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规划的事，始终没有开会宣布，或是征求村里群众意见。以前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开个会，即使是组长和会计作主，但至少村里人能明白事的过程和结果。村里许多人说不公平，三憨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当家的人总得有点主张的权力吧？
我持反对意见，不是对二杆子有成见，而是就事论事。
上访人又重操旧业地走来，可是很快又退了回来。有人拦住问咋回事？
“咋回事？”上访人气得笑着说他们是被人拦回来的，问明上访的原因并答应他们如果解决不了，再上访也不迟。原因是市政府大院成了收容所，于是下面就派人专门尾追堵截上访的人，态度和蔼可亲。
二杆子来找三憨子，一向光明磊落敢作敢当的风格不见了，他竟然眼眯成一条逢斜着三憨子说，村子有一小撮人扭起来了，是人儿不是人儿都想冲一鼻子。他让三憨子留意那些人的动静，哪怕只是风吹草动。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困顿把眉和眼挤弄成一个景点，心的底气儿有了不足。
三憨子点头答应，又补充一句：“你自己的事，自己掂量。”
“哦，我知道。”二杆子忽然胸有成竹，又不失兴奋地说：“我的房宅地排一号。”
“那二号呢？”三憨子紧张了。因为有消息说瑞仔和顾元在争，他俩在同一个时间分别向山柱和二杆子排列着自己的顺序，结果谁也不肯相让，争得顺序是次要的，主要是争一口气。这事争执不下，山柱和二杆子最终的办法是抓阄，成为平息事情的最好办法。
二杆子收起脸上的笑容，对三憨子说吃饱穿暖，闲事少管，包括瑞仔。三憨子一惊，一时说不出话，为二杆子无毒不丈夫办大事儿的绝情。
齐家庄一下子热闹了，搬砖头的工人，拉石头的汽车，扎钢筋的框架，非凡的新农村的面貌。安德叔每天都去那儿喝茶回来就和我们说。一大早，安德叔仍旧朝茶馆走去，只是他改了以往的路线，拐了弯从我们门前穿过，正碰着大浩和小阳去学校，站在那儿望着他俩说：“你们就是这早晨的太阳好好读书，长大了唯有知识改变命运。世界是你们的。”
我说：“也是我们的。”我照着他的话引用伟人的话。
安德叔没搭话，只微微笑笑。他的含蓄有着睿智人的风度，又不失三教九流人的精明。他最近一段时间常与我们接触，总要说一些不靠边的话，他曾当着我和三憨子说过：“人不可自大，自大会摔跟头的。”相隔一段时间后他又对我说：“要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不要把自己对别人的好挂在心上。”这会儿他又要对我们说啥子呢？
安德叔剥了一块糖含在嘴里走去，可他啥也没说。但我还是琢磨着十二能的能人怎儿的能？却琢磨不出，因为我不是个能人。
我们喂的牛，一头壮实肥大的老水牛快成了公家的了。前几天四尖子犁了将近十亩地，牛开始了不倒沫，闭眼垂泪。请来兽医诊断为牛受了累，人畜一般，要我们多喂青草，即使干草也要搅拌豆料，还嘱咐牛不要再劳累过度，不听话牛肉上街卖。兽医虽然开着玩笑，但事实如此。
早上，牛的草还没吃到一半，昌娃哥来借，说只犁亩把地，半天的活儿。三憨子说出实情，婉言拒绝。借牛的昌娃哥还没走，二杆子来了，他没有任何只言片语的解说，就说要用牛。三憨子无奈地摇头，并说：“不能用，牛刚缓过气。”
二杆子不管，他解下牛绳套上犁耙，赶着拖子就走。走出门不忘回过头望我们一眼，然后哼着小曲儿：“长鞭呀一甩，啪啪的响哎——”这是七十年代的电影《青松岭》插曲，总有人高兴的时候唱起。看着他走了，我对三憨子说：“你们二杆子咋就跟土匪一样？明目张胆地抢。“
“他本来就是土匪，希罕？”三憨子说。
“不希罕，你得让他们割草。”我说。
“你说等于没说。”三憨子哼了一声。
