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多次政治迫害之后，索尔仁尼琴没有消沉，而是越发勇猛。和梭罗的主动寻求隐居不同，“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这次是在时代的冷落中开始了《古拉格群岛》的创作。《古拉格群岛》借助了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对一种政治运动及其所产生的政治制度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思考：极端残忍的刑讯，荒谬绝伦的司法，彻底沦丧的社会道德，以及毫无人道的株连性流放、集体流放、超强度的死亡劳改，都是人祸的结果。苏联监狱和劳改营的种种内幕，成为小说中纪实性的题材。这本自传兼特写性的长篇小说，以揭露俄国自十月革命以来苏维埃政权下的非人残暴统治为主题，以作者个人为时代的亲见者，上百人的回忆、报告、书信，以及苏联官方和西方的数据集体指向集中营的悲惨，书中描述的一个又一个场景令人发指：“也许它对活生生的人来说是可怕的。爬满虱子臭虫的看押所，没有窗户，没有通风装置，没有板铺——这里只有肮脏的地面。”“列福托沃的‘心理’监室，如三号，整个漆成黑色，也是昼夜亮着一支二十瓦的灯泡。”“你爱上的当然不是那肮脏的地面，不是那阴沉的墙壁，不是那便桶的气味，而是那些与你接口令一起挪动腿脚的人们，是你们心灵中共同跳动过的东西；是他们有时说出的令人惊异的话；是你心中只有在那里才能产生的无拘无束遨游自在的思想，不久之前你无论怎样跳腾，无论怎样攀援，都达不到它的高度。”……
这是索尔仁尼琴式的语言，这是他亲眼所见。与上文我所摘引的梭罗的语言截然相反，这里曾经是人间的地狱。索尔仁尼琴当然被人看作“疯子”。写完了一系列作品之后，似乎是还没有从个人强烈的情感抒发中回过神来，书的主人再次被迫政治驱逐，而这一次，被宣布剥夺苏联国籍的索尔仁尼琴，离开自己的国度长达20年。
在此之前，“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从古拉格囚犯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从流亡异域到最后荣归故里，索尔仁尼琴总算是在人生的暮年回归了自己的人生价值。1994年，76岁的大胡子索尔仁尼琴从流亡之乡回到了祖国，这个后苏联时代的先知受到英雄般的欢迎。作家对于政治权贵似乎很不给“面子”，他深知俄罗斯政治的罪恶。索尔仁尼琴用他的《古拉格群岛》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中掀起了政治风波，这位目光犀利而心怀悲悯之心的老人，对于作家的神圣使命进行了最好的阐释。
用幻觉抚慰现实可以疗伤，用现实追赶幻觉肯定很受伤。用上海清口派艺术家周立波的话讲，讲真话有人不高兴，讲假话自己不愿意，所以就干脆讲些笑话。这大概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到底该怎么说话，说些什么话，是摆在我们现实语境的困难。于是，当各种思想在一起出现的时候，常常是听众中没有人开口，集体的失语成为最好的回避。不是怯场，自保下的难言恐怕也让人理解。很显然，索尔仁尼琴没有自保，而是勇敢地站了起来，在斯大林高度集权的时代，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作堂吉诃德式的斗争。好在最后，他为自己也为时代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2009年俄罗斯政府宣布，索尔仁尼琴的巨著《古拉格群岛》将在俄罗斯出版儿童版，并列入全国中学课程，以加深学生对俄国历史的理解。
一个是在逃离政治的同时又时刻以理性哲学的角度来观照现实世界，在脚踏实地走路的同时不忘仰望人类精神的星空，一个是寸步不离政治而遭受非人待遇的种种折磨，在备受精神折磨的同时甘愿承受时代的痛苦。梭罗和索尔仁尼琴都是相当疲倦的精神辛劳者。一座湖，一座岛，人生际遇无外乎在狭小的空间中演绎得淋漓尽致。洒脱的洒脱入了世人的心间，受难的受难至于非人的境界。看起来温和的梭罗，在温柔的文字背后有坚强的自我表达；倔强好斗的索尔仁尼琴，在激荡的文字中从不掩饰内心的诉求。文学从来没有因为他们个人的痛苦思索而停止向前奔跑的步伐，相反，人类的精神正是在他们的精神感召之下继续前进。
作家周国平说，有两种孤独，一是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二是灵魂寻找另一颗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用这样的标准来看，瓦尔登湖中的梭罗属于前一种的孤独，而古拉格群岛中的索尔仁尼琴则当然是后一种了。两种孤独，其实都在阐释同一个哲学命题：人类社会（自然包括个人）该往何处去。
好在一切看起来不公平的事，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一切又回归到公平的起点。寻找人类宁静的梭罗寻觅到了湖的宁静，寻求政治话语的索尔仁尼琴看到的是岛的死寂。一百年之后，两个很难被世人遗忘的文人第一次相逢，一个是徘徊在瓦尔登湖，一个是囚禁在古拉格群岛，在各自强大的精神世界中，彼此呼唤着对方。
