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是敦煌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不仅为最早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学者之一，而且身体力行，对敦煌文书进行了系统研读和深入探讨。他以对佛经的精熟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的中亚文字功夫，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佛经及佛经翻译作品对演说经义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不仅较罗振玉等据传统史籍考证佛曲更上一层，而且与东西洋学者相较，亦站在世界前列。这里只举他对《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及莲花色尼出家因缘的考证。比较敦煌汉文写本《金光明经》及其突厥文本、梵文本、藏文本、蒙古文本等的内容，寅恪先生指出，佛经首冠感应冥报，为西北昔年之风尚；《金光明经》之所以流传独广，是因为其义主忏悔，最易动人；佛教入中国后，冥报传，也从佛典附庸，演变为小说文学的鸿篇巨制。寅恪先生通过对欧亚多种文字写本的精确比勘，考释佛经内容、流传迹象，进而探讨佛经对文学的影响，如剥芭蕉，层层深入，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奠定了寅恪先生为比较文学研究先驱者的地位。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还有他的《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一文。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记载了莲花色尼六种恶报，寅恪先生根据巴利文写本，指出敦煌本删去了莲花色尼与其女共嫁一夫，其夫即其所生之子的恶报。究其原因，是因为这种恶报与华夏民族传统伦理观念不相容，而佛教传入中国时，佛教教义中与中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教徒多采取隐秘闭藏、禁其流布的方式，将莲花色尼七种恶报删去一种，即显著一例。寅恪先生的论述，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佛教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此二文均出入文史，贯通儒释，沟通中外，而所以能如此，其原因之一，是寅恪先生具有欧亚学的视野。自少年起，寅恪先生“廿载行踪遍五洲”，力学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土耳其文、突厥文、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朝鲜文、佉卢文、印地文、伊朗文、希伯来文等近二十种中亚西域及东方民族文字。从遗存笔记本看，他对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巴利文等致力尤勤。在欧洲、北美，他承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蔚为大宗、风云际会之际，吸收西洋学者治东方学精华，更辟天地，在清末西北史地、佛典翻译基础上扩大视野，层楼再上，使传统的史学、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体现了古代欧亚文本解读及欧亚历史文化研究的世界先进水平。
寅恪先生多次强调，“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因而留滞海外数十年，对西洋学术的锐进及日新月异有切身理解和体会，力学其所长。但他治学并不是盲目步西洋人后尘，而是在吸收输入外来学说同时，结合中国传统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推陈出新，使之具有中国特色。寅恪先生所开创的，正是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的新风气，而其融会中西所创长编考异之法，又是为中国内陆欧亚学及敦煌吐鲁番学治史者所辟的一个新途径。
著名古文字学者唐兰先生曾说：古文字学的功夫在古文字学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敦煌吐鲁番学的功夫在敦煌吐鲁番学之外。那么究竟应该在哪里下工夫，我认为首先应该在内陆欧亚学上下工夫。敦煌吐鲁番学和内陆欧亚学可以说是天然盟友，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
总之，内陆欧亚学因敦煌吐鲁番学的兴起而充实提高，敦煌吐鲁番学因内陆欧亚学的开展而发扬光大。愿这两个领域的学者精诚团结，努力合作，不断开创这两个学科的新局面。
我的“敦煌学”经历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编辑回忆
唐耕耦