小奶奶走来，这情景早已让她看到，老实人该吃亏，我想她不会说。但她却说：“你们真是好人，换了别人准闹翻天。”她的话还是有点挑拨的意思，可这是真话。
我要去割草，多年形成的习惯，每个来借牛的人都这样，三憨子只能让我吃亏，绝不让他二嫂不高兴。
草很好割，对于我是。喂养的牛越来越少，田埂上，荒坡上到处是草。田埂上是旱草，堰塘里是水草，荒坡上长着茅草。我把镰刀伸进草丛里“呼哧呼哧”一割一大把，带着早晨露珠的湿润。不大的功夫，满满的一背篓青草搁在身上，我的腰痛病发作了。腰脊劳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妇科病引起的腰痛就后患无穷。
晌午，我从地里回来，三憨子正在睡。半晌放下草背篓我就马不停蹄的赶到地里，芝麻苗稀稠不均，野草疯长。我拔草，也拔苗，同时也还要补栽芝麻苗，栽了后浇水是关健。看着三憨子仰面朝天，四肢叉开，酣声如雷，我不再是哭，因为我憨。
晌午是米饭焖南瓜，南瓜的香味窜出锅，有人说南瓜能根治糖尿病。我把锅灶里的火压住喊三憨子起来，他翻个身又睡说：“你以为我想睡啊？我累呀。”
“你累，我不累？”
三憨子翻了翻眼又闭上，悠闲自在。
早上那个借牛的昌娃哥又来了，有些理直气壮，他说二杆子让他来套牛。
我问：“咋回事儿啊？”
他说：“啥子咋回事，二杆子不用牛了，让给我用。他还让三憨子给他卸石头。”
三憨子一骨碌爬起来问：“真的？”
“我还能骗你。”昌娃哥有了得意。
我呛了一下，一口气憋在心里。
我把我的委屈写在信里寄给了我的诗妹文菊，一个漂亮的女人。想得到她的回音。
我去挑水，连绵的雨下个不停，我踩着泥泞的路，诅骂着这可恶的雨。我想起传说中的某个皇帝，厌倦了某个多雨的季节，也惯用了反问句：“还下？我就不相信还下雨？”他指着天，可他忘了他是个真龙天子，君子嘴里无戏言。
窄窄的泥巴路，人走去把泥巴踩得稀烂。我的雨鞋漏水里面湿漉漉的滑，走在泥巴的路上我摇晃着。有人扛着铁铣转在地里回来问：“我的乖呀！你成了银环了。他呢？你挑水。”他指三憨子。
我噙着眼泪笑说：“人家忙，我不应该担水？”
“我日你妈，你逞强，年轻行啊，老了呢？
那人论辈份属于公公叔，他的反问更让我想哭。那个公公叔却无奈的摇摇头说句啥子，我没听清，但我能感到旁观者最清。清得如井水。
圆口的井，长满了绿的苔藓，井口上许许多多的草。以往每到夏季总有人拔弄去草。吃水的人多，也不见水里有绿的水带，水纯净鲜活，现在吃水的人少了，井水死水般的。
我伸出扁担，扁担的勾环挂着桶梁伸下去，胳膊用力顺着桶摇摆，桶放平灌满水提起来满满的一桶。再打一桶，提起来才感到吃力。我挑着水摇摇晃晃的真跟《朝阳沟》里的银环样的。我拧着劲儿咬着牙站住歇歇再往前走。走走停停愤怒着想哭。
我再次打开姑姑送给我的包裹，姑姑托班车司机带过来的。包裹里有姑姑写给我的明信片。姑姑写着：“文学成功的意义，显示着人格的自尊和人生的风彩。”我扬起头看着雨中的远方，我把明信片捂在胸前，一种力量的升华。
我从屋里出来，小奶奶正从门前走，嘴里嘀嘀咕咕的说啥子。我和她说话，她脸沉着，好像这个世界的人都欠了她债似的。她转过来时，嘴里不干不净的骂啥人，我听得模糊。
我锁好门，小奶奶抱着她的孙子又转了过来，她的眼睛盯着我或是我们这个方向骂：“不得好死，死了炼他的骨尸。”
我忍不住了，但脸上还是挤出点笑容问：“谁惹你啦，小奶奶？”
她站在那儿有话要说，我听。尽量让脸上保持点笑容，聆听她的说教。这会儿的聆听只能是一种礼节性，我还要上工，地里的稠稠密密的草要拔。如果再不把草当一回事，那么这一季的庄稼就毁了。有人说芝麻绿豆搁下箩头，那是以前，现在的芝麻苗稠稀四寸见方，科学种田的新方法。小奶奶的事，我不能当回事，但也不能不当回事。她的高兴与不高兴，终会影响到邻居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