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督促我继续写书，表示她的学生里还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么胸怀大志，在这一行如此成功。她很想知道其他学生的进展，希望有一天可以组织大家重新聚会。
纯如在东海岸待了5个星期，成果斐然。她说她拿到了许多素材，可能将来得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好好消化。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纯如与苏珊·拉宾娜在纽约的见面。纯如跟苏珊提到打算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纯如告诉苏珊，她非常想写这本书，有必要的话甚至甘愿自费出版。苏珊问起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纯如想写一本与此有关的书？甚至连苏珊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让纯如越发想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告诉世界更多真相。纯如向苏珊描述了她在图片展上看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她在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苏珊迷上了这个故事，要纯如马上写一份图书选题计划给她。
纯如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起她对写这本书的热情：“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1995年3月13日，是我父亲的周年忌日。姐姐菱舲忙于准备到新泽西父亲墓地拜祭的事时，我母亲在纽约的寓所里跌倒，摔坏了骨盆。她被立即送往医院。
母亲1979年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1989年癌细胞转移扩散到了肺部。现在，1995年，又发生了骨转移。
因为母亲的病情，我那年到纽约看了她4次。一听说她跌倒并摔伤骨盆的消息，我马上于3月23日飞往纽约，在那里待了一星期，帮助菱舲照顾母亲。那时母亲已经出院。但当我回家后，她的情况又恶化了，再次入院。两个星期后，我又飞去纽约，这一次住了两星期。那时候，我的所有兄弟姐妹都有工作，我也得完成自己的研究。飞来飞去和母亲状况的不稳定让全家人都很抓狂。5月，母亲被转到位于布朗克斯区的另一家医院，这家耶稣受难医院（Calvary Hospital）专门收治晚期癌症病人。
纯如经常给我们打电话，了解外婆的状况。她想要给住院的外婆打电话，但我劝她尽量长话短说，因为外婆需要休息。纯如继续跟我们汇报钱学森那本书的进展：
1995年5月14日
亲爱的妈妈：
我刚把所有的脚注写完——多么漫长而无聊的过程啊！
将来我准备多写点儿基于自己个人经历的书，那样就不用再写什么脚注了……
记得跟爸爸提一句，魏特琳的家人已经授权允许我编辑她的日记了。这项工作只会占用我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幸运的话，某家商业出版社或许会有兴趣出版这本日记，但我觉得还是大学出版社接手的可能性大些。我的代理人希望我完成自己的第三部书后再来做这件事，因为她不想让这本书同《南京大屠杀》竞争。
下周三我要去采访一位前国民党将军，他在南京时曾装扮成一个僧人，目睹了大屠杀。他已经90多了，住在洛杉矶的蒙特雷公园。
母亲节快乐——我明天或许会给你打电话。
爱你的，纯如
接下来，奇迹般的，我母亲的状况居然稳定下来了。在耶稣受难医院住了3个星期后，本来以为将在那里辞世的她居然恢复过来，可以回家了。我觉得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姐姐菱舲在此期间对母亲的悉心照顾。
5月20日，我必须在华盛顿的全美微生物学大会上提交一篇研究报告。会议后，我转道纽约，于5月25日赶到耶稣受难医院，帮菱舲接母亲回家。母亲很高兴见到我。事实上，她比上一次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里的时候看起来好多了。那天晚上我也住在医院，我和菱舲坐睡在妈妈床边。出去上厕所的时候，在医院昏暗的灯光下，我听见其他病房里各种各样恐怖的呻吟声。实在太可怕了。怪不得姐姐和妈妈坚持不管怎样都要回家，而她的情况现在又稳定了。妈妈说她宁愿在自己家里寿终正寝。
