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录敦煌文书，识字是一大难题。敦煌文书书体复杂，民间书写多不规范，多错漏，多俗字，多别体字，还有今人已难以辨识的古字，以及当时的习惯写法，如竹草不分，瓜爪不分，木才不分，草书正楷化等，加上原卷褪色，有的文书两面书写，墨迹渗透纸背，黑糊糊难以看清，有的文书写在其他文书的行间，相互错杂，稍一不慎，就会误读。在阅读机上看胶卷辨识移录文字，真是困难重重。但我没有退缩，而是迎着困难上。有的文书，可能是草书，难以辨识，前贤没有录全，我硬着头皮将它全文移录。这样干，以我的学力，自知易出错误，但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少难识的字，有的靠多读同类文书才能辨识，有的从上下文意猜想而后查字典才肯定的。如鹿苑的“鹿”字，原为草书，因系佛教故事，猜想后从四体字词典上查实。枕塊的“塊”，胶卷墨黑不清，因内容讲孝行，从上下文推测，枕下一字应为泥土塊的“塊”。钟馗的“馗”，有的著名专家认为录“馗”，无据。其实，我也是从上下文意猜想后，从北图收藏的日本出版《金文大字典》上证实的。有的字辨认后，请教前辈才定的。如曹示的“示”字，前人释为“元”，我不以为然，改释“示”，请教云南大学历史系李埏教授。李先生来信说：“释‘示’不仅较‘元’为优，而且可说正确。中国传统公告上直到现代还有某示例证。”幻化的幻，原书为幼。从文书全貌看，幼不似误书，怎么录？请教周一良师后，才径录幻。孔员子三子为遗产纠纷上司徒状稿，草书，辨识困难。我在前人基础上移录后，拿着照片和录文，请苑峰师审阅。苑峰师对着照片和录文，仔细审阅后说：“暂时只能如此。”这才勉强定稿。有的卷子上的字，尤其是签名，虽反复研究，无法辨识，只能照描，希望书法家来破解。断裂分割，剪贴颠倒的文书，比较简单的，我径行拼接复原，或编辑在近处；复杂的是否复原，请教唐长孺教授。唐师说：先按原卷移录，以后再作复原研究。法藏P．2040号、P．3234号、P．2032号诸色入破历计会稿，各长达几百行，是多件诸色入破历计会稿剪贴而成。遵照唐师教导先按原卷移录，而后作了复原研究。
除文字辨识困难，标点符号也是复杂而不规范。如误书，有的涂抹，有的在误字旁添写正字，有的用卜煞号、或废读号。叠写号有叠写一字、二字、一句的。倒勾号，有倒勾一字、几个字，以及敬空号用法也有多种等等。如不能正确理解，也会影响录文质量。当时，还没有专门研究敦煌文书中标点符号的文章，只能在摸索中逐步理解。没有标点符号的文书如何断句，更是困难重重。
至于定名分类，由于不少文书断裂分割，缺头少尾，要给文书定名、定年代、分类，难度也比较大。有的靠同类文书来推定，有的须花精力研究考证，限于学力、限于时间，短时期难以做到。有的只能沿前人定名，或存疑。定名后分类，也颇费斟酌。有的既可分在这一类，又可分入那一类，一时不知如何分类为妥。
我们这一代人，在学问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所谓先天不足，是指缺乏国学根底。所谓后天失调，是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教师不敢大胆教，学生不能专心学，不允许用功学。我自知要在学问上做出些微成绩，即使整理资料，也必须专心致志，一点一点认真干。那时，我辞去了研究室的学术秘书，只担任了选举产生的党支部书记，一周仅两个半天到单位上班，处理一些工作。所外我谢绝了吴枫先生推荐协助杨志玖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卷，以及其他约请，集中精力于敦煌文书。白天在北图读敦煌胶卷，进行移录，晚上在家中整理研究，深深感到知识不足，工具书、参考书太少，时间远远不够。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干，肉体疲乏，精神亢奋。夜间整理研究文书，实在困倦，就以冷水洗脸醒神，或回忆少年时，从事农业劳动，三伏酷暑，汗流如雨，湿透衣裤，跳入湖中降温（湖水也是热的）；三九严冬，寒风吹脸，犹如刀割。而今在小屋之中，明亮的灯光下，坐而看书、看资料。两相对比，有什么理由可以放松懈怠！每当经过研究，有所收获，即使一个不认识的字认识了，喜悦激动，不禁油然而生。劳苦与快乐并存，非亲身经历者是体味不到的。
