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晚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前人对这首七绝名作评赞颇多：周敬《唐诗选脉会通》赞其“色色争妍，真好一幅江南春景图”；宋宗元《纲师园唐诗笺》称其“二十八字中写出江南春景，真有吴道子于大同殿画嘉陵山水手段，更恐画不能到此耳”；何焯《三体唐诗》以为，“功夫极深”，“缀以烟雨二字，便是春景”；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亦评其“前二句言江南之景，绝妙惠崇图画也；后言南朝寺院，多在山水胜处，有四百八十寺之多，况空蒙烟雨之时，罨画楼台，益增佳景”云云。前人所评，全不出诗句字面意义，都以为小杜四句尽写春色，且一致将后二句解说为一般陈述句式，同作者本意似有不甚协调处。
今人的多种注释和赏析资料，大抵沿袭前人观点，仅就字面意思解析这首诗。
《古代诗词名句选》解释如下：
这四句诗写出了富有特色的江南春景：花红柳绿，莺啼燕语，水村山郭，酒旗迎风，更有许多金碧辉煌的庙宇，在蒙蒙烟雨中交相辉映。
《唐诗鉴赏辞典》所载“杜牧·江南春绝句”条下作了如许赏评：
......金碧辉煌、屋宇重重的佛寺，本来就给人一种深邃的感觉，现在诗人又特意让它出没掩映于迷蒙的烟雨之中，这就更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色彩。这样的画面和色调，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明朗绚丽相映，就使得这幅“江南春”的图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杜牧诗文选注》则略加考释：
四百八十寺——南朝从梁开始大兴佛教，梁武帝时达到极盛，建筑寺院有五百余所。“四百八十”本来是确定数字，在这里用作虚指，形容寺院之多。
《唐诗选》在引述《南史·郭祖深传》对南朝寺院建筑规模进行考析之后，作了这样的评论：
末两句写景如画，景中寓情，凭吊南朝的覆亡，并讽其迷信佛教，广建佛寺。唐朝君主也崇信佛教，寺宇奢丽，杜牧写此诗含有现实的讽谕意义。
这则评论，把杜牧诗中“现实的讽谕意义”界定为唐朝君主的“崇信佛教，寺宇奢丽”。这同杜牧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作者的际遇和情绪相去甚远。
唐初，李氏帝王为使自己披上“君权神授”的外衣，一反隋代崇佛抑道的做法，确认道教始创者李耳为李唐皇族的“始祖”，大力扶持道教。武则天专权后，开始崇信佛教，至宪宗达到鼎盛。元和十四年（819），韩愈上书“谏迎佛骨”，险些丢了性命。但是，唐武宗即位后复倡道教，帝号为“至道昭肃孝皇帝”，立意恢复初唐法治。为了削弱日益增大的寺院政治、经济势力，武宗以“僧尼耗蠹天下”为由，下令毁拆佛寺，勒僧归俗。史称“会昌之政”。司马光《资治通鉴》曾引杜牧《杭州南亭记》（一名《杭州新造南亭子记》），对武宗毁寺勒僧的情形作如下描述：
武宗即位，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冠二十六万五百。
“会昌之政”期间，杜牧极不得意，屡遭谪遣。他于会昌二年（842）由京城长安出守黄州，四年（844）迁池州，六年（846）移睦州。杜牧当时心有积忿，在《祭周相公文》中，他曾这样写道：
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黍不幸，亦在遣中，黄冈大泽，葭苇之场，继来池阳，西在孤岛。
在《上吏部高尚书状》中，他又写道：
某启：人唯朴，材实朽下，三守僻左，七换星霜，拘挛莫伸，抑郁谁诉？多遇时移节换，家远身孤，吊影自伤，向隅独泣？？
