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出去的人中，把买卖做大的晋商很多，“大盛魁”商号就是其中的“大哥大”。当时在内蒙古地区有三大商号：大盛魁、元盛德和天义德。“大盛魁”是其中最大的，堪称草原传奇。
“大盛魁”商号是山西最早走西口的旅蒙商，也是清代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头，活动地区包括喀尔喀四大部、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今乌兰巴托）、恰克图、内蒙古各盟旗、新疆乌鲁木齐、库车、伊犁和俄国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其资本十分雄厚，声称其资产可用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铺一条从库伦（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到北京的道路。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
我们还是从三百多年以前说起吧。那时候蒙古地界幅员辽阔，人烟稀少，依然是一派“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雄浑景象，要不是葛尔丹反叛，蒙民们或许就那般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了。可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们，胸腔里总是滚动着不安分的血液，他们不愿意接受满人的统治，就像野马不愿意被人羁绊一样，他们忍受不了单调艰难的日月，剽悍的蒙古骑兵终于怒喝一声，暴风般向中原袭来。塞外告急，惊动了康熙皇帝。康熙龙颜大怒，亲率大军，第三次征讨不服管教的葛尔丹。这一次清兵一直打到宁夏去，把葛尔丹打得人仰马翻举手投降，再也没有恢复过元气来。
康熙在平定准噶尔部葛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沙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许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的王相卿和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
清兵击溃葛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初具商号的雏形，大约在康熙末年，他们又一起创立了“大盛魁”。“大盛魁”的三个创始人中的王相卿所起作用最大，是首任经理，人称“王二疤子”，生得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最初他同张、史二人合伙当商贩，由于营业不佳，生活艰苦，张、史二人心灰意懒返回原籍谋生，只有他独自留下。不久，营业好转，他又把张、史二人邀来，三人同心通力合作，创立了“大盛魁”。据说，“大盛魁”商号的店铺里，供奉着“桃园三结义”刘备、关羽、张飞三人的画像，就是表明他们既崇拜桃园三兄弟的“义气”，又标榜“大盛魁”三个创始人的“义气”。
为了纪念艰难的创业，“大盛魁”的财神座前一直供奉着一条扁担、两个货箱、一块石头、一碗稀饭。扁担是纪念创始人是以肩挑担子的小贸易起家；货箱，也是创始人用过的装财物的木箱；石头是创业时曾经用作秤砣作为称银子的衡器；稀饭则是纪念当年三人曾因极度贫苦在除夕之夜合吃一碗稀饭的心酸。
“大盛魁”的规模有多大
笔者在西口外采访时，有一些晋商对笔者说，若论派头之大、业务之广、分号之多、钱财之巨，包头的乔家的买卖根本比不上归化城的“大盛魁”。他们说那才叫规模浩大气魄宏伟！“大盛魁”的钱财，大约能填满一条河！至今提起“大盛魁”来，他们还啧啧赞叹。
那么，“大盛魁”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呢？可以说是当时的商界“巨无霸”。据有关资料记载，“大盛魁”当时所经营的铺面，遍布了蒙古、新疆、哈萨克斯坦、车臣、俄罗斯等地。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包罗万象，当时人称“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从呼和浩特至乌兰巴托再至恰克图，“大盛魁”把茶叶、丝绸等关内物资运往北方乃至俄罗斯甚至欧洲，再把北方的皮草、羊绒运回来，进行南北物资的大交融。“大盛魁”在鼎盛时期，雇员达七千多人，养有十万峰骆驼，年贸易额一千多万两白银。当时的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最壮观的景象是送“大盛魁”的驼队上路。商队的领队掌柜骑马走在最前面，威风凛凛，派头不亚于率领大军出征的将军，后面是万余峰骆驼紧紧相随，三千条护驼狗分行左右，吠声一片。骆驼上除驮有商货之外，还驮着账房、炊具、食物等路途中一应生活用品。驼队规模浩大，组织极为严密，掌柜的是总领，务必保证一路上人畜平安，不出任何意外。到了目的地，所有买卖都由总领来定夺和决断。协助总领的“大先生”，则负责盘点货物，记清账目。其余人等，一路上找水做饭，放牧守夜，各有分工，各负其责，不得有丝毫疏忽与懈怠。这样的场面，现在想来都令人激动万分。