最困难、最麻烦、最花费我时间的工作是出版。
出版事宜，由我的合作者陆宏基同志负责，他早与北图书目文献出版社达成口头协议，由该社出版。但《释录》用繁体字，北图原有的印刷厂，“文化大革命”中被分离出去，划给文物局。找不到排繁体字的工厂车间。我和陆宏基曾通过友人介绍，找过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找过北京市印刷公司，得到的答复是能排繁体字的工人少，短期内无法安排，须待二年后，才能纳入计划。那时，北京西四有一正在筹备的私营印刷社，主动来接洽，愿意承担打字任务，并送来了打印纸版样品。经过协商，决定由该社承担植字印刷。但该社不讲信用，打的纸版，错字太多，且时断时续，进度太慢，最后毁约不干。后来，由陆宏基牵线搭桥，书目文献出版社与香港古佚小说会达成合作协议。由古佚小说会垫资在香港打好纸版，寄回北京。再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在北京找工厂印刷出版，将一部分书，寄给古佚小说会向国外发行，以书款偿还垫付的纸版打印费（此事经过，我并不知情）。1986年11月出版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就是这样干的。
从香港寄来的纸版，由我校对，陆宏基受出版社委托，代为责任编辑。我校对后，交陆挖补修正，而后上图下文对应，剪裁拼版，编辑成册。工作条件很差，纸版没有复印，校勘的字直接写在纸版上。纸版是供印刷厂作底版用的，不能污染破损。我的校勘，只能用铅笔轻轻写上，陆挖补订正后，再用橡皮擦去。陆白天上班，利用晚上时间，在家中走道里昏黄的灯光下修补。剪裁拼版，十分繁琐辛苦。订正所须的字、标点符号，家中没有打字机，只能复印几件纸版，从中找出相应的字和符号，剪下来贴上去。由于校勘用铅笔轻写，比较浅淡，不易看清，往往漏补。我连续校了四五次，最后还是有一些明显错误，未予校改。陆君曾自嘲地说：错就错吧！反正上面有图版，可以对照。从销售角度上讲，错了反而好卖。从中找出明显误讹，写篇校正文章，买书款就收回了。人们不禁会问，为什么不将纸版复印了，在复印件上校正？原因在于那时书目文献出版社原社长离休了，《释录》出版的事无人过问，我们的经济条件差，为《释录》配图版，洗印照片已借贷一千多元，再无力自掏腰包投资了。
第一辑纸版校勘订正，剪裁拼版编辑成册，送印刷厂后，我又校看了两次，一次是（纸版和照片）拼版的稿件拍成胶片，开印前，查看上图下文是否对应，图版是否颠倒、正反有否搞错？那时，我的强直性脊柱炎病已很严重，在工厂车间里看胶片，腰已直不起来，只能趴在桌子上看，举步艰难，移动时几乎摔倒。经校看，校出了若干张排反的，颠倒的。但个别的虽已校出，并未改正。第一辑中个别黑糊糊，什么也看不见的原因在此。第二次是看试印本，但试印本太过模糊不清，录文根本不能看，只是检查上图下文是否对应，前后顺次是否正确，标题有否误讹。
第一册出版后，主编开了稿费，以二十五万字计算，每千字七元，编辑费每千字一元，稿费和编辑费总共两千元（图版费、校对费分文未给），扣去税收剩一千八百元，我得一千二百元，陆仅得六百元。该主编说：既有工资，又拿到这些稿费，蛮好啦！又说：以下各册暂不出版，看一看社会反映再定。
