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启动，90年代末完成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和《敦煌学大辞典》，是由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直接领导和组织的两项“工程”，也可以看作20世纪中国敦煌研究的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我国的敦煌研究目前发展的状况如何呢？笔者仅举三例以说明之。
例一，郝春文教授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一编）已经公开出版5卷，这部著作将英藏敦煌文献中非佛经之部逐件释录，目的是将敦煌社会历史文献校订成为像《二十四史》标点本一样便于使用的可信录文本，虽然工作量很大，全部完成尚待时日，但这项工作正在扎扎实实进行，书正在一卷卷陆续刊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例二，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领导下的《敦煌文献合集》，拟将敦煌汉文文献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整理，目前已取得重大进展，书成有日。张涌泉与郝春文的工作虽然貌似不同，但都是耗时费力为敦煌研究打基础的工作。
例三，笔者在敦煌研究中，二十多年来集中于敦煌本书仪研究，基本上将敦煌本书仪的大部分做了分类录校整理，也写了一批研究论文，近几年来，吴丽娱据此进行的唐代礼制研究、史睿进行的礼制研究、张小艳进行的书仪词语研究，都从不同角度将敦煌本书仪研究引向深入。
当然，中国敦煌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例证还很多，如林悟殊先生对三夷教的研究；如王卡、王承文、刘屹、万屹等对敦煌道教的研究；如许建平对敦煌经籍的研究；如冯培红对归义军官制的研究；如陈明对医药文献的研究；如余欣对“神道”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是总体还是个案上，我国目前的敦煌研究正在健康地向纵深发展。
中国官方语言中有两句话，叫：“成绩说够，问题说透”，要将“成绩说够”，非这篇小文所能承载，只是点到为止；而“问题说透”，更非此篇小文作者所能胜任的，所谓“问题”，也仅是对我国敦煌研究发展的点滴想法而已，遑论“说透”。
三、未来
2006年秋，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转型期的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何谓“转型”？笔者理解，就是如何把敦煌研究推向前进，使研究更加深入，取得更多的学术成果。要“转型”，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重视基础工作
如本文说“成绩”部分所言，敦煌汉文资料的大部分已影印出版，但“胡语”部分则刚刚开始，仍需努力。张涌泉、郝春文的工作正在进行中，盼其早日完成。更重要的一点是，多年来，学界盼望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早日面世，考古报告属于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敦煌学深入的基础资料，因为没有坚实的一手资料，许多研究工作难以深入，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从2002年起，既注意到莫高窟96窟、130窟的大像及榆林窟第6窟大像，想做一些相关研究，但时至今日，连一份有关大像各部分准确尺寸的资料都难以获得，使研究很难深入。
第二，重视佛教文献的研究
敦煌藏经洞中，90％以上为佛教典籍，而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薄弱。其实，自清末民