在呼市旧城狭窄的胡同和低矮的平房院落里，七十七岁的李玉娟老人聊起“大盛魁”当年的辉煌时说：“我是山西祁县人，那年头在我们老家，谁家的闺女只要嫁给在‘大盛魁’做工的人，不论是喂猪的还是火头军（做饭的），都会让别人眼热。”李玉娟九岁的时候，就成了童养媳，十六岁时跟着“大盛魁”“驻地方”的男人来到呼市，那时同龄小媳妇们都眼红她家的小日子。
另一位七十九岁的名叫孙佃的老人回忆，“‘大盛魁’财雄塞北，垄断一方。每逢秋冬之际，各地驼队返回归化，归化城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戏园、饭馆的生意也异常红火，拉骆驼的人从莫斯科回来，给人们讲沿途的所见所闻，围的人密匝匝的。”
八十三岁的孙辛民老人说：“小时候，别说拉骆驼了，能给‘大盛魁’喂猪都不赖……”
“集二十二省之奇货”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干够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峰骆驼，另用两峰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古人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古人欢迎。“大盛魁”从全国各地贩运商品到蒙古销售，其货物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1.随时在归化城市场上采办；2.向外地来归化城销货客商订购，或向归化城到外地经商者订购；3.派人到产地采购。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一套办法。凡买大宗货，合价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发现货次或价高，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也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就这样，“大盛魁”取得了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账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觉着与“大盛魁”交情厚，引以为荣。而“大盛魁”呢，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的影响。“大盛魁”购销的商品种类很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例如：
砖茶：主要产地在湖南，“大盛魁”用于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装三十六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旅蒙商。有一箱装二十四块的，名二四茶，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蒙古百姓最喜喝。另一种是每箱装三十九块的三九砖茶，“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乌、科等地的三九砖茶约四千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
生烟：主要产地在山西曲沃县。生烟有一定的包装，每囤一百八十包，每包十两重。“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生烟一千余囤，每囤生烟价值二十三四银两，总值近二万三四千银两。
绸缎：“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绸缎四千匹，洋布和斜纹布共六千匹。绸缎中以“曲绸”为大宗，“曲绸”以河南曲绸质最优，布匹中斜纹布约占五分之四，因斜纹布耐用，很受蒙古百姓的欢迎。
