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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涨了又退，退了又涨，一晃几年过去了。
当激昂的《亚洲雄风》在神洲大地唱响，改革开放的大潮已轰轰烈烈，势不可挡。新星农场却是风雨前夜，甚嚣尘上。
那段时间，安振邦频繁地去省里市里开会，安澜问妈妈，爸爸为什么老出差，月姣回答说“要向上面汇报情况”。月姣的声音很轻，神情有些落寞。
安振邦回来后，场部便一场接一场地开会。安澜很难得见爸爸一面。爸爸好不容易回到家，可他前脚进屋，后脚就跟进了渔业队的谢队长。
谢队长弓着腰，提一大袋东西，一脸惶恐地进屋。安振邦似乎知道他的来意，叹息一声，招呼他坐下。
“书记，这太突然了，我们完全没心理准备啊，我们渔业队有干部职工几十号人，加上家属将近百来口，都是靠这份工资吃饭的啊，要是把渔业队剥离出来——”
谢队长一脸苦相，安澜见了不禁皱起了眉。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老师都说了，遇到困难要迎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
“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农场庇护之下，风刮不到雨淋不着，就像是家长保护自己的孩子。可孩子总会长大，总要独立自主，一昧依赖家长，不是长久之计。”
“可——”谢队长可怜巴巴的。
“你们不要怕，农场不是甩包袱。农场这几年情况不好，可以说是每况愈下，主要还是因为机制不活，负担太重。出现问题就要想办法解决，下定决心变革。渔业队自负盈亏说不定是好事，你们努力干，赚了钱，日子还会过得好些。如果经营还是不理想，农场也不会完全不管不顾，还是会想办法扶助的。就像长大成人的孩子，见见风雨，历练历练，说不定还能闯出一番事业，干出一番成绩。”
谢队长走了没多久，卢副场长也来了。卢副场长处事中庸，常在书记、场长中间充当“和事佬”角色。安振邦有些恼他，觉得他瞻前顾后，不太利索。
“老安呐，我觉得渔业队那事，还得从长计议，先缓一缓。”卢副场长吐着烟圈，若有所思。
“这是上头的意思，也不是我自作主张。如果工作没有进展，上头怪罪下来，我可是要担责任的。何况，农场的情况是一年不如一年，不改不行了。”
“这个我知道。只是，农场下面的企业，吃大锅饭惯了，这突然间断了奶，我怕他们——”
“早断晚断反正都得断，让他们下海游会，说不定还学会游泳了。”
“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先按兵不动，观察观察，看其他地方怎么做，我们可扬长避短，借鉴他们的经验。”
安振邦皱起了眉。卢副场长不说话了。
第二天，卢副场长问场长，对渔业队自负盈亏有何看法。场长脸上浮现神秘的笑容，眼里全是狡黠。“这事当然得由书记作主。”场长不急不慢地说。
“那——”卢副场长还想一问究竟。
场长却不耐烦了。“我还有事。”说完便匆匆走了。
几天后，安澜放学回来，见场部大门外贴了一张告示，告示前人头攒动，左推右挤，见不到一丝缝隙。人群中一人钻出来，一脸愤慨，对着后面的人说：“渔业队独立经营，自负营亏，这不是甩包袱吗？”
“是啊，以后我们怎么活。”有人立即附和。
“得找领导讨个说法，不能这样欺负人。”
“对。”
“找领导去。”
群情激昂的人们，开始拥至办公大楼门口，被经警拦住了。安振邦闻声下楼，站在台阶上，用温和的语气解释道：“我知道这个决定，大家一时难以接受，会很不理解，甚至误解。近几年农场效益滑坡，大家也看到了，所以要改革。撤销渔业队与食品加工厂，只是改革的一个方面，还会有后续的步骤与措施，但我向你们保证，国家不会置你们的生活于不顾……”
人群渐渐散去，有人一步三回头，疑虑重重，有人狠狠地往地上吐口浓痰，骂骂咧咧离开。
安振邦晚上才回家，刚刚落座，场长来了。
场长一进门就唉声叹气道：“书记啊，这改革，我看还是缓缓吧，难度太大。你看啊，农场工人本来过得不好，如果还要精简，这不——要是他们闹起来，局面难收拾啊。”
安振邦给场长倒了杯茶，神色凝重。“农场的问题，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政企不分、权责不明、职能不全、双重负担等等，当然了，也不只是我们一家，普遍性的，改革是大势所趋。”
