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涌泉
张涌泉，男，1956年，浙江义乌人。1982年初杭州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6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四川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1995年1月至1996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博士后研究。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浙江省敦煌学会会长、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著有《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主编）等。
公元1900年6月22日，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永载史册的日子。那天，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数万件文献被王道士发现了。这次发现的文献数量之多，价值之高，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文献的内容，涉及中国11世纪以前（尤其是5世纪至10世纪）的历史、政治、经济、宗教、语言、文学、科技、社会生活和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敦煌文献发现一个多世纪来，经过无数中外学人的共同努力，敦煌学业已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一、敦煌文献的概况及其价值
敦煌文献总数约6万件，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约16000件，英国图书馆藏13677件，法国国立图书馆藏7000余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藏19460件。此外敦煌研究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浙江博物馆、杭州灵隐寺、浙江大学、台北中央图书馆、香港艺术馆等国内公私藏书机构以及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等国都有收藏。
敦煌文献主要为手写本，也有少部分为刻本，其中包括传世最早的印刷品——咸通九年（868）的《金刚经》刻本（S．刻本002号）和唐大和八年甲寅岁（834）《具注历》（俄敦2880号）。敦煌文献的手写本最早为抄写于后凉吕光麟嘉五年（393）的《佛说维摩诘经卷上》（上博01号），最晚为《大宋咸平五年（1002）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俄弗32号）。前后跨越600年之久，历十余个朝代。据此推断，藏经洞的封闭时间应在11世纪初。但封闭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则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敦煌文献使用的语言以汉文为主，又有佉卢文、粟特文、突厥文、梵文、于阗文、龟兹—焉耆文、吐火罗文、吐蕃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多是久已失传的民族古文字。敦煌文献的内容几乎涉及中国古代的所有学科，相当于唐代前后的一座图书馆，是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其中保存了一大批失传已久的古代文献，如历代藏经中没有收录的佛教佚典《佛说父母恩重经》、《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反映道教与佛教斗争的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经》，最早的词集《云谣集》，久已失传的古代讲唱文学作品“变文”，白话诗集《王梵志诗集》，最长的唐诗韦庄的《秦妇吟》，中国古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的一部女诗人诗歌选集《瑶池新咏集》，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字样学著作《正名要录》，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星图》，等等，举不胜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的历史。更为可贵的是，传世古书大抵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中心的，而敦煌文献中有大量反映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公私文书，它们更真切地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活面貌，是我们研究中古时期各阶层社会文化生活的最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此外，现在传世的许多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文献，以及许多佛经，敦煌卷子中都有数量不等的传抄本或有这些古书的或多或少的引文，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原貌，解决古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这里仅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国的“国”，繁体字本作“國”，简化字“国”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是学日本。这是日本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个字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字。我国从汉代开始就有近似的简化写法。敦煌写本斯388号《正名要录》载“國”俗字作“囯”，是一个会意字（“囗”中有“王”）。中国人写字的时候有个特点，喜欢给没有点的字加上一点，给没有撇的字加上一撇，“国”字的“囗”里起初是一个“王”，后来被加上一点就是“玉”了，并且“玉”在古文字里原本也没有点，跟“王”字仅中间一横的上下位置略有不同。我们在敦煌文献里就发现了直接写作“国”的“國”字（如斯541号《毛诗故训传》有用例），说明这个字至迟唐代就已经流行，日本的写法不过是沿用中国古代的俗字罢了。
二、敦煌文献整理之回顾
敦煌文献发现后，没有什么文化的王道士对眼前满满的一洞窟卷子的价值茫然无知。尽管此后他到处寻找知音，但还是未能引起国人的注意。直到继英人斯坦因之后掠取大批敦煌卷子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于1909年9月初携带部分卷子来到北京，京师的一批学者得以亲睹敦煌写本的真貌，才被强烈地震撼了。同月25日，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东方杂志》第6卷第10期，第42～67页），这是世界上第一篇公开发表的介绍敦煌文献的论文。同时，王仁俊辑印《敦煌石室真迹录》〔宣统元年（1909）九月，国粹堂石印本〕；稍后，罗振玉辑印《敦煌石室遗书》（宣统元年十二月诵芬室排印本），蒋斧辑《沙州文录》（亦收入《敦煌石室遗书》），是为敦煌文献校录刊布之始，从而正式揭开了敦煌文献整理的序幕。从这些成果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刊布、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程。
百年历程，弹指一挥间，敦煌学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文献整理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里，我们试以“文革”结束为界，分作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就国内敦煌文献校录刊布的情况作一个粗线条的回顾。
1．第一阶段
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布，是和伯希和的慷慨“馈赠”相关的。如上所说，伯希和1909年秋来到北京，惠允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抄录他所带来的敦煌文献。于是便有了《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等一批敦煌文献最早的刊录本。后来伯希和又陆续寄来一些法国所藏敦煌写本的照片，罗振玉据以编成《石室秘宝》（1910）、《佚籍丛残初编》（1911）、《鸣沙石室佚书》（1913）、《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敦煌零拾》（1924）、《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4）、《敦煌石室碎金》（1925）等书，或影印照片，或发表录文，间或附有按语或校勘记，是为敦煌文献整理的第一批成果。这些书基本属于被动接受的结果，所收多为四部古籍，资料范围颇受限制。