糖：“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糖一万余斤，以冰糖为主。红糖产于广东，白糖、冰糖产于福建。
铁器：“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铁器很多，铁锅来自山西之晋东南和孟县，铁锹来自山西榆次，铁条来自山西长治。铁锅每口银一两八钱，铁锹每把银五六钱。
蒙古靴子：“大盛魁”每年运销蒙靴一万多双，都是香牛皮制作，品种有全云（花纹）靴，每双银十二两；纳闷靴，每双银八两；四忘靴，每双银三两。
木碗：“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价值银一万余两的木碗，木碗产自山西五台山和岚县。蒙民喜欢木制餐具，因为便于携带，且喝热奶、喝热茶不烫嘴。
药材：“大盛魁”销售到蒙古的药材有两种：一种供喇嘛治病用，按照七十二味、四十八味、二十四味药分别装成药包，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另一种药是灌牲畜用的。
牲畜：“大盛魁”从蒙古贩运到内地的牲畜主要是羊和马，据说每年贩运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像“大盛魁”这样长期长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冻羊肉：因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往内地比较困难，“大盛魁”便贩运冻羊肉到北京等地。其运销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后，剥皮，去头蹄五脏，仅剩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夜间把肉放在席子上，一夜冻好后，将肉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四周和顶子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泼上冷水，放上冰块。运销时将肉从“冰房”取出包好，不让透风，以保持肉的鲜美。然后用车辆、骆驼等运往销售地。
皮毛：蒙古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盛产兽皮，“大盛魁”用赊货、放贷等办法与猎户进行交换，兽皮一般以貂皮为单位进行折算，如一张猞猁皮、水獭皮或豹皮等于三张貂皮；一张狐皮或狼皮等于一张貂皮的二分之一；一张灰鼠皮等于一张貂皮的四十分之一。“大盛魁”还结交清政府官吏，在官员每年挑选给朝廷的“贡皮”时，“大盛魁”也派人参与其事，并借此获得上等兽皮，因此“大盛魁”在经营兽皮方面颇有优势，利润也高。兽皮多运往大同加工，制成珍贵皮货运销内地。羊皮大部分走顺德府和交城县，羊毛多销往山西左云、右玉、浑源等地，牛皮多运销张家口。
首创股份制
“大盛魁”是历史上山西旅蒙商人中第一家用股份制进行经营管理的商号。它经营着各种各样的生意，这样一个庞大的商号自然需要有一个严密的管理制度，“大盛魁”就用股份制来管理，严密、有条不紊地把这些分号连接起来进行商业活动，并赚取了丰厚的利润。
“大盛魁”经营管理的基本框架，是一种伙计制、学徒制、雇佣制等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体制。它既是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又是经其几代人逐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法。
“大盛魁”从其创立起，就一以贯之地实行伙计制经营。这种伙计在“大盛魁”商号，是由三部分人员组成：有股份人员、无股份人员和学徒人员，通称从业人员。其中，有股份人员包括经理、坐任掌柜和其他顶生意的掌柜。“大盛魁”后期的从业人员总数达到一千五百人以上，其中有股份人员九十多人。“大盛魁”顶生意的规矩不同于一般的旅蒙商号。首先它是顶身股，而不是顶财股；别家顶生意的人员从一厘五毫或二厘（十厘为一股）开始，而它却以几毫为起始点；它的红利分配亦属特殊，别家是按实际盈余分配红利，而它则长期按固定数，盈余多不多分，盈余少也不少分；别家除在商号未出师的学徒外，上至经理，下到一般伙友，均可以顶生意，而它却只有高级从业人员才有资格顶生意。因此，“大盛魁”是用股份来分级别和地位的，级别低的应服从级别高的。它的经理级别最高，地位也就最高，是商号内最高职权的决策者和行使者，每一个从业人员都受他的支配。一切号规都是经过伙友公议，由经理决定，这使人感到“大盛魁”封建家店色彩非常浓厚。“大盛魁”在有股份人员中，又分为两种不同的身份和待遇：一是称“己”的人员，一是不称“己”的人员。这两部分人员，不仅在称谓上有区别，而且在“万金账”（旧时商号开业时，设立的底账）上的写法亦有区别。称“己”的人员可准许参加号内重要会议，查看“万金账”及过问号内的公存。这部分人员是“大盛魁”最核心的骨干人员，因此，它的内部有一句颇流行的话：“生意好顶，‘己’字难得”。无股份人员被称为吃劳金的人员，是“大盛魁”最大量的从业人员，他们都是本商号内学徒期满后留在号内的人员。这部分从业人员只领工薪，不参与分红利，处于无权的地位。
