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大汉，巍巍朝堂，金戈铁马，红粉过客，汉武帝神秘复杂的一生尘埃落定。死者长已矣，后人却争议不休。誉之者众，毁之者亦多。宋朝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评判毫不留情：“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当代史家翦伯赞的品评则妙趣横生：“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用剑犹如用情，用情扰如用兵。”那么，当朝太史公司马迁，怎样评价顶头上司的功过是非？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司马迁的褒扬指斥呢？
“旷代武功”
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帝。
千古一帝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但是，以秦帝国的版图之辽阔，不过是汉武帝时代版图的二分之一。
汉武帝对匈奴用兵44年，如此大事武功，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执政。其时匈奴气焰嚣张，西域神秘莫测。
汉武帝绝不能忍受乃父乃祖的“和亲外交”，忍气吞声，靠女人、珠宝，换取短暂和平。他有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持久的雄心和野心，去征服，去开拓。
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建元二年，前139），选送张骞出使大月氏，希望借此形成反击匈奴的战略联盟，压缩匈奴的生存空间，实现对匈奴的战略包围。年仅17岁的帝王竟有如此眼光，历朝历皇，谁可比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千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中原汉族政权力量延伸到了今天新疆以西。
即位第八年（元光二年，前133），汉武帝第一次运筹帷幄征战匈奴，却未能决胜千里，马邑之战失利。但是，短暂的失利，丝毫不能影响24岁天子的征战豪情，反而促使汉武帝破釜沉舟，毅然抛弃汉王朝施行近七十年的和亲国策，全力出击匈奴！变和平体制为战争体制，弃祖宗制度启现实制度。纵然毁誉参半，但其间的勇气和魄力，令人叹为观止！
汉武帝曾在一篇求贤《诏》中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这篇踌躇满志、殷情恳切的求贤《诏》，收录在萧统《文选》中，千百年来，英雄传诵，志士吟咏。当年汉武帝以此“广延天下人才”，今日反观汉武帝一生功过，此语更是恰如其分！汉武帝之所以立下非常之功，皆因他就是非常之人！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天子尝欲教之《孙吴兵法》），霍去病虽未学，但可见汉武帝深通兵法，这是他成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的基础。
论及汉武帝一朝的军事战役，人们往往言必称卫青、霍去病、李广，没有人注意到璀璨四射的将星、帅才背后，远在庙堂之上，那位足以与西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相匹敌的最高统帅——汉武帝。
当年，汉武帝决意改变祖制、对匈开战，韩安国、汲黯等前朝老臣，公孙弘、主父偃等当朝新锐，纷纷高唱反调。群臣应者寥寥，首战无功而返，年轻的总指挥却岿然不动。此后，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漠北之战，对匈奴作战的三大重要战役，都由汉武帝亲自决策部署，选将调兵。至于具体的用兵时间、出兵地点、兵力部署、攻击方向，汉武帝都事无巨细，总揽无遗。
与此同时，汉武帝又剑指东方、南方、东南方、东北方，使汉朝的势力到达今天西方的中亚，西南的云贵川，东北的黑吉辽，南方的海南与福建，勾勒出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本框架。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崛起。
但44年旷日持久的征战杀伐，毕竟劳民伤财。对于汉武帝的军事外交战略，司马迁也非常矛盾。《史记·匈奴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少数民族史，司马迁给匈奴立传，把匈奴看作炎黄子孙之一，表达了他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定位：这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一场悲剧，战争使双方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虽然当时的汉帝国，还无法形成统一的多民族背景，两个民族最好的办法也应该是和平相处。可惜，到了汉武帝时代，和亲政策已走入绝路，不得已而对匈用兵，司马迁对此是理解的；而战线越拉越长，汉武帝偶有任人失当，司马迁也是痛心疾首。
为了宠幸李夫人，汉武帝任命李广利为贰师将军，率领数万人出征，讨伐大宛，不过艳羡其汗血宝马。结果，打了两年，军队损失十分之八。如此轻率，可谓草菅人命！
欲侯宠姬李氏，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以往伐宛。期至贰师城，取善马，故号贰师将军。
时间是抚平创痛的良药。和平年代，人心思定，我们早已无法体察战争带来的切肤之痛；所以，今人的评价理智多于感情。而两千多年前，司马迁与天下百姓一道，亲历家园变废墟，忍看朋辈成新鬼；一代史家的良心，使司马迁不可能面对战争之害无动于衷，必然会对汉武帝连年征战，导致民生凋敝有所批评。
“千古文治”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
一统江山容易，聚拢人心困难。秦皇汉武深解其中三昧。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则“独尊儒术”。
窦太后去世前，汉武帝就暗度陈仓，设立五经博士，为尊儒打基础。即位之初，汉武帝迫不及待，举国推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政治。这种重自律轻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强权至上，个人专制。曾经的天朝上国，就这样一次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无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儒家对民众心理：且不论到了宋明理学，儒家学说走向极端。单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国人就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如此，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结愈加浓厚，甚至反过来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
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能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名为知人善用，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