卑微与崇高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日趋多元，文学也随之众声喧哗：有的作家借用舶来的叙事技巧消解写作的价值取向，有的回到琐屑世俗的生活消解崇高，有的选择玄乎的自言自语，有的开始超实验的文学探索，有的干脆给读者开出一剂虚妄的心灵鸡汤甜蜜着你……最后的结果是，文学的价值判断变得模糊起来。
作家的写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写作意愿，二是作家的责任感。作为文化精神产品创作的作家，终究是靠作品来获得读者认可或者征服读者的，不必高高在上甚至让人仰视。而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却应该让读者臣服，这样的阅读才多少有点膜拜的意味。
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该得到读者的膜拜，读者也需要这样的文学膜拜。作家不是君临天下的傲然目空一切，读者与作家是平等的，真正接地气的作家与读者更应该是平等的。无论采用何种表现手法，文学作品最终传达出来的终究要与读者的生活相接近，或者说是我们现实平常生活的投影。真善美，假恶丑，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社会缩影，恐怕是作家创作的不二选择。
也许是人生经历的坎坷，也许是作家创作价值选择使然，刚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刘醒龙，便是这样接地气的作家。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大潮面前，作家仍然选择自己最熟悉的乡镇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创作的题材，在俯视卑微的同时仰望崇高的社会底层民众。刘醒龙在获奖感言中话道：“作家是在有限的天赋之上还有无限的天职。”毫无疑问，这是作家对自己写作选择的最佳阐释。
作家选择这样的写作基调，本身就是不可避免的矛盾。底层民众是活得很艰难的，他们由于出生的卑微，获得物质上的享受有限，但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精神的崇高，相反，他们骨子里葆有的内在崇高累加起来却足以构成民族精神的脊梁。
对于底层人，刘醒龙有过这样深情的表述：“面对这样辛劳的人，这样诚实的人，我无法举起批判的利器。”然而他又表示：“这样说并不意味自己已放弃了批判的立场，而是恰恰相反，只是我的锋芒不能对着这些在历史的海平线下苦苦潜行的大众。”这些底层的小人物“闪烁着质朴的光辉”：无论是种地的农民还是村里的支书，也无论是民办教师还是乡教育站站长，在道德和人格上他们都承载着他要表现的“高贵”。于是，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是，在他们身上，贫困甚至有时是愚昧不可避免，但道义却是苦苦坚守，无论世事纠结如何大行其道，可是良知从未丧失……一个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卑微人物，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精神状态与生存状态，成为一条贯穿作家全部小说的命定线索。
这个时候，卑微与崇高的俯仰，就这样矛盾地纠结于作家的作品中。在最早的小说《村支书》中，当了二十多年的方支书是村里公认的好人，“办事凭良心”，但是仍然无法改变村里落后的面貌，文村长虽然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毛病”，但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一点也不输给方支书，理由是“村长的能力强”。最后的结局是，为了抢修水闸四处奔波求人拨款而如今已进入胃癌晚期的方支书，抱起草棚的棉絮跳入水中堵住水闸的漏洞，不想自身被鲶鱼吃得只剩下白花花的腿骨。方支书最后的死亡就具有了悲壮的意味，这种英雄悲剧般的结尾，既合乎现实生活的情理，也是作家的精心设计。
《威风凛凛》是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赵长子为了报恩，放弃荣华富贵，来到偏远的西河镇创办了第一所私立学校，当了一辈子的民办教师，是乡村传播现代文明的延续者，却成为当地蒙昧野蛮者肆意欺侮的对象。他外表谦卑甚至窝囊，内心却无比强大，他说：“面对别人的侮辱与伤害，不管有多深多重，只要自己能坦然以对，那么他们不但达不到本身想达到的目的，相反地能使自身得到深刻的解悟与锻炼。”同时，他还坚持这样的生活信条：“以知识作为矛，以忍让作为盾，知识不会伤人，忍让可以护身。”
看似平常的内心自白，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赵长子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样多少富有哲理的话语或者说是自我安慰，立马使得赵老师成为西河镇最威风的人，他的威风不是来自同蛮横粗野力量的以暴制暴，而是来自精神理想的高蹈。怀着“高贵”的“梦想”，拥有超拔的品格与智慧，忍辱负重地承受苦难，坚持对周围人的改造。在赵长子的“高尚”面前，五驼子、金福儿、小曾、大桥等，就显得要野蛮粗俗得多了。文明与愚昧两种“威风”力量始终在较量，尽管赵长子被五驼子肉体上摧残至死，但在精神的高贵面前，孰卑微，孰崇高，每个读者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评判。