唐耕耦，1927年生，上海市南汇区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5年5月至1986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86年3月调北京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任副研究馆员，1989年评升研究馆员（1990年批准），同年退休。主要论著有《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一至五辑、《敦煌法制文书》、《敦煌唐写本姓望氏族谱残卷的若干问题》、《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文书及若干问题》等。
敦煌学产生百年之际，进宝同志要我交篇“笔谈”，今将我辑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下简称《释录》）的一段经历写下应命。
一
我是而立之年离开工作岗位考上大学，并打算本科毕业后，进一步深造当研究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除了规定的课程，抓紧时间阅读史籍。从《左传》读起，继而读《史记》、《汉书》，计划在大学本科期间读完二十四史，以期为当研究生打下基础。从师友口中得知隋唐以前，史料太少，研究困难；宋代以下，文献太多，难以掌握；隋唐资料适中，可以读完。我就以隋唐史为专业方向。在北大耳濡目染，尤其读了陈寅恪先生文章（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听了向师觉民讲敦煌学课，知道敦煌文书对于唐史研究有重要作用。1961年北大毕业，考上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业师王仲荦教授指导下学习隋唐史。同年十二月，我在济南购买到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一辑，仔细研读，颇多收获。结合传统文献，写了《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作为研究生第一学年的学习汇报。得到业师肯定，鼓励我发表。我将稿子投给《文史哲》，该刊决定采用。1962年暑假回家探亲，路经上海。在上海图书馆，见到日本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一、二、三册。这是集中日本许多著名学者整理研究大谷文书的高质量著作，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利用一周多时间阅读抄录大谷文书。回校后，将与均田制有关的部分资料，补充进了上述论文，因篇幅扩大，改在《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上发表（即《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可见我学习研究隋唐史一起步就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结上了缘。
1963年11月，业师王仲荦教授被借调到北京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随进京。利用北京图书馆藏敦煌胶卷，对《敦煌资料》第一辑的录文进行了校正，并移录了一部分敦煌资料。1964年春节，到北大燕南园给觉民师拜年。向老师得知我在当隋唐史研究生，嘱咐我一定要重视敦煌文书。我决定撰写完毕业论文，就上北图通读敦煌胶卷。可惜，不久奉命回山大下乡参加社教运动，未能如愿。
1965年由山东大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打算系统阅读敦煌文书，移录汇集资料，进行研究。但那时个人属单位所有，须服从组织安排，接连不断的临时任务，集体工作以及十年动乱，我的打算落空。
机会终于来了，1980年3月，我承担的《中国史稿》第三、四册编写任务全部完成，我有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将重点投向敦煌学研究。同年末，我联合黄振华同志建议历史所成立了敦煌学研究组，申请到了一大笔经费，购买敦煌胶卷冲洗成照片，我被指定为敦煌研究组组长，科研处计划安排我和黄振华作为交流学者出访法英。后又接受了历史所领导交办的任务：修订《敦煌资料》第一辑。那时，唐长孺教授在北京主持整理吐鲁番文书。我不时去看望他，一次谈及修订《敦煌资料》第一辑，重新出版。唐师表示：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已出版，再修订重版《敦煌资料》第一辑，意义不大（我的看法与长孺师同。在所领导布置任务时已谈了自己的意见）。不如将敦煌与吐鲁番文书合在一起，分类出版。当即商定，由唐师主编，朱雷同志和我协助。朱雷负责吐鲁番文书，我负责敦煌文书。唐师说：“敦煌文书由你负责。”并特别嘱咐：“如单独一人干有困难，可找一二人与你一起干，但千万不要找多了。人多了，反而增加麻烦。”这样，我就一面修订《敦煌资料》第一辑，一面按照朱雷同志撰写的编著体例，移录整理敦煌文书。后来出版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即起源于此。如果说《释录》的出版，多少有助于敦煌学研究，首先应归功于唐长孺教授。
二
《释录》的资料来源：一、英藏斯坦因胶卷；二、法藏伯希和胶卷；三、北图藏胶卷；四、俄藏敦煌文书；五、日本大谷文书；六、其他。
我的移录工作，首先从斯坦因胶卷着手，按编号顺次在阅读机上逐一摇查。