《释录》第一辑出版后，学术界反映是好的。周绍良先生写信给北图分馆副馆长徐自强同志说：这是刘复以来，北京图书馆对敦煌学的又一贡献，希望以下各册，务必克服困难，争取尽快出版。季羡林教授当众回答胡沙副馆长提问，肯定释录有学术价值。随后，书目文献出版社主编告诉我，《释录》以下各册可以继续出版。这已是1988年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成立（以下简称复制中心），陆宏基调任该中心出版科长。为便于工作，《释录》第二辑以下各辑，改由复制中心出版，条件有了改善，但困难仍然不少。
其一，由于香港打字价格昂贵，改由一家私营的个体印刷社承担。该社工作态度积极，讲究效率。但打字员是新手，没有经过培训，边干边练，文化水平低，不识繁体字，打的纸版，错字甚多。但此次校对，可以将纸版复印，在复印件上校对。我负责校对，抓得很紧。直接跑印刷社取回打的纸版，复印后及时校对了，立即送印刷社订正。再取来复印、校对，又送去订正、打印。校对订正，再校对，再订正，如此反复，直到责任编辑认为不用再校为止。
其二，《释录》上图下文对应，须要裁剪拼排，编辑工作繁琐费时。宏基工作甚多，靠他一人，短期内难以完成。那时，我早于1986年3月由历史研究所调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以下简称资料中心）。善本部领导很重视《释录》，李致中主任将它列入资料中心主编的丛书之一。主管资料中心的北图分馆副馆长徐自强聘请了一位下乡回城知青，协助做《释录》纸版剪贴拼排，与图版对应。其后，复制中心又聘请一位知青一起来做，但进度还是不快。为了加快完成《释录》编辑，争取早日出版，复制中心主任李竞果断采取措施，调集四人一起做编辑工作，在陆宏基领导下，一人负责一辑。终于1990年9月全部完成，一同出版。但我没有坚持到最后。后四辑编辑完成前，病重住院治疗。因而在后四辑全部编成送印刷厂前，未能对着上图下文再仔细统看一遍，一些应由我负责的明显误讹，没有校正。
《释录》后四辑出版后，一共开了一万元稿酬（图版校对费未付）。按第一辑成例，扣去税收，我得三分之二，陆得三分之一。陆所领稿酬，全部交本单位供集体福利之用，他个人分文未得。
稿酬虽然菲薄，但能出版，已是大幸！
四
以上叙述了《释录》的缘起、辑编、出版经过。但读者会问，既然整理敦煌文书是唐师长孺交办的，为什么后来由我和陆宏基合作了。原因是唐师后来考虑吐鲁番文书尚未出版，先编辑敦煌吐鲁番文书分类集成出版，欠妥，停止了原先的计划。但移录敦煌文书的工作，我继续进行，没有中断，准备作个人研究之用。为个人研究而移录敦煌文书，较之出版敦煌资料分类集成，可以避难藏拙。不易辨识的字，可以不录，避而不用。选录一件文书、几件文书、一类文书，或从中摘录部分资料，结合传统文献，进行研究，写成文章发表，易出成果。相对于出资料集为他人作嫁衣裳，对个人可能更有利。但我想编辑出版资料集成，可供学界广泛使用，社会效益更大。北京有条件做这项工作，外地想做也没有条件。身在首都，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一员，做这项工作，不仅仅是个人喜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义务。如果做成了，会对敦煌研究，尤其是对外地想从事敦煌文书研究者，能起推动作用。这种想法成为我辑编《释录》的一种动力。
正当我停止出版敦煌资料分类集成时，有一天北大历史系同窗陆宏基来我家。他正在北图敦煌筹备组工作。两人闲谈中提及我放弃敦煌资料分类集成一事，引起宏基的注意，他认为放弃此项工作可惜。于是我和他商量合作，效法日本池田温先生著作，出版上图下文对应的敦煌资料分类集成，即后来的《释录》。宏基负责出版事宜，我负责移录编辑敦煌文书。如果没有我这位老同学的劝进、合作，也就不会有《释录》。正可谓无巧不成书。