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它是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历史”（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杜牧写《杭州南亭记》时，正值唐宣宗反会昌之政，诏复佛寺。杜文对宣宗“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等诏文倍加赞誉，称之为“仁圣天子之神功”。就在这篇小《记》里，杜牧还称道“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舍身为僧奴”云云，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依据上述史实和杜牧本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江南春绝句》的思想内涵和情感意蕴，我们不难断定：这首七绝无疑写于作者这段特殊的江南生活阅历之中，其“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二句，不可能不折射“会昌之政”造成的残破景象。
再从杜牧写史绝句的习惯表达方式看，大多为前两句写景，后两句借史抒情，前人曾称之为“二十八字史论”。例如《过华清官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又如《赤壁》、《兰溪》等绝句，皆为前两句描绘“此时此景”，后两句则翻出境界，借助“彼时彼事”，寄托作者对现实的深刻见解，表达强烈的批判精神。而遥远的历史又总是同现实相糅合，给人以针砭现实政治的丰富意味。在这一点上，杜牧的论史七绝和他的《阿房宫赋》等散文和辞赋一样，有着十分相似的气势和风格。综上所述，无论从杜牧诗作的历史背景考察，还是从作者论史绝句的独特风格和表现技巧来判断，《江南春绝句》都并不在于“通篇层层布景”，借以达到“色彩明丽”的表现效果（富寿荪等《千首唐人绝句》，上海古籍出版社l985年版，第683页）。结尾两句的含义也并不在于要“写出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在空蒙烟雨中若隐若现”，渲染“一种朦胧之美”。而是把武宗毁拆寺院的残破景象与穷愁潦倒的文人心态联系在一起，烘托出萧条凄冷的悲剧性的政治氛因，使之与和畅明丽的自然风光形成一组鲜明的对照。这首名作的结末句式，也并非历来人们所认定的陈述句，而是一个反问句，其真实内涵是：“南朝梁武帝大倡佛教后建立的无数金碧辉煌的寺院，经过‘会昌之政’，如今还有几座飘摇在蒙蒙烟雨之中呢？”
二、评析
《杜牧“楼台烟雨”所蕴涵的独特意味》一文，篇幅短小，内容精炼。文章融分析、考证、推论为一体，材料翔实，学术性强。作者独到的学术见解，是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论之上的。
文章的论题，逻辑限定十分明确，所谓“独特意昧”是专指杜牧“烟雨楼台”一句中所蕴涵的，但这一句又是“哪首诗中”的呢？显然，如果再加上诗名，论题自然显得过长了。因此，文章一开篇就引用这首小诗，并简洁地点明诗题。这一“引”、一“释”，就是对论题所作的补充和限定，借逻辑用语来表述，就叫作“定义”。
以下两段，是文章的“引论”部分。作者所引证的“前人评赞”和“今人注释和赏析”两部分，分别组成两组并列的归纳推论，二者所推出的结论是：无论是前人还是今人，都“仅就字面意思解析这首诗”，“同杜牧所处的时代，以及作者的际遇和情绪相去甚远”。引论部分所归纳的这一观点，强调了论文命题与写作的必要性，同时，也为文章的分析论证规定了基本方向。
再往下便是文章的“本论”，本论部分由一个较为复杂的演绎推论组成，演绎的大前提是借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高尔基的观点：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它是时代的生活与情绪的历史”。高尔基的这一观点揭示了文学内涵的基本规律，具有鲜明的真理价值，用它来作演绎推论的大前提，是十分可靠的。