学徒在“大盛魁”的从业人员中占有很大比例，又是其中最廉价的劳动力。“大盛魁”对学徒的选择、培训，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学徒从入号开始，首先要求事事、处处做到以店为家。头三年要学会记账、珠算和掌握贸易常识，并要求做到三个熟悉：熟悉蒙语、熟悉蒙情、熟悉蒙人。第四年就派至前、后营两柜（“大盛魁”称乌里雅苏台分庄为前营柜，科布多分庄为后营柜，归化城总号为城柜）实习经营草原生意，必须在前、后营两柜各学三年，务求达到精通草原贸易的业务。如：在收购牲畜时，不需过秤量其体重，单凭一看二摸，来测估其重量，上下不差一二市斤。学徒入号后必须在号内学满十年，才许第一次回家探亲，第二次缩短为六年，第三年缩短为三年，以后每三年准许回家探亲一次。学徒被开除者，不得再回本号。
“大盛魁”内部基本分为两种人员：从业人员和雇佣人员。其中雇佣人员是大量的，包括工人和牧民。“大盛魁”后期这些人员的总数约在五千人以上。雇佣人员分为内工和外工、长工和短工、月工和日工、大工和小工、包工和零工等。工种又分为收养骆驼和拉骆驼的、马班头和马倌、羊班头和羊倌、铁工、木工、毡匠、皮匠、麻绳匠、伙夫等。对各种工人、牧民等工资一律按月发给，不论其从业年限长短，均不得在号内顶股份，对劳绩突出者也不能提拔为号内的从业人员。当雇佣工人的时候，除规定工资外，还规定伙食。说是平时莜面、荞面、豆面挨着吃，初一、十五吃肉，但实际并不按规定的伙食标准吃。所以工人们说：“多吃莜荞少吃豆，初一、十五不见肉。”这些雇佣人员与商号的从业人员不得同吃同住，处于低人一等的地位。
“财神股”与“狗股”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该商号三年分红一次，盛时每股分红可达一万余银两。“大盛魁”商号是股份制，但它的股本很特殊，除了银股、身股外，还专门另设财神股和狗股。
财神股的来历是：“大盛魁”商号在初创时，营业很不顺利。在过大年的时候，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人已经揭不开锅，只能唉声叹气地喝些米汤过年。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身穿蒙古袍、背着一个包裹的壮汉，要吃饭充饥。看来，他是急于赶路，好久没有吃到热饭了。
他们三人见是过路人，便热情接待，把自己仅有的米汤让给壮汉喝。这个壮汉喝完米汤后精神好多了，他左右看看他们的小店铺，连连称谢。他说是出去办点事，便留下包裹走了。
王相卿、史大学、张杰送走陌生人后回头一看，对方手里的包裹没有拿，他们再追出去时已经看不到大汉的影子，他骑着彪悍的白马已经消失在茫茫戈壁。“这个人也太着急了。”三人摇头的同时，王相卿说：“人家发现消失了钱物一定还会回来找，咱们等等吧。”
但是此后，这个壮汉再未返回。于是他三人打开包裹一看，白花花的一包白银耀人眼目。以后，他们千方百计，多次查访壮汉，亦无下落。他们三人商量后，决定暂时挪用壮汉留下的银子作为商号资本，扩大经营。
此后，商号生意十分顺利，赚了不少银两。他三人觉得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财神变化成壮汉给他们送来了资本。便把原来那位壮汉包裹里的银子，作为财神股，把此股所分红利记入“万金账”，作为护本。同时，为了纪念他们创业时过大年喝米汤的日子，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商号要喝一顿米汤。
关于狗股，也有一个故事：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腾涨，库伦分号为了把这一情报报告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狗跑到总号，当人们从它脖子上解下信件的时候，它就吐血死了，是累死的。当总号看完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购粮食，囤积居奇，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特别给狗也顶了股份。
“大盛魁”的东家当时还发话，说狗是大功臣，狗死后皆厚葬，不得吃食狗肉。从此，狗在“大盛魁”的地位很高，当总号狗养到一千条的时候，就给狗专门唱一台戏。后来，“大盛魁”在远离呼市市区的地方还找了一块空地，圈这块地就是为了养狗。