纯如写信给我说，她和布瑞特将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回厄巴纳，庆祝自伊大附中毕业十周年。此外，布瑞特也可以探望一下他的父母。5月28日，我从纽约回到家时，他们已经到了厄巴纳。纯如告诉我们，她在中学同学聚会上遇见了许多同学。一些人变化很大，不仅是样子，还有态度。纯如说他们对于纯如居然成了一名作家而且著作即将出版大为惊讶。听到纯如现在在同学面前重新恢复了自信，我非常高兴。
1995年6月4日，纯如跟我们写信汇报了一些好消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她已经收到了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寄给她的撰写《南京大屠杀》一书的正式合同：
亲爱的妈妈和爸爸：
我一回家就有好消息在等着我了！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给了我一笔经费，用于资助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计划。虽然因为“经费有限”，最终批下来的数目比我之前申请的12 000美元少了些（一个人最多只能申请这么多），但这笔2 000美元的经费足够买一张飞到台湾的机票了。此外，哈珀柯林斯出版社的代表还给我留言说，一家中国出版社有意翻译出版钱学森的传记……
在电话里，我授权天下文化出版社出版我的书的中文版……
第二本书的合同已经寄到了，劳拉·布莱克和苏珊·拉宾娜推进这个项目的进度比我预期的要快。我开始严肃考虑，是否要在你们去哥本哈根和印度的时候把你们的家变成一个“作家隐修地”，这样我可以安静地在厄巴纳工作几个月。你可不知道上周对我来说是多么的放松惬意……
爱你们的，纯如
绍进1995年秋天又可以再度一次学术假，我们想要先后到哥本哈根大学的玻尔物理研究所和印度访问。绍进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些以前一起合作过的物理学领域的好友。我试图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分子生物学系替自己寻找工作机会。我们两人忙着准备访问哥本哈根和印度的同时，纯如也在忙于安排她自己接下来的中国大陆和台湾之旅，去为《南京大屠杀》这本书收集资料。纯如打算采访仍生活在南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纯恺也打算去中国！他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选修了一门中文课，有机会随一个语言文化旅行团访问中国。
我们后来放弃了去印度的计划，转而选择了墨西哥。绍进的一个学生在墨西哥梅里达市担任物理学教授，他邀请绍进去那里开设系列讲座。于是，最终方案定为，绍进在学术休假期间先于8月21日到10月30日期间访问哥本哈根，然后回家过感恩节。感恩节后，我们再去墨西哥访问3周。我很幸运，哥本哈根大学分子生物系的比扬纳·霍夫–詹森教授（Bjarne Hove-Jesen）允许我在绍进访问玻尔研究所的这段时间在他的实验室继续进行我手头的研究工作。
与此同时，纯如告诉我，她每天工作到凌晨时分，修改钱学森一书的引用和参考文献部分。她想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行前把这本书完成，同时还要花大量时间为旅行做准备工作。她告诉我，她已经打好了各种疫苗，还带了一台家用摄像机、笔记本电脑、录音机、许多磁带等等。看起来纯如准备得十分充分。
7月18日，纯如飞往香港，她此行的第一站。她抵达的当夜在旅馆房间里给我们打电话，抱怨街上太吵，睡不着觉。她说她第二天要去中国内地与香港交界的深圳市，在那里坐火车去广州。
这次旅行之前，我曾对纯如的路线安排提出异议。我觉得坐飞机过去更直接也更安全。然而，纯如想要先飞到香港，然后坐火车从深圳到广州再到南京。她说1993年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她直接飞到了上海。她一直遗憾没有像钱学森当年从美国回到中国时那样坐火车。这一次，既然已经完成了那本关于钱学森的书《蚕丝》，她也想体验一下钱学森曾经见过的乡村景色。