读刘醒龙的小说，眼前总会浮现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卑微人物”形象，他们不同的经历、性格、禀赋、品行，通过不同的事件、不同细节的描写和内在心理活动的变化，慢慢地在读者心中延展和定格。譬如，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的高天白，《挑担茶叶上北京》中的石望山，《分享艰难》中孔太平的舅舅，都是卑微而高尚精神的延续。读着质朴的文字，体味着一个个仿若就在我们身边的卑微人物，如同咀嚼一顿佳肴，让人回味无穷。
“好的小说如同真正的男子汉，没有花言巧语，也不会卖弄风流，甚至还会冷若冰霜地拒人于千里之外，内在却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暗火。”刘醒龙的小说之“真”在于：源于高贵并且懂得去尊重这种高贵，以高贵这“一团熊熊燃烧的暗火”照亮人性中的美丑。
给作者带来盛誉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天行者》，应该是作家前期小说《凤凰琴》的延展。小说通过几代民办教师的命运悲苦，在不回避乡村矛盾的同时弘扬了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体现出作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这个民办教师群体，虽说是公民意识的最早觉醒者，相互之间也因为转正的一点利益而互相倾轧，互相提防，甚至是明争暗斗。因为受制于乡村权力，声音微弱，自我价值遭到贬抑，根本不可能采取什么实质性的行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国家大的民办教师转正政策上。于是，余校长、邓有米、孙四海、明爱芬等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偏僻贫瘠的界岭小学的民办教师们，虽然只有极其微薄的工资收入，但为了能够让这些身处穷乡僻壤的孩子们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他们却凭借良心承担起了教育孩子健康成长的重大使命。即使在他们之间，在“僧多粥少”的转正指标面前，他们同样也避免不了一些蝇营狗苟你蹬我踹的利益冲突，但对待乡村培育孩子神圣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们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
故事最大的看点是每次出现转正机会的时候，在转正指标这块试金石面前，几位民办教师的高尚人格，也就熠熠生辉了。三次转正机会，先是张英才主动让出了这个指标，然后，又是大家一致同意把指标留给早已对转正望眼欲穿的明爱芬。多年的愿望终于满足，瘫痪多年的明爱芬在最后一刻离开人世，这唯一的指标最后还是落到了年轻的张英才身上。在张英才面前，始终有三个卑微的英雄存在：教学、照顾瘫妻之余，承担着十几个寄宿家里的学生吃住管理的老好人余校长；节俭、灵活，一切为转正做准备、一丝不苟进行自己人生计划的副校长邓有米；清高、孤傲，与有瘫痪丈夫的王小兰暗中苦恋多年的教导主任孙四海。他们如同界岭中的山一般崇高，有时有如山上的野草一般坚韧。
他们活得平凡甚至卑微，但他们用这种平凡中的崇高感染来过界岭小学的每个人。这种崇高包蕴在日常教学和生活的每一点每一滴里，它可以体现为付出和牺牲，也可以体现为宽容和善良，更可以体现为坚韧和顽强，这是界岭小学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后酿就了“界岭小学之毒”。正因为有过在界岭小学当民办教师的一段工作经历，所以从省教育学院学成归来之后的张英才，历经情感和人生阅历上的选择，最后又回到了界岭小学，因为他特别怀念界岭小学的纯洁与崇高。“纯洁”“崇高”这样的字眼，用在界岭小学的几位民办教师身上毫不为过，他们着实般配这样的“崇高”。最难得的是，作家毫不隐讳他们的卑微，而是在俯视表层的卑微后能够挖掘出他们精神上最为重要的高贵点，继而仰望他们的崇高。
对人的关怀，对人格和生命力度的关注，是作家写作的立脚点。作者谦逊解剖自己：“作家写作有两种，一种用智慧和思想，一种用灵魂和血肉。而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写文章！唯有如此，我流浪的精神与情感，才能找到那么大小的家园。”家园在何处？曾经作为农耕文化精神家园的乡镇，在时代的发展大潮面前，开始出现了道德价值观念滑落的趋势，再也不是和谐的乐园。坚守道德理想的他们，充满了失落和精神的迷惘。作家只能是深深的理解他们、同情他们。
现实的利益上，一个个的他们有时是利己或者是自私的，但在道德层面，他们脱掉了肮脏的外衣，是道义精神的守护者。尊重高贵或者仰望崇高，都是作家的审美理想。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的作品是写给大多数人看的。”不回避现实，不回避真实，无论是表现对生活的感动还是沉思，作家都应该是作品中道德审判的法官。自然地，关注社会民间人性的刘醒龙在创作中必然会介入自己的道德情感。尽管现实有时很残酷，以日常人生利益标准和道德选择来评价，往往是截然相反的方向。但在作家的笔下，人物命运开始展现出不可抗拒的张扬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