关于狗股，还有一种说法是：一次，“大盛魁”商号某经理在过草原的途中病倒，便让一只狗返回总号报信，结果救了这位经理的性命，所以给狗也顶了股份。
“印票”商贸
终日游牧在人烟稀少草原上的蒙古人，过着闭塞的生活。不用说贫苦的牧奴和普通的自由民，就是那些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们，受交通或其他条件的限制，跟外界的交往也极其有限。连年不断的战乱又阻碍着南方汉商和北部俄罗斯商人的到来。他们迫切需要商人为自己提供日用必需品。
当“大盛魁”的王相卿他们带人牵着骆驼，驮着日用百货来到牧民的蒙古包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最高规格的接待。当时的买卖是以物换物，拿木碗、铁器、绸缎、药换回羊和马。但是，赶着羊和马再到另一处牧民家去，显然不现实，草原气候说变就变，遇到狂风暴雨，羊马受惊，四散逃离，辛辛苦苦一场就化为泡影。有的牧民没有现成的羊马可以作为交换，只能约定秋后再还，但有的牧民由于迁徙无定所，赊欠“大盛魁”的羊马也就成了死账。“大盛魁”刚起家损失不起这些银两，但是放弃生意不做也不现实。
正在发愁的时候，有一次，王相卿带领“大盛魁”商队路过扎萨克图汗王爷诺尔布的领地被王爷的管家找到，说是王爷有请。王相卿与诺尔布并无交往，王爷请他是为何事呢？原来，王爷的爱女娜仁花身染重病，卧床已经一个多月。王爷请来附近额尔德尼召（即寺院）的活佛和五百名喇嘛到府上诵经驱邪，百般诊治却不见好转。几天前，活佛对王爷说：“娜仁花的病将被一位汉族商人治好。”果然，没过几天，王相卿带着驼队来到了扎萨克图汗。王爷看到王相卿就像看到大救星。王相卿也不会医术，但是长年累月奔波在草原，药随身倒是带着不少。他来到王爷家，想起了自己身上带着的“龟灵集”。这是太谷县广升誊药铺根据祖传秘方炮制的成药，是走营路山西商人必备的应急药品。王相卿拿出“龟灵集”给娜仁花服下，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作用，三天后就好了。
王爷很高兴，要赏赐王相卿。问王相卿有什么要求没有？王相卿就把自己生意上的麻烦跟王爷说了说。王爷马上说：“这个好办。”以后“大盛魁”的生意，他会下令各旗官员予以协助，牧民赊购货物后，应付的财物由各旗担保、催收，要不回来的，全旗牧民公摊偿还。
就这样，地方政府担保、按揭贷款易货贸易的“印票”商贸形式出现了。
从此之后，王相卿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取得了在该地区从事经营的特权。王爷管理的整个扎萨克图汗草原上的贸易都交由“大盛魁”专营，王府、各旗及下属牧民日用所需商品由“大盛魁”提供，赊欠货款和应缴牲畜由各旗官方担保，统一征收。王相卿于是坐镇乌里雅苏台，指挥手下人马在外蒙草原放手推广这种贸易方式。牧民购买“大盛魁”货物后无钱支付会拿到“大盛魁”的“印票”。“印票”上写有“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然后再盖上旗盟的公章，予以确认。
所谓“地方政府担保”，就是旗盟予以担保。“按揭贷款易货贸易”，就是“大盛魁”先以赊欠方式供应百货，记录在账，一定时间之后牧民用牲畜归还。赊欠款项月息三分，利息最多还三年，之后不再付息。所谓“一本一利”。也就是不论按揭时间多长，利息最多不超过本金的百分之一百零八，且先还利息，后还本金。这个贷款利率和还款办法是朝廷作出的规定，“大盛魁”优惠为“月息三分，最多付息三十个月，之后停息”，也就是利息最多不超过本金的百分之九十。
那么以货换货拿什么作为价格标准来执行呢？
在外蒙各盟三年一次的会盟大会――蒙古人称之为“楚古拉”会议上，各旗署、王公与“大盛魁”及其他旅蒙晋商共同协商货物价格、利息以及偿还日期，并确定今后三年的供货商。商家、货物和牲畜价格、利息等一经决定，三年期间不得变动。然后，各旗署每年统计一次，向“大盛魁”提交要货清单。“大盛魁”按清单在归化进行采购，货物准备好之后，编组大型骆驼物流大队，向四千里之外的外蒙乌里雅苏台进发……
“骆驼房子”、“羊房子”与“马房子”
“大盛魁”走货品种多、数量大，多数货物走归化城至前、后营这条运输线，归化城至前营四千余华里，前营至后营一千余华里。沿途要经过漫长的戈壁，有十八站没有河水，须打井。在乌里雅苏台东南路上，还有雪山。这条路路线长，很难走，要是自己没有大量的运输工具，或没有丰富的经验和相应的设备，是很难通行的。
“大盛魁”运送货物，全凭骆驼。前营柜设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骆驼饲养牧场，饲养的骆驼，少则一千五百峰以上，多时超过三千峰。后营柜规模更大，经常养牧着五千峰左右的骆驼。“大盛魁”每年由归化城运往外蒙的货物，通常是以“骆驼房子”的数目来计算的。