围绕这个大前提所包含的整体内容，作者组织了三个层面的分析材料：一是对时代生活（即史实）的分析；二是对作家思想情绪的分析；三是对作家咏史七绝独特表现手法技巧的分析。
三组分析中所列举的史实和作品分析材料，组成了整个复杂演绎推理的“小前提”。这些史料和作品都来自实在的引证，因而，其真实性是不容质疑的，最终的结论自然也就真实可靠了。
全文的结论，可以说既是本论中整个演绎推论的结论，又是对构成演绎推论小前提的三组分析材料的观点综合。结论的实质内涵是：杜牧不可能不凭自己的真实感情来写真实的生活，作品不可能不折射“会昌之政”所造成的残破景象，《江南春绝句》的前后两部分，表现的是自然美景同政治阴影的鲜明对照。据此，论题所说“烟雨楼台的独特意蕴”就是：“南朝梁武帝大倡佛教所建的无数寺院，如今还有几座飘摇在蒙蒙烟雨之中呢？”
试想，如果作者在写作之前，就有这样一个论证逻辑结构的大抵规划，那么写起文章来自然要轻松、便捷得多。由此，我们可以充分感触到：认识论证的逻辑方法，学会安排逻辑推论的技巧，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意义十分重要。当然，这篇论文也并非无懈可击。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严格的考辨是不允许随意假设的。文章的结论，是在“这首七绝无疑写于作者这段特殊的江南生活阅历之中”的基础上得出来的，尽管作者对这种推断提供了不少论据，但最终仍旧没有彻底消除推断假设的意味。因此，还不能算是一种完全的确证。
其次，杜牧写过不少漂亮的咏史绝句，前人也的确有过所谓“二十八字史论”的美誉。但小杜咏史绝句大多都是直陈其意，没有过于隐晦的实例，这同《江南春绝句》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作何解释？论文作者并没有提及。
再次，诗歌的审美意味应是丰富隽永的。即使本文论点具有唯一的正确性，对前人自古至今的另一种理解的事实，也是应当给予认可的。从立论的语气上讲，立论一方不必要绝对地排斥前人的观点。因为，用这样的态度来认识文学作品客观的美学价值，才更加符合艺术审美和欣赏的规律。当然，作为一篇矫正前人观点的“翻案文章”，矫枉过正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
教育类论文选评
一、例文
对一个农村家庭教育先进典型的调查与分析
（一）调查提纲
（1）调查目的：了解农村家庭教育先进典型的具体情况；分析农村家庭教育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探索农村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区教育的一般规律。
（2）调查地点：云南省宣威市杨柳乡可渡村。
（3）调查对象：农民胡军道（男，54岁），阚福珍（女，52岁）夫妇。
（4）调查方法：走访，谈心，调查会。
（5）调查时间：1996年4月16日上午8∶30～11∶00。
（6）调查人员：（略）
（二）调查实况
为调查农民胡军道家庭教育先进经验，我们一行四人赶早上门。
胡家三间瓦房，跟周围的村民相比居住条件属于中等。我们到时，屋外有两个本村的木匠师傅在做家具。
来访者：“师傅们忙着做什么？”
师傅：“给他家打几套家具。”
来访者看到屋里屋外排列的新家具，问：“是不是做嫁妆？”
女主人掩着嘴笑。男主人：“不是，不是。他们（指孩子）都说现在的不好用，又不好看，要换一换。”
屋里原有两个小沙发，一个大沙发，都是旧的，正好够客人坐下，女主人忙沏茶，男主人忙装烟（黄壳“红梅”）：
“你们来也不早点说一声，没有好烟，随便抽抽。”
来访者：“（家具）都做这么多了，还要做些什么？”
男主人：“还要做两个书柜，雪梅说学校的书架不好用。”（老三雪梅，中师毕业，本乡中心学校教师）
女主人：“她还要一对沙发，（不然）来个人没坐处。”
来访者：“几个孩子大学毕业都分在外面，现在工作情况咋样？你们放心不放心？”
女主人：“怎么会不放心呢？倒是他们不放心我们，经常写信来问‘给要这、给要哪’？我们缺什么嘛......”
