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结束后，我收到《湖北钢丝报》寄来的样报，这是我发的第一篇小小说，割麦前寄出去的。这是在“梨园诗会”上文友提供的投稿地址。他向那位编辑推荐时说明了我的身份和处境。他们不仅是同情，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让他们感动。我掂着样报在手里，几张邮票是得来的稿费，心里暖暖的。
有人看到问我：“你的文章又发表了？”
怎能说又发表了，本来发的就不多。那人说发一篇就等于十篇，跟贼偷子一样偷一回当十回。我听了却笑不出来，多不多不是事儿，关键是三憨子连带的灾难横竖不当的摆在我面前，我哭都哭不出眼泪的害怕。
那个救火的夜里，准确的说是天快亮的时候，村里人挑水桶，拿脸盆儿纷纷盛水扑火。三憨子不顾一切的跳进水里，替人们打起水递上去。救火万分之急的事，每个人都一马当先。当雨点降临时，三憨子忽然感到腿被什么东西咬了一下，有针尖扎的痛，然后，就是剧烈的疼痛。他哭着喊被长虫咬了。人们从水里拉起三憨子，雨点纵然落下来，稻场上烧着的麦垛只有浓烟，没了火光。
有人问三憨子：“地还没种完？”
“他麦还没割完呢。”
“割完了。刚割完，任玉割了一夜。”三憨子哭。因为他的腿肿得乌黑发亮。山柱掌着灯看了看三憨子说他因工受伤——他话没说完不说了。
我哭路无天了，周婶儿和小奶奶不瞅时候地找上门来，因为麦子没拉堆在地里，夏至不打满天飞。也就是说在夏至前麦子如果不打出来。麦峨子将会把麦籽啄空。无论怎样，她们说要我慢慢地做，做一点少一点。于是我把三憨子的药换上，拉上板车独自个儿去拉麦子，别人拉三五十个麦个，我只能拉二十多个麦个，弓身一步一个脚印。遇到上坡处，或许能遇到人帮着推一把，我能一鼓着气地拉上来。我眼泪泡着笑冲人家道声谢谢。如果遇不到人，我身子瘸成三节拉上一段路，站下来歇歇再走，小车不倒只管推。
三憨子的蛇伤还没好，别人种的苞谷苗吐了一地青，一天一个样的如鹅儿一样的生机勃勃。而我们地里的麦茬白花花的长那儿，无地自容的脸红。小奶奶和周婶儿又找上门让我学着去犁。
“我行吗？”我害怕。
周婶儿说：“你能行。”她说她也犁过地。在毛主席那个“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时代。
小奶奶笑，她说：“你周婶儿笨手拙脚的就能犁，你更能犁。你文章能写，还有啥不能做的。”小奶奶眼笑成一个弯月。
我试着赶着牛手扶犁管，牛的绳索拴在犁管上。有人走来指点我，手捏着犁管和牛的疆绳，如果牛走的慢，就拽起疆绳喊一声“哒”。如果牛踩偏过左，就扯着绳喊“哒哒”。那么牛过偏右，就抽牛一鞭说“咧咧”。用牛的规则我掌握住，其实，犁地并不难。犁铧掀起泥土散发出湿润的气息，一犁扶着一犁，实践出真知。我累得满身疲倦的时候，三憨子的伤好了。小奶奶和周婶儿她们又找上门“哈哈”地笑，她们说她们糊弄了我。
我憨了一样地愣在那儿。
小奶奶说周婶儿根本就不会犁地，她们说为了“骗”才糊弄了我。她们高兴得“嘿嘿呵呵”地笑，而我却哭着望着她们。我正哭得一把鼻滴一把泪不可开交的时候，三憨子回来，说村委里有我的东西，要我去取。啥东西，三憨子说反正是好东西。
我取回了东西，小奶奶和周婶儿依旧卖盐的爹——老咸（闲）地坐在树荫下。她们看着我走过来，十分的亲热。“又有人给你写信了？”
“你咋知道？”我笑问。
“你手里拿的。”
哦，我笑。举起手里的信和包裹单，一个在政府工作的文友寄给我的稿纸。
“咋能不知道，好事不出门，肉告示传起来还不快？”她们笑。
公公远远地向我们走来。
小奶奶和周婶儿开始唠叨说公公惹人嫌。我有了难为情，其实——人，笑人前，落人后，轮了叫人笑个够。
公公走来走去，乍一看像个要饭的。逢着头，踢踏着鞋儿，裤子掉在脚脖上，把不该露在外面的东西露在外面，显出无知的迷糊。可他的本能知道朝人群里凑热闹，也能知道他回家的路和不能超过的时间。
花妈曾当我们说：“前坡搭后坡点点入旧窝，谁叫他笑人的？能过分了的报应。”
听人说公公以前绝对的聪明，他的思想观念远远比不上十二能的安德叔。但他的小算盘又远远的超过了《艳阳天》中的弯弯绕。他自私，也顽固，又不失那么点清高。
那边有狗叫着撵着大嫂走来，大嫂和小奶奶打着招呼，说是找一种活血的益母草。她的气度依然不失文静。
小奶奶看着大嫂走去骂了句：“假斯文儿。”忽然她又重提旧话的问我说：“都是哪个给你在写信？”
“谁给我写啥信？”我一时糊涂了。很快有了反应说：“收到的都是报纸。”