每次派出去的骆驼房子，也没有固定的数目，通常派出十几顶“骆驼房子”，少时八九顶，多时则有好几十顶，总之，“大盛魁”出房子之多居归化城各大旅蒙商之首。
每顶“骆驼房子”包括十四“把子”骆驼。每一“把子”由十四峰到二十峰骆驼组成，加上领房子掌柜们的乘骆驼四峰，总共二百峰，按十五顶房子计算，共有二百一十二把子，二千九百四十峰骆驼。每顶“大房子”跟有若干条护守夜的狗。“中房子”和“小房子”一般为“大盛魁”分庄小号派出，每顶“中房子”约有一百八十峰骆驼，“大盛魁”小房子有一百四十峰骆驼。
“骆驼房子”在沿途的食宿都是在临时支架的房子中进行的，这些房子按规格也分为大、中、小三种房子。大房子直径为一丈五尺五寸，可容纳四十余人；中房子直径一丈三尺五寸，可容纳三十余人；小房子一丈一尺五寸，可容纳二十人左右。
领房子的掌柜是经过多年磨炼而成长起来的行家里手，且多才多艺。他们无论是在风雪扑朔的寒冬还是炎热酷暑，皆可以找到水源与辨别方向，可以给人与牲畜及时的看病，也可以在一路上做最好的说书手，给寂寞难耐的路途增加神秘与期盼。
到了外蒙古以后，就把每把骆驼作为一个单位，改组为小房子，分别到各盟各旗去进行流动贸易。在每顶房子中有负领导责任的领房子的，有管理引路寻水及安排食宿的班头，有负责给骆驼治病和给马钉掌的先生，还有轮流下夜和挑水做饭的工人，一队骆驼要带许多条狗，为夜宿防狼。
驼队走的时候，按人数预备两个月的白面、莜面、炒面、炒米和相当数量的黄酱、黑酱，同时还炒些猪羊肉炸酱，吃完后再买羊炒制。“大盛魁”在运送货物方面也有自己一套经验。如包装木碗的时候，碗与碗之间垫些稻草，用毡包起来，上过铁钩子使劲捆好，往前后营发十几个驮子，走四五千里路，驮子起卸百十次，到了地头一个都不损毁。这条路上有甜水，也有苦水，苦水人不能吃，就得驮上甜水以备做饭煮茶。它订制的水桶，用的是伏天烘晒干的木板。做的时候，桶上有四个木楔子，不一次往下打，要经过风吹雨洒太阳晒。晒上十来天，才往下打一次。打上三四次，就钉得很紧了。外面再加上三道铁箍，走上几千里路也不会漏水。
在每年的清明节后，都要给骆驼灌服大黄、绿豆汤与麻油，对骆驼进行身体内脏的修整，对有伤的骆驼精心治疗。一顶房子的人畜安全都由领房子的掌柜一个人负责，到了住宿的“程头”后，架设灶台、房子，检点用具，喂食藏獒等后勤事务则由记账先生管理，骆驼离群则由记账先生骑马去寻找。
“大盛魁”骆驼房子从归化到乌里雅苏台叫“跑前营”，来往于科布多叫“跑后营”，来往于古城子叫“跑古城”也叫“跑大西路”或者“跑小西路”。当时从归化城到外蒙古和大西路的驼道，有七八条，当时“大盛魁”的大量货物来往于前后营。
从归化城派出的“骆驼房子”来往于前营，全程计六十站，约五千三百二十里。来往于后营全程计七十三站，约六千六百二十里。来往于乌兰巴托，也称库伦路，全程计三十九站，约二千八百七十里。来往于古城子的第一条路叫大西路，计七十二站，约五千三百四十里。第二条小路计七十二站，约五千四百七十里。
在外蒙古未独立以前，大西路、小西路一直是归化进入新疆主要的驼运通道。它是沿着内、外蒙边界行走，时而在内蒙古境内，时而在外蒙古境内。1924年外蒙古独立后，封锁了边界，中国的驼队再也不可以在外蒙古地界跑运输了，所以当时驼工们唱出了一段《驼工泪》描述了断掉这条路的痛苦与心酸。
歌中这样唱道：
拉骆驼，走后营，蒙古独立路不通。
人家说咱是外国人，
扣住骆驼不放行，真是吓死人。
闯西北，走古城，
盛世才关了进新疆的门，
妻儿老小难撇下，
眼泪湿衣襟，
再也回不了归化城，
孤身沦为异乡人。
外蒙新疆走不成，
只好走甘宁，
躲关卡，怕散兵，
遍地土匪活刁人，
拉骆驼人儿不保命，
苦死个受苦人。
1892年的归化城用于骆驼房子经营的商号就有十二家，这些商号的前十家去蒙古各地，甚至去张家口把销往俄罗斯的茶叶运往库伦，后两家则专派自己的骆驼队走归化城到古城一带。在归化城还可以找到上百家有三四十峰骆驼从事运输生意的商号，在归化城汉人可以供租赁的骆驼总数就有七千多峰，“大盛魁”除了自己养骆驼队，同时也租赁其他商家的骆驼队，可以说当时的骆驼队就像现在的运输公司一样，这些“沙漠旱船”把成千上万的各种货物驮来运往，驮出也承载了“大盛魁”与蒙商人两个半世纪前后二百六十年的贸易辉煌，这样的辉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这些艰辛的驼路上有多少工人客死异乡，在沙漠戈壁累累白骨的背后有多少痴男怨女在用青春、血泪，乃至生命编就大西路贸易的辉煌，他们带给大西路的不单纯是货物，更有先进的生产资料与先进的管理营销制度。
“大盛魁”的从业者分为几种情况，一为有股份，有九十多人（约三十多个人力股，即顶生意的）；二为无股份，吃劳金，有一千余人；三为学徒，有四千余人。还有大量非从业人员即雇用人员，类似现在的临时工，随时雇用的工人和牧民，总数约五千人；分外工、长工、短工、月工、日工、包工、小工，工种多为骆、马、羊、铁、皮、绳、伙夫……