男主人：（对几个大学及专科毕业在外工作的孩子一一介绍）
“唉，就是老四燕梅中学毕业没考上。其实，她学习也不差，就怪她大哥，老早早就写信来劝她‘不要怕考不上，考不着就来我这里，我给你找工作’。这不是，到时候就真的考不上了。你不劝她倒好，她懂得想她的事、使她的劲嘛！”
女主人：“现在她倒好了，在瑞丽开商店，姊妹几个数她文化最低，也数她最挣钱。”
男主人：“实际也满她苦，做生意也要舍得苦，没日没夜地苦。”
来访者：“还有几个在读书的？都介绍给两位上边来的老师听听。”
男主人：“老五在云南大学法律系，老六在城头一中读高中。”
来访者：“听说老六也是高材生——学习是前几名？”
女主人：“他读书不专心，姊妹七个就数他玩性最重。”
男主人：“前几年读初中，进城去参加化学竞赛，别人忙着复习准备，他倒跑出街上逛，看到人家在街边下象棋（摆残局），他蹲下去就跟人家来几盘！”
女主人：“胡冰梅（老七）倒是最乖了，就在上边乡上中学，今年毕业，老师说没问题。”（指升学）
来访者：“你们两口子劳动，抚这么多孩子读书，困难大不大？”
女主人：“现在不算了，都有他们（已参加工作的孩子）顾着许多。”
男主人：“前头些年是困难，那么多张嘴吃饭，个个都要读书，苦是的确苦。”
来访者：“你们有没有想过，让几个孩子少读点书，在家帮大人种地干活？”
女主人：“我们有时候也想，村里好些人都劝过我们——‘大人这么苦，怎么不叫回两个来？’——叫哪个？孩子们都学得好好的，那个我们也不忍心。”
男主人：“孩子们也懂事，叫他们花时间认真读书，可是一到放学，他们就直接到地里来干活，书包都等不得放下。”
女主人：“只要爹妈说过的事，费多大的力他们都要干完、干好。最忙的是烤烟叶的时候，掰下的烟叶背回家堆满三间屋子，等着孩子们下晚自习回家来才辫烟，辫到深更半夜，一杆杆送进烤房担好，才得睡觉。”
男主人：“读到大学，参加工作了，放假回来也是什么都要干，你叫他别干也不行。放下包，卷起袖子就笑着来了......”
来访者：“供孩子上学这么多年，家长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男主人：唉——（深思，但没有张口回答）
女主人：“孩子回来要钱买书，大人手头没有，借又借不到。有时从鸡窝里摸出一个鸡蛋，还热乎乎（刚下）的，交给孩子捧着去供销社，卖一个鸡蛋刚刚够买一本作业本。”
（屋子里很静，大家都没出声？？）
（三）调查分析
我们所调查的胡军道、阚福珍一家，是誉满杨柳乡可渡村的教育先进家庭。根据对调查内容的初步分析，其家教成功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1.父母的基本素质较好：父亲胡军道虽然没进过学校，但自幼在外做工，喜欢学习，爱听人说书、讲故事，照他自己说，“书上的字认得些，读得出音来，但就是不会动手写”。母亲阚福珍是本村第一代高小（小学5～6年级）毕业生，用丈夫的话说，“孩子们一上学，有事都找她”。
2.父母对儿女态度端正：一方面，农活再苦再累，不让任何孩子停学；另一方面，家务和农活都要求孩子参加。七个孩子从小学开始，实际上都处于“半农半读”的学习状态，家庭内部形成了“有困难大家共同克服”的良好意识。
3.父母有一定的教育眼光：胡家的家庭教育，充满了“生活教育”和“养成教育”的良好氛围。这种氛围是生活所迫、自然形成的。同样条件的农户，为什么别家不能如愿呢？根本原因就是家长有无“教育眼光”。胡军道把老四胡燕梅没有考上专业学校的原因，归咎于大哥缺乏分寸的误导。他认为孩子“懂得想她的事、使她的劲”，过早给她指点从商的出路，使她松懈，“到时候就真的考不上了”。所以结论是：“就怪她大哥”！胡军道的认识，包含着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多重内涵。此外，男女主人对老六“玩性重”的事例描述，好像是批评，却又有几分赞赏的口气，从中反映出他们对孩子个性的认可、肯定和尊重。这是非常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