“但——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场长仍然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我没有操之过急，我只是正视问题。国有农场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如果不改，只有死路一条。工人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会着力解决。”
“那你觉得应该怎样改？”
“行政的归行政，企业的归企业。该合并的合并，该精简的精简。农场摊子太大，开支大得惊人，你是知道的。农场工人吃大锅饭惯了，没有压力，也就没有动力，每天混日子，效率不低才怪。农场能够主导的财政权力有限，开源的空间受限制，目前只能在转变职能、缩小摊子上腾挪空间。”
场长叹了口气：“理倒是这个理。”
场长起身告辞，转身出门的那一刻，场长意味深长地笑了。
晚上，安澜见爸爸手撑额头，愁眉不展的样子，放下作业，关心地问：“一定得改吗？”
安振邦抬头看看女儿，瞬间舒展了眉头，笑着说：“是啊，不改不行啊。”
“为什么？”
安振邦一时不知怎么跟她解释，月姣替他解围道：“就像人生了病，得治，不然会越来越糟。”
“你这比喻不确切，”安振邦苦笑，“原本不应由我们办的事办了，一些该办的事却没办好，这样就造成了一些混乱。因为没有正确的、合理的规定，该使的劲没有使出来，不该有的负担却把人拖得很累，所以得努力调整，争取达到最佳状态。”
安澜睁大双眼，表示不理解。
“嗯——这么说吧，譬如搬家，我们现在这房子又小又挤，所以要搬到宽敞的、漂亮的新房子里去住，搬家的过程会很辛苦，而且先头两天，家里会很乱，但我们逐步整理，便渐渐地理顺了，摆正了对不对？”
噢，原来是这样。安澜好像有点明白了。
在白桦家里，白国强坐在灶台下，把卷烟吸得噼答噼答响。渔业队的顾大叔坐在长凳上，冲国强道：“会闹的孩子有奶吃，我们不能太老实了，我们去吵去闹，说不定结果就改变了。”
国强摇摇头。仍然木讷地吐着烟圈。
“听说你们家与书记家走得很近，书记的女儿跟你们家白桦交情很好，你去找他嘛。”顾大叔给国强出主意。
国强却叹口气：“那更不可能，我想都没想过。”
那段时间，白桦几乎一言不发，安澜便逮住白玉问情况。白玉说，渔业队实行自负盈亏后，队长就说盘子太大，要精简人员，渔业队原先的老职工大部分要转岗，转为农场的农业工人，承包责任田。“实际上就是农民了。”白玉宽宏大量地说。
“那渔业队总得有人干活啊。”
“谢队长留了几个亲信。就是平时跟他关系好的。听说，那些人都送了礼。我们家可没钱送礼。”
“那，那，还有工资吗？”安澜都有些结巴了。
“没有了。听说还有养老金。”
安澜惊讶得说不出话了。白玉还安慰她：“我知道这不能怪领导，是政策。”
国强打了一辈子渔，种田并不在行，田里长出来的东西成色总不如人。国强对地里的东西，有点听天由命的意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打渔上。
这年冬天，又到了开湖季节，湖面上布满了蜘蛛网般的渔船。太阳穿过薄雾洒在河面上，驱走了冬日里浓重的寒意。有些船家一家老小都在船上，船肚子里铺盖行李、锅碗瓢盘一应俱全。傍晚时分，渔船上升起袅袅炊烟，小狗在船头撒欢，非常美好的渔乡图。安澜放学经过，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为眼前美景深深陶醉。生活不会是十全十美，但仍值得去追求，去歌颂。也许这就是湖区人民生生不息的原因。
一般情况下，金枝要家里家外忙活，国强出湖打渔都是一个人。那天，夕阳已亲吻到湖面，国强还没回来。金枝在家焦急地等待。晚上七点，饭菜凉了，一家人边吃边等。晚上十点，国强还不见人影，金枝这下慌了神，忙去岸边的渔家打听。河岸停泊的渔船延绵几公里，只有几盏微弱的灯火点缀无边的黑夜，很多渔家已经睡下了。金枝一家一家去敲那些船肚子里紧闭的木门，终于有人回答她说，看见国强的渔船驶入湖中心了，然而下午再没见过他。
那个不眠之夜，对金枝来说，太难熬了。国强整夜未归，这是几十年都未出现过的事。