可见一个“大盛魁”就有如此众多的山西人来到西口，他们在二百四十年之久的“大盛魁”经商历程中只能算是巨大赚钱工具里的一枚螺丝钉，但是这样的螺丝钉会磨损会淘汰会死亡，那么先后有多少代人在里面繁衍生息，这个具体数字只能在浩瀚的历史里慢慢查找了。但是最保守估算，“大盛魁”一家商号运输出去口外的人不下五万人，这些劳动者同时也是贸易交易中间接的受益者，繁华了西部也改写了西部。
每次向外蒙草原送货，少则十几顶“骆驼房子”（三千峰骆驼），多则二十几顶“骆驼房子”（五千峰骆驼）。一路上，上百只大如牛犊的猛犬在前面开路，商旗迎风飘扬，数千峰骆驼逶迤而来，那气势，别提有多威风了。到了乌里雅苏台附近，各“骆驼房子”分道，奔向各自负责供货的区域；然后，各“把子”再分道，奔向自己负责的旗盟。货物送达后，各旗盟官员清点接受，在“印票”账上签字盖章，任务就算完成了。
秋后，“大盛魁”的掌柜伙计来到各旗盟，按“印票”账记录的数量挑选羊马，选中的做上记号，由各旗盟派人赶到指定地点，交给“大盛魁”。之后，羊、马又被组成“羊房子”、“马房子”从乌里雅苏台赶往归化。
“大盛魁”每年由外蒙向归化城交易市场赶运牲畜，仅羊、马就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之多，长途跋涉几千里，途经草原、沙漠、山地，气候多变，环境险恶，还要求牲畜死亡少，不掉队，保持体膘毛亮，需要很高强的一套专门技术和经验。所以，“大盛魁”赶牲畜的员工都是祖传的专业人士。
“羊房子”、“马房子”的“领房人”被称为“羊把式”、“马把式”，具有很高的地位，对于赶运牲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大盛魁”职业经理人掌权的体制再次发生作用。“大盛魁”给予这些羊、马房子的领房人“顶身股”，稳定了专业队伍、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而其他旅蒙晋商由于是财东掌权，舍不得给羊把式“顶身股”。
“大盛魁”每顶“羊房子”赶羊约一万五千只，分成十几群，每群一千多只，两个人起运，行走起来，各群的先后距离约二里路，整群前后相距约二三十里。前头第一群有掉队的羊，就由第二群收容，以此类推。到最后一群就都收容起来，慢慢走。末一群羊，最初分配的数目就比较少。赶羊的人技术也高，他能把掉队的羊收容起来赶到目的地。每天赶羊到了休息地，必须选最好的“底窝”让羊群休息。“底窝”就是过往的羊群在这块土地上曾经休息过夜，日久天长，羊拉的粪底厚，用羊粪发暖，羊在这样的“底窝”上休息过夜，不易生病。
“大盛魁”由外蒙向归化城市场赶马，是二十四个赶马员工赶一顶“房子”的马群，约一千五百多匹，赶马员工分成两班，每十二个人为一班，轮流行走、休息。如遇到没有河水需用井水饮马，马多井少时，每顶房子的马匹和员工再一分为二。“大盛魁”由外蒙赶运到归化城的马匹，除选送军马外，大部分通过归化城的羊马市场批发给各地贩马客商，经销于全国各地；一部分由“大盛魁”的总号另组织人员赶运，直接销售于各地市场。这些马匹分四路赶到山西洪洞县、长子县、河南开封府和直隶定州，在几个定期的骡马大会上进行销售。
“龙票”与“速冻饺子”
王相卿在位三十几年后病逝，之后张杰做了几年大掌柜，再接任的就是秦钺。
秦钺十五岁进“大盛魁”学徒，一步步做到大掌柜。他对“大盛魁”最大的贡献，是使“大盛魁”获得了盖有乾隆皇帝玉玺经朝廷特批在蒙古草原经商的营业执照――“龙票”。
除此之外，他极大地扩展了“大盛魁”的“印票”业务范围，包括地域范围和经营范围。特别是在经营范围方面，把“印票”业务的对象，从对牧民供应日用百货，扩展到对官员、王公、军队的供应。“大盛魁”的年销售额从十万两做到了二百万两，“大盛魁”的资产从十万两增加到一百万两。
对于秦钺对“大盛魁”的重大贡献，掌柜们建议，把他的“身股”升格为“永远身股”。就是子子孙孙可以永远继承下去参与分红的世袭“身股”。
但是秦钺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三人的各一股“永远身股”转为各一股“财股”，另外再给王相卿半股“永远身股”。从今往后，“大盛魁”再也不得给任何人设立“永远身股”，即使作出重大贡献的大掌柜――包括他自己――身故后其家属最多再领取三个账期的分红即予以取消。秦钺的这个决定，牺牲了自己子子孙孙的利益，但是保证了“大盛魁”依靠职业经理发展的传统的承继。
秦钺的这个决定，也使“大盛魁”重新有了“财东”，他们就是王、张、史三家的后人。秦钺明白，同样不能让他们干预“大盛魁”的事务。因此，秦钺在重建“财股”的同时作出规定：财东只参与分红，不得干预号内事务，子弟不得入号学徒，号伙回家探亲不得去财东家串门，不得接受财东礼物，非结财期铺号不接待财东，等等。可以说，秦钺完成了“大盛魁”的“商业模式”。
秦钺最大的贡献远远不止建立起有效的商业模式，更重要的是他拓宽了“大盛魁”在蒙古的商业领域，从单纯的牧民生意发展到军队与王爷府邸。