同时或稍后，罗福葆辑录《沙州文录补》（上虞罗氏1924年刊印）、刘复辑录《敦煌掇琐》（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5）、许国霖辑录《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走的也都是文献辑录刊布的路子，不过所收文献已不局限于伯希和寄赠照片，其中《沙州文录补》共收敦煌文献55件，其中13件源自英国所藏；《敦煌掇琐》辑录敦煌文献104件，全都是作者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亲自抄录而得；《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辑录写经题记464则，收录敦煌文献99种，则是作者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辑录而得。这些辑本注重社会经济文献和通俗文学作品的收集，收录范围大大增广。
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抄录敦煌文献，并因个人兴趣和治学侧重的不同，各有收获。1930年，胡适据法、英所藏敦煌写卷编成《荷泽大师神会遗集》（上海亚东图书馆），这是敦煌专题文献汇辑校录之始。后来刘复编《十韵汇编》（北京大学1935）、陈寅恪撰《秦妇吟校笺》（昆明自印本，1936）、王重民编《敦煌曲子词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50，1956年修订再版）、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上海出版公司1954）、任二北撰《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姜亮夫编《瀛涯敦煌韵辑》（上海出版公司1955）、饶宗颐撰《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东南书局1956）、王重民、向达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潘重规撰《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饶宗颐编《敦煌曲》（巴黎法国国立科研中心1971），也都是敦煌专题文献的汇录或校订之作。
1936年，《食货》4卷5期推出陶希圣编《唐户籍簿丛辑》专刊，将当时所能见到的二十件敦煌户籍、丁籍汇集在一起，是为社会经济文书的专辑。1961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辑录《敦煌资料》第一辑出版，其内容包括户籍、名籍、地亩文书、寺院僧尼名牒、契约等170多种社会经济文书原卷的录文，收采较前书更为广泛。
这一阶段，敦煌文献目录编制也有不少成果。1911年，刘师培据伯希和寄赠照片刊布《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国粹学报》第7卷第1—8期），这是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之作。同年，李翊灼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编成《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上海国粹学报社），这是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编纂之始。1931年，陈垣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编的《敦煌劫馀录》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这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写本馆藏分类目录。后来又有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北平图书馆1936）、《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及王重民、刘铭恕等合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商务印书馆1962）等一些敦煌文献目录著作，特别是后者，系集大成之作，在写本的定名、断代方面多有贡献，为人们了解、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很大便利。
2．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的六十多年，虽然我国在敦煌文献整理（尤其是资料的刊布）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获取资料的困难，加上长期的内乱和阶级斗争，使得我国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落后于日本和欧洲，以致有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说法，极大地刺痛了国人的心。1976年10月，“文革”结束。随着国学的全面复苏，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前，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交换于1957年得到一套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前6980号的缩微胶卷。20世纪70年代末，巴黎国家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主体部分的缩微胶卷也先后公布。1981至1986年，黄永武据缩微胶卷编纂的《敦煌宝藏》（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稍后《英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采用先进技术重拍、精印的敦煌文献图版本陆续在国内推出。
敦煌资料的大量公布，给读者带来了极大便利，直接引领了敦煌文献整理工作的向前推进。这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分类汇编的敦煌文献专集。举其要者，有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台北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7），潘重规《敦煌云谣集新书》（台北石门图书公司1977）、《敦煌变文集新书》（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1984），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198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至五辑（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2—5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任二北《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89），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周绍良、白化文等《敦煌变文集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巴蜀书社1990，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徐自强主编《敦煌大藏经》（台北前景出版社1989－1991），吴福熙《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王三庆《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王恒杰《春秋后语辑考》（齐鲁书社1993），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朱凤玉《敦煌写本碎金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中华书局1997），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饶宗颐《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中华书局2000），罗国威《敦煌本〈文选注〉笺证》（巴蜀书社2000），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校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作家出版社2006），等等。其中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收载社会经济文献较为全备，且上图下文，最便实用。
20世纪末，江苏古籍出版社推出《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包括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1996）、赵和平《敦煌表状笺启类书仪辑校》、宁可、郝春文《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方广錩《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周绍良、张涌泉、黄征《敦煌变文讲经文因缘辑校》、邓文宽、荣新江《敦煌本禅籍录校》、李方《敦煌〈论语集解〉校证》（1998）等十种。这套书以收集较全、录校质量较高而受到好评。郝春文正在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计划出30卷，现已出版1至5卷（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1；第2－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至2006），是一部按流水号对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作全面录校的大型出版物，相关的研究信息颇为丰富，但在文字录校方面未臻美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