虞世南回到自然之中咏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千古传响，的确不是因为他官高位重，而是因为诗心灵动。
2013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