开始，移录什么，那些移录，那些不录，心中不大有数。但兴趣广泛，除宗教经典外，几乎都过眼一遍。移录重点为社会经济文书以及相关文书，内容远比后来的《释录》为广。斯坦因部分移录完，接着移录伯希和胶卷。那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阅览室尚无伯希和胶卷，我是在北图照相缩微复制组工作室内，利用该组的工作母片阅读移录的。并将我需要的文书胶卷编号做上记号，请技师洗印成照片。北图部分数量大，绝大部分为宗教经典，社会经济文书甚少。我限于时间，没有普查一遍，而是参考目录和书刊上的信息，找胶卷移录。俄藏敦煌文书、日本大谷文书是从已出版书刊上所附图版移录。此外，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的是看原卷移录的，敦煌博物馆的是从照片上录的，台湾的也是从书刊上所附图版移录。
录文工作从1980年末开始，到1982年末，第一辑、第二辑录文定稿配上照片，编辑成册，送交出版社。1983年8月去兰州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前，第三辑基本定稿；其余部分包括第四辑、第五辑，以及后来删去的书仪、佛教目录等，有待分类定稿。我们原计划在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之前，出版第一、第二辑，带到大会上去。由于找不到排繁体字的工厂而未能实现。于是，改变计划，准备在兰州会议之后，进一步补充订正。第一，将历史所（由我操办）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中心已经洗印和正在洗印的全部照片（包括斯坦因、伯希和、北图的）过眼一遍，与已有录文核对，遗漏的补上，误讹的订正。第二，历史所科研处早已安排我和黄振华作为交流学者，出访法英。我们可以在作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查阅法英两国所藏敦煌文书，订正录文，补充新的资料。这样，《释录》内容可以进一步充实，录文的质量可以提高一大步，图版的清晰度也可能改善。
除进一步补充完善《释录》外，我和黄振华还计划将洗印的照片分门别类集合一起，约请所内外专家和有志于敦煌学的青年学者一起工作，或做专题研究，或做集录校注，予以出版。非汉文部分，待洗印出照片，由黄振华同志翻阅后，再筹划如何开展工作。我国敦煌学研究落后，其原因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缺乏资料，缺乏安定的政治环境。而今改革开放，政府和学术界都重视敦煌学。我们相信，这样做，一定会得到学界欢迎，通力协作，取得成效。
三
《释录》仅仅是五卷本的资料书，但从开始录文到最后完成出版，前后长达近十年，历程艰难曲折，感慨多多！
敦煌文书文字移录，最理想的是看原卷，但限于条件是看不到的。其次是看洗印的照片，再参阅胶卷。第三，是从缩微胶卷上移录，这是最吃力的。我开始阅读移录时，台湾黄永武先生主编的《敦煌宝藏》连出版的计划还未公布消息，我也无钱冲洗一大批照片。唯一的办法，就是看缩微胶卷。当时，历史所虽有缩微胶卷，但没有可用的阅读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缩微胶卷，战备装箱，尚未打开。只有北京图书馆的缩微胶卷，刚刚开始供读者使用，我就到北图阅读。北图即国家图书馆，是面向全中国、全世界的公共图书馆，要使用阅读机查阅善本胶卷的读者甚多，而善本阅览室却只有两台阅读机，不够使用。我在那里阅读，每天早上开馆率先进入，填单申请多盒胶卷，一盒接着一盒在阅读机上查阅移录。闭馆以前，又将次日所须胶卷办好借阅手续，保留在阅览室。第二天一早进馆，不用等待，即可阅读，这样节省时间，效率较高。但一人独占一台阅读机，连日使用，影响他人使用。尤其是外地来京的读者，不能多等候。在管理员协调下，我不得不时常中断，把阅读机让给他人使用。为了不中断我的工作，一度曾拿了历史所的胶卷去科图，装在科图阅读机上阅读，直到科图的胶卷开箱出借，供读者使用为止。在科图阅读，环境比北图好，看胶卷的人除我以外，别无他人。管理员也乐于提供方便，每次都很快取出多盒胶卷，供我使用。在明窗几净的科图，我逐一查阅了斯坦因胶卷，移录了所需文书。
在阅读机上看胶卷，是挺艰苦的，我阅读敦煌胶卷，移录文书，并不是据目录选读（当时，我手头没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而是按编号顺次逐一查阅。北图的阅读机比较破旧，摇转吃力而费时，也不易校正焦距。加之我年近花甲，还企图加快进度，几天下来，手臂、肋骨疼痛难忍，夜难入眠。一面摇转阅读机，一面查找，胶卷在眼前不断晃动，顿感眼花缭乱，头晕欲吐。整日趴在阅读机前阅读移录，眼痛疲劳，损害视力。伯希和胶卷在北图照相缩微复制组工作车间内查阅。该工作室设在地下室，终日不见阳光，温度低，湿度大，冷气袭人刺骨，隐隐作痛。1981年和1982年夏秋，我都在那里工作。后来我罹患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此处受寒，可能是诱因之一。北图规定，在那里工作连续四小时，享受保健补贴。工人师傅见我整天在那里工作，主动提出给我出证明，向单位领保健补贴。我由衷感谢工人师傅们的关怀。我在那里将整套伯希和胶卷（包括非汉文），从头到尾普查一编，移录了所需文书。这在中国内地学者中可能是第一人，已很满足、幸福，那里会奢望什么保健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