“屁。”小奶奶眼吊斜着。
我说：“真的，谁骗你谁是狗。”
小奶奶不信。为了证明我的话是真的，跑进屋拿出报纸和信封让她看，她说她不识字。周婶儿眨着眼想说啥子，又没说，咕咚一下又咽了下去，有种说不出来的遗憾。我的心忽的一下有被蚂蚁啃了的痛。
有一天，堰塘里女人洗衣裳的情景被我发现，一串串洗衣溅起的水珠犹如春的毛毛细雨，飘飘洒洒的落入堰塘连同飘忽的涟漪一浪一浪地游去。女人捶打的棒槌声回旋在堰塘上空，恰似惊雷催春的号角。我站那儿空空如也。
“看啥子看？不认得我们啦？”女人突然抬起头朝我吼着，脸色几分的愤怒。
我心猛的一颠，一切的美妙重新倒回现实的门槛。我朝公公婆婆家走去，我要给他们晒被子，三憨子吩咐过的。远处好像有人在吵架，几声过后又平静了。花妈牵着羊走过来，那头骚胡子羊用头拱着我的腿，花妈就笑，笑得怪怪的。
公公已不认得人了，每次大嫂和二嫂走去，他都拿着棍子堵在门口，花妈说的。我走去，公公问：“你是哪个？”
我说：“我是你们老三家。”
“哦，”公公愣了愣，仿佛在回想地说：“三憨儿们。”
我说是。
公公不再喊叫，闪开一条道儿。
我把他尿湿的被子抱出来晒，尿骚味熏得我出不来气儿。湿漉漉的被子沉沉的没有弹性。我把被子搭在横牵的铁丝上迎着太阳晒，招来许许多多的蚊虫嗡嗡地叮在被子上。
“你不会给上面喷点药。”有人在我身后说。
我扭过头，二杆子夹着个包过来，脚步的迟缓显出整个人的疲倦。刚才听到的吵架声一定是他的。
我问：“喷啥药？”
“敌敌喂，闭气专治蚊子。”他说能让虫子立刻就死的那种药。
我一惊，问这不能毒死人？
“你不会小心点，被子晒干点。”二杆子不耐烦地说着走去。
这事儿我可不能做，我在心里告诫自己。药，能让虫子死，也能让人死。同样是药，竟能让人完好无损的度过危险期，小敏就是证明。
小敏月子了。人们惊讶，却不意外。
小敏宫外孕手术的时候，医生说三年后才能再怀孕，否则……医生嘱咐。有三年吗？别人说是因为医疗的发达，她才没有意外事故发生。
有人问我知道吗？
我摇摇头说不晓得。
他们都不相信，撇着嘴摇晃着头。
晚上，我睡不着了，因为我听到一个不好的新闻。一个女孩，十八九岁，别人给她介绍了对象，男的很丑，但有钱。女孩漂亮，只是家里穷，女孩同意了，她说两者之间互补。可是，后来男的把她甩了。女孩受不了，就喝了一整瓶的农药，当时就死了。所以，笔转动在我手里，几乎一个字都没写。想着那女孩，那男人，最后是公公，人啊——但小敏的顺产即人性又事实，我手中的笔说服不了谁。
直到有一天，大浩站在我面前，一个小男子汉的成熟，在众人眼里他有着母以子贵的荣耀，他手伸进书包里说：“妈，你的东西。”
我大喜过望地接过一本卷了角的书本。
“唉。”大浩懊悔地缩回手，重新从书包里摸出一张报纸。“妈，你高兴不？”
“我当然高兴。”我接过报纸《襄阳日报·周未版》，上面有我的散文《静夜思》。如果不是有作者的通联地址，我很难相信是自己写的，文章的篇幅不长，有三四百字，我仔细地读着回味着。“是黑夜的宁静让我放飞自己。面对朗朗的星空，我宽容自己。面对游荡的灵魂，我接纳自己。”
我把报纸藏在无人知道的地方，这样的事不能公开，要么能成功一鸣惊人。
我正藏报纸，三憨子幽灵般地出现在我身后，他的呼吸和他微小的动作都在我的感觉中。我转过身捕捉着他的某种动机时，他的手一扔，一只白色的蝴蝶张开翅膀起飞在我眼前，然后落在脚下，我俯下身捡起目睹它的美丽。却是一张医疗欠费单。
“啊”我惊叫起来“咋九十块？只有七十块呀。”割麦季节的那个伤残事故的药费。
“你问我？我还想问你呢！”三憨子愤愤地说。
我去找原来开的那张条子，怎么也找不着，多出二十块，心痛那。我有了埋怨“都怨你，你不……”
“怨你……你——”
“哦……”
“……你”
无休止的针锋相对，不是谁想赢谁，而是他想征服我。他说：“你不是人。”
我说：“是人的是人，不是人的永远都不是人。”
“嗵”的一声，有鸡从鸡窝里窜起蹦上院墙，咯咯地高亢着它漂亮的嗓子，拎着腿拍着翅膀。“不就下了一只蛋吗？”三憨子扔个砖头子砸去，鸡飞了旋起一阵泥灰。
我侧着头望去，远处有人在喊谁？三憨子侧耳听。
我问：“谁在喊？”
他说：“母鸡下蛋了。”
婆婆来了，脸涨得通红。我问她有事？
“你贱。”三憨子的眼都斜了。
我不明白他的用意，两眼左右地望着婆婆和三憨子，他却将白眼翻给我。我问：“咋啦？”
“啥子咋啦？你弟媳妇月子了，叫你去看，嫂娘的美名可千古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