第二天，有几个相熟的渔家愿意驶入湖心帮忙查找。中午时，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见到了飘浮在湖面孤零零的渔船，但没见到人，且船头有碰撞的痕迹。消息传开，人们的心情沉到了谷底，明白国强凶多吉少。农场出面请了打捞队，围绕渔船所在位置方圆几十里搜寻。人们开始对国强的命运进行推测。最符合逻辑，也最受肯定的情节是：那段时间湖面上来往的挖泥船较多，挖泥船体积庞大，国强小小的机动船不慎撞到挖泥船的船尾，他被掀落入水，但挖泥船却毫无知觉，于是……
冬天的湖水冷如刀割，船在湖心前不着岸后不着店，国强纵使不淹死也会被冻死。人们为国强的命运揪着心，各种推测私底下流传。可不管怎样，国强都不能告诉人们原因了，傍晚时分，人们打捞到了他的尸体。
当安澜听闻后赶到白桦家时，亡人已换好了寿衣寿鞋竖放在堂屋的墙角，金枝趴在丈夫身上号啕大哭，三个孩子披麻带孝地跪在亡父身旁。帮忙的邻居脚步细碎而又匆忙，使原本笼罩在悲伤中的屋子又凭添了压抑的气氛。不一会，灵堂就搭建好了，亡人的脚头燃起一盏豆油灯，细小的火苗将照亮灵魂升入天国的路程。
这是安澜第一次真切地感受死亡，而且是她非常熟悉的人。她替白桦悲伤，替白桦一家人悲伤。白桦的爸爸是多好的一个人啊，怎么突然就没了呢？安澜站在那里，想起国强从前的种种好处，泪水滚滚而下。
金枝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坐在亡夫遗体旁挽唱。从相识相知、夫妻情深、生儿育女、儿女孝悌，到生活的艰难、未来的孤单，曲调哀婉，悲悲切切，把在场的人都唱哭了。有人捂住脸呜咽起来，有人受不了走出屋外。夜越来越沉，三个孩子无声地烧着冥币，燃起的光焰，像极野火，一丝丝、一缕缕弥漫开来，消失在深阔的黑夜中。
翌日，几个道场来白桦家诵经歌唱。道士们身穿长袍，做道融吹、拉、弹、唱。有两个道士表演“对词”，其余的伴奏，二胡、唢呐、锣、鼓一齐鸣响，热热闹闹，暂时驱散了因死亡笼罩在这个家庭的悲哀。白家屋外，来了许多帮忙以及看热闹的人。有人议论说，国强死得太冤枉，如果不是被精简，他不会出湖打渔，就不会死。也有人说，这都是命，谁能料到他会出事。
晌午时分，顾大叔找人抬了副棺材进来，是临时赶去县城买的。棺木还散发着浓浓的油漆味道，外配有铜制把手，衬里是带夹层的丝绸。有人议论说，金枝平日里节俭度日，对丈夫真是不薄，光这副棺材就得花费不少钱。
按当地的习俗，遗孀是不能送亡人“上山”的，也就是不能送亡人下葬，否则灵魂会随亡人入墓，不可以再嫁。出殡那天，四十岁不到的金枝执意要给丈夫送行，一路踉踉跄跄跟在脚夫后面，不时趴在棺材上放声痛哭。白桦家已划分了田地，亡人将长眠在自家的土地里。泥土一锹一锹落下，棺木渐渐看不见了，金枝失魂落魄地号啕起来，趴在隆起的新坟前不肯起身，在场的人无不落泪。
国强走了，也把这个家庭的欢声笑语带走了。守孝的那些天，总有人对他们家指指点点。有的深表同情，不断地叹息“可怜”，有的则在背后窃窃私语，分析事故来龙去脉，说如果不是渔业队精简，国强就不会下岗，不下岗就不会天天出湖打渔，不出渔打渔就……金枝沉默地听着，面无表情，看不出她心里想些什么。白玉白兰更觉得苦，嘤嘤地哭个不停。只有白桦，紧咬嘴唇，一脸铁青，像是与谁在较着劲。
白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幽黑的大眼睛里，有一层与年纪不相称的忧郁。安澜因此惴惴不安，她有一种莫名的负疚感，总觉得国强的死，与她家有关。
放学回家，安澜告诉爸爸：“白桦的爸爸死了，有人说他是因为改革才失去工作，才掉湖里的。”
安振邦一脸憔悴，声音也罕见的沙哑，“改革不是针对某一个人，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的利益。它调整的是一个整体。”
安澜听不懂。“可他爸爸是个好人。”
安振邦叹息一声。“这只是一起偶然的事故。他出湖打渔，不是必然会掉湖里的。渔业队有人承包了责任田，日子比以前过得还好些了。还记得爸爸跟你讲过，搬家的比如么？搬家总得乱几天。改革这么大的事，不可能一天见成效，甚至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但当问题解决，就像病根去除，每个群体都会受益，国家就会蒸蒸日上，以后全是好日子了。”
“可别人都那么说。”安澜都快要哭了。
安振邦不作声了，眼里的忧虑越来越浓，浓得像墨汁一样化不开。安澜哭着掉头跑出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