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日：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又以诸侯酎（zhou，咒）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刘邦所封诸侯王，削捋殆尽。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令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夺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之后，晋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乱。唐初鉴于前辙，王而不藩，安史之乱后，肃宗又大事封藩，终以藩镇割据，断送唐朝。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两宋无藩镇之祸。明太祖立国，复大封诸王领藩地，终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赣王朱辰壕之叛乱。明世宗以藩王人承大统，追赠生父，闹成著名的大议礼，随之明亡。清朝力惩前失，王而不藩，定制亲王不出国门，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祸。
由此可见，古来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国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四人而已。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酷吏王温舒，嗜血成性，杀人为乐。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春天到来，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处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大司农颜异与张汤意见不合，张汤竟然以“腹诽”罪名杀了颜异。什么叫“腹诽”？就是肚子里有意见。这较之一千年多年以后，秦桧构陷岳飞的“莫须有”之罪，一样的荒诞，一样的恐怖！
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矣。
“毁誉参半”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帝王罪己诏。
敢于罪己，置自己过失于天下舆论中心，汉武帝无疑是第一人！至此，后代皇帝犯了大错，也会下“罪己诏”，公开认错，展示明君姿态。
当然，封建执政者的“罪己”往往有收买人心之嫌，但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汉武帝首开“罪己”先河，错而能改、爱憎分明。从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这位大汉霸主复杂的内心世界。
直言敢谏的汲黯曾批评汉武帝：皇上杀人太多，即使平日信任的人，也不予宽恕，这样搞下去，天下人才早晚都会被杀光。汉武帝不为所动，漠然一笑：何世无才，只是人主没有识得人才的慧眼，如果能够辨明人才，何必担心天下无才？（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汲黯谏曰：陛下求贤甚劳，未尽其用，辄已杀之。以有限之士，恣无已之诛，臣恐天下贤才将尽，陛下谁与共为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谕之曰：何世无才？患人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扰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
就是这样一位视人才如草芥的汉武帝，一方面又极端地爱才、惜才。
封建专制体制下，人才使用有两大陋习：一是任人唯亲，只用自己熟悉亲信的人；二是论资排辈，必须按“三十九级台阶”，一级一级往上爬，不能“乱”了规矩。而汉武帝一不会因言废人：只要有才华，主父偃持不同政见，汉武帝照样求贤若渴；二是敢于破格提拔：因为有能力，卫青家奴出身，汉武帝竟然破格提拔。
不仅如此，汉武帝甚至摈弃正统，容纳异类，慧眼发现东方朔，将庄严的朝堂变成一个充满温情和快乐的休息室，君臣之间宛如玩伴；同时，他不以狎亵而丧失原则，对东方朔的诤言击节赞叹，言听计从。
他初读《子虚赋》，即大为倾慕；得见作者司马相如，如获至宝，让他享受与自己同等的写作待遇。能识人、能容人、能用人，汉武帝午古无二。秦始皇、汉高祖视文人为腐儒，唐太宗、清高宗或能知人，终究雅量阙如。
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阉割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汉武帝因此备受误解和争议。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褒有贬，班固的《汉书·武帝纪》对他的文治大加赞扬：
班固赞曰：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绝口不提汉武帝的武功，表明对汉武帝的武功是有保留的。
到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批评、表扬兼而有之：
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敞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为什么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分歧如此之大呢？
首先，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多面的人。他是一个政治家，非常有政治头脑；但又是一个普通人，喜怒哀乐俱备。他是一位明君，深知自己的历史责任；但他又是一位暴君，杀伐任性；他既立下盖世之功，又给天下苍生带来巨大灾难；他宠爱他喜欢的女人，可是，他不仅移情别恋，还为了江山，杀掉了自己最宠幸的女人。他绝顶聪明，又异常糊涂；为了传说中的宝马，居然不惜牺牲数万人的生命。当更近地走近他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对立的角色中，他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两难之地，非常之时，他也会犹豫不定，甚至异常痛苦；同样有普通人的欢喜和哀愁、小气和算计、失眠和焦虑。在他果决、自信、大气的外表下，有一颗惶惑、敏感的心。总之，他就像一个专业演员，对每个角色都有自己最精彩的演绎：本色鲜明、尽职到位。或许在很多时候，他的角色并不讨巧，甚至令人厌恶，但是，他的演出是精彩的，他演出了他的“这一个”。然而，我们在对他盖棺论定时，往往流于偏激，说好时千古一人；说坏时罄竹难书。这样，分歧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无法使用单一的标准评价任何人。人性本就复杂，更何况封建帝王！或许他的好发自本心，也可能是笼络人心的手段；或许他的坏是皇权使然，不得已而为之，也可能是天性如此，薄情寡恩。因此，既然我们无法剥离他身上的帝王枷锁，我们的评价，就只能在他的帝王与凡人两种身份之间游移。当年天真无邪的“彘儿”，如何蜕变成一个既可爱又可怕的皇帝？怎么可能一言蔽之、一书尽之？
正所谓：
天风浩荡，瀚海阑干，金戈铁马，万死千伤，俱往矣；
长城巍然，丝路悠长，大赋煌煌，美人凄凉，俱往矣；
唇枪舌剑，纵横捭阖，君臣相倾，千秋家国，俱往矣；
威加四海，功震八荒，千载以往，意气飞扬，俱往矣。
唯有孤星冷月，晨钟暮鼓，青灯黄卷，村社戏场，在年年评说，岁岁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