康熙平定漠北后，为了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建立了一个蒙古王爷轮流进京值班的制度。要求草原上各汗的王爷轮流到北京常驻值班，参与国事。一方面可以及时得到解决草原各种问题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起到监督作用。
可是这项制度对于蒙古王爷们，却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因为，王爷们进京值班，旅途和驻京的各项费用，以及笼络京内大臣们的礼品和支出，需要大量的银两。蒙古王爷们尽管拥有巨大的草场，大量的牲畜，可是却缺乏现银，需要借支，而且数目不小。别的商号唯恐避之不及，“大盛魁”的大掌柜秦钺却在其中看到了机会。
这一年，札萨克亲王应召进京值年班，临行向“大盛魁”借贷一万两银子。秦钺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而且还派一名掌柜跟随亲王进京，如果亲王需要，随时支付银两，或者代亲王垫付。因为草原放印票的商号日趋繁多，各种关系不方便管理，经常因为印票发生争端，朝廷于是对蒙古草原上混乱的“印票”生意进行整顿，首先是彻底清查无照经营的“印票”生意的商号，然后要通过“楚古拉”会议选举并经朝廷审批，最终确定几家商号给予“印票”业务经营权，以便进行监管。
秦钺极早便在蒙古草原上到处活动，请札萨克亲王在京城四处打点。在“楚古拉”会议上，朝廷派来的理藩院大员为“大盛魁”说了不少好话。经过“楚古拉”会议讨论和朝廷批准，最终确定了三家商号可以经营“印票”业务，其中“大盛魁”的经营领域最大。于是盖有乾隆玉玺的营业执照――“龙票”产生了，只有有龙票的商家才可以放印票，那些被清理出蒙古市场的商号临走前大量拍卖存货，秦钺得以以很低的价格予以收购。
从此之后，每逢王爷进京值班，秦钺就专门派号伙陪同。一路上和驻京的花销、进京前置办礼品和进京后送礼，都由“大盛魁”跟班号伙按与王爷预先商定的额度予以垫支，记入“印票”账。这时候“大盛魁”的跟班号伙，俨然就是王爷的账房先生兼半个管家。王爷回来之后，将“印票”账上的欠款分配到属下各旗，“大盛魁”随后收账。就这样，秦钺把支应王爷进京值班纳入了“印票”业务范围，每年除从此项业务取得大量利润之外，还通过这种方式，形成了与清王朝特殊的关系。
康熙平定葛尔丹叛乱时，为了保证十万大军在漠北的后勤供应，招京商随军支应。草原安定之后，继续由这些京商供应驻边军队和官府。朝廷规定，军队和官员的薪俸由户部拨给，日用百货由商号供给，其支出分摊到各旗盟。这项业务尽管利润可观，但商号常常收不到现款，要等官府拿到旗盟分摊款后才能收款，而草原牧民缺少的正是现款。于是，供应驻边军队和官府的老商家视此项业务为鸡肋，从而使供应商品的质量不断下降。秦钺从中又看到了机会。于是他特意嘱托归化城负责采购的分号掌柜精选市面上稀缺的南货，如时令水果、腌鱼烤鸭、衣料用品，用骆驼运载到乌里雅苏台，用较低的价格供应给衙门官员和驻防将军。
“大盛魁”在购销这种商品时特别下工夫，货色齐生，供应及时。其他任何一家驻蒙商号都没有“大盛魁”送来的各种商品。这一招果然灵验，将军官员有时便指定“大盛魁”为他们采购东西。“大盛魁”有求必应，决无差错。慢慢地，名声扩大了。在驻外蒙将军、办事大臣和蒙古王公眼里，“大盛魁”是一家最能满足他们日用所需的商号。于是，驻边军队和官府的日常生活供应，后来甚至朝廷设置的口外所有驿站的日用供应，全都交给“大盛魁”。“大盛魁”提供日常生活用品后，记入“印票”账，由官府分派给各旗盟归还，再由“大盛魁”按账收取相应数量的牲畜。
自从开展供应军队官府业务之后，就产生了大量的伙食用肉类的需求。于是“大盛魁”就大量宰杀通过“印票”业务获取的牲畜，用于供应军队、官府、驿站的伙食，过年时加工成冻肉馅供应，后来干脆包成饺子天然速冻后供应，从而使供应链继续向深加工延伸。据说，每年供应军队、官府和驿站的肉馅，就要宰杀四千多只羊。羊在冬天不好长期贩运，于是就诞生了著名的羊肉卷。再往后，军队想要吃饺子了，“大盛魁”就组织员工雇佣妇女包饺子，然后冷冻，送往驿站。就是现在内蒙古人还说，速冻饺子实际上是当年“大盛魁”的发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盛魁”把蒙古草原上的“印票”商贸业务做成了大规模的完整产业链。
清末，由于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使“大盛魁”的营业受到影响，日见萧条。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里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商号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1929年，雄踞塞北二百余年的“大盛魁”商号终于宣告倒闭，结束了它漫长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