纯如从香港给我打电话时，我叫她多加小心，一到广州马上告知我们。然而，我们等了又等，却没有她的消息。我开始担心起来，一两天后给布瑞特去了个电话。布瑞特告诉我们，纯如在广州坐上火车，应该已经到了南京，但她生病了。知道纯如已经到了南京，我们直接把电话打到她的旅馆房间。此行之前，纯如已经在南京大学校园里预定了专门提供给外国来宾的招待所（原来的金陵女子大学，魏特琳曾在那里保护上万名女子免受日本士兵的凌辱）。
我们最终在南京的旅馆房间里联系上了纯如，追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到了广州之后，她几乎不敢相信，上万人挤在火车站的周围，其中大多数人看上去都像是无家可归者。如果不在人群中推搡前进的话，她甚至都找不到买火车票的地方。纯如能说普通话，但在广州这一点儿用都没有，因为大多数人都说广东话。纯如跟许多人打听售票窗口在哪里，结果答案全都不一样。原来排队买票的人太多，没人清楚到底该站到哪里。最终，既困惑又沮丧的纯如看见了一个在那里维持秩序的警察，向他求助。她以为不管怎样，警察总能帮到她。在努力解释了半天之后，纯如问这个警察是否可以帮她买一张到南京的头等车厢软卧车票，她愿意付双倍的价钱。警察说他可以试试，走到售票窗口，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张车票。纯如非常高兴，给了他事先承诺好的钱。最后，她终于拎着大大小小的行李穿过站台上拥挤的人群，登上了火车。
在火车上，纯如开始寻找自己的座位。她先是到了头等车厢，但那里的人告诉她应该到另外的车厢去。在走过了好几节车厢后，纯如终于到了另外的车厢，然后意识到她的票原来不是头等票，而是二等票。根本没有床，只是车厢一边上下重叠起来的两层硬木板。其中一张硬木板就是纯如的床。
纯如很生气，用中文嚷嚷着说，“他骗了我！我买的是头等车厢的票！”许多人把纯如围了起来，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列车长来了，是位女士，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件！”纯如把护照给她之后，列车长说，“哦，你是个美国人！”纯如感到自己的身份被泄露了，很后悔之前的大喊大叫，丢人现眼。纯如对列车长解释了发生的一切：她给钱让人帮忙买头等车厢的车票，但拿到的却是二等车票。列车长说，虽然她对此十分同情，但却无能为力，叫纯如安顿下来。
纯如屈服了。现在她不得不爬上上铺自己的硬板床休息。她环顾周围，发现车厢里根本没有隐私可言。十多个人挤在一处。老的老，少的少，男的男，女的女。有些人还在盯着她看。纯如想：“现在他们都知道我是美国来的了，我得千万小心自己的行李……”可怜的纯如，她几乎连睡觉时都睁着眼睛。两个晚上，她都这样躺在硬板床上，把钱包和证件捂得紧紧的。
二等车厢没有空调。车窗大敞着从而让风可以吹进来，但灰尘、煤烟以及牛粪和垃圾的臭气也随之飘进来。天气又热又潮，从大敞的车窗里传来的噪音几乎刺穿纯如的耳膜。每当要去上厕所的时候，纯如不得不从上铺爬下。她没带任何食物，只好跟车上的小贩买吃的。不用说，终于到南京的时候，她病了。
电话里，我告诉纯如，我很担心她的病情，让她马上去看医生。我们还给绍进在南京的表亲打了电话，她是一个护士。我们请她替纯如买些抗生素。接下来纯如待在南京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天都给她打电话。我们当月的电话账单超过了600美元！
前往哥本哈根之前，因为担心母亲可能会在此期间去世，我决定再去看她一次。7月27日，我在纽约看望母亲的时候，绍进打来电话说，纯如从南京来电，说她的腹泻已经止住了，但肚子还在痛。此外，她的嗓子发炎了，咳嗽不停。她不知道到底是感冒还是对南京的灰尘和污染过敏。
我坐在母亲的病床前。一边是被骨骼中的癌细胞折磨得疼痛不止的母亲。太平洋的那一端，我能想象出纯如一边咳嗽一边腹痛的样子。身处两者之间，我觉得心痛极了。
刚从纽约返回，我就给纯如打电话。听说她好多了，我立感如释重负。她说她已经采访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现在忙着把采访录音和录像整理成电脑上的Word文档。她在南京请了个翻译帮忙将幸存者的中文采访内容口头翻译成英语。尽管纯如可以听懂幸存者的一些话，但南京方言还是令她无法全部明白。纯如说她非常努力地工作，如果没什么大事发生的话，她几乎没有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