在我全力以赴紧张地阅读移录编辑敦煌文书时，大约是1982年，我看到一条信息，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成立了敦煌文书整理组。组长张政烺，成员有王永兴、周绍良、何兹全、宁可、沙知、宋家钰、马雍、张锡厚等，分工分类整理敦煌文书。阵营强大，计划宏伟，后勤保障有力。该组织透露的计划，与我正在整理的，形式相似，内容多重复。我这个人出身社会下层，潜意识里有自卑感。一看到这一消息，就想到自己学问浅薄，以一己之力，整理出的敦煌资料，质量根本无法与他们那一摊相比。于是，我想打退堂鼓，放弃《释录》。那时，敦煌研究组隶属于古文字古文献研究室，室主任是张政烺（苑峰）。他是我大学本科教师，大跃进时一起下乡，同吃一锅饭，同住一个炕。苑峰师很赞赏家父给我起的名字，为我刻过一枚图章，支持我研究敦煌文书，亲自审定我主持修订的《敦煌资料》第一辑，并向中国社科出版社推荐出版。我在法国苏远鸣教授主编《敦煌研究论文集》（法文）上发表的文章也是他向历史所科研处推荐后获准发稿的。我向苑峰师坦陈说：既然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组织强大阵营，由老师主持整理敦煌文献，包括我正在整理的内容，我就没有必要再搞了，打算放弃原来的计划。我本以为苑峰师会同意，想不到会受到严肃批评。他说：“搞研究，就要有自信。相信自己能超过别人。否则，就别搞研究。”“我就相信能超过别人。”又说：“我不得罪他们，但不去参加。你搞你的，别管他们。”苑峰师的学问，我无法企及。但他说的搞科研要自信，相信自己能超过别人。这种精神是极其宝贵的，我得学习。这样，我就不退缩了，也不能退缩了。仔细想想，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下设的整理敦煌文献组，果然优势明显，但也有缺陷，身为古文献研究室兼主任唐长孺教授，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再有他们不将胶卷洗成照片，而是用复印机复印照片，字迹模糊，不可能正确移录。年事已高的专家，难以从胶卷移录。与我年龄相近搞社会经济文书的，虽然都是我的先学，但闻道有先后，学艺有专攻。在敦煌学方面未必比我强多少。分兵把口，各搞一个专题，对敦煌文献全貌，对各专题之间的联系未必心中有数。我一个人干，势单力薄，困难多多！但斯坦因、伯希和胶卷已过眼一遍，要辑的录文，基本录了，再加把劲就可以完成分类、定稿、出版，质量不可能高，但在宁可先生等著作出版前，对于有志于敦煌学而苦于缺乏资料的外地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我想还是有用处的。于是，我决定仍按原计划进行。可以说，没有苑峰师的批评、教诲，《释录》就有可能告吹。
五
中国敦煌学自1983年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在政府的支持下，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进步，成立了新的研究基地，扩大了研究队伍，涌现了一批新生力量和研究骨干，出版了不少学术成果。中国已成为世界瞩目的敦煌学重要中心之一。随着敦煌卷子几近全部影印出版，研究条件和手段的改善，中国敦煌学将会进入新的阶段，取得更为喜人的成就。
我希望中国敦煌学界，第一，要团结，互相帮助。不能互相帮助，至少不能互相拆台。真正要全面整理敦煌文书，搞好研究，上一新台阶，要靠一批具有多种学问的人才。靠少数人是完不成的。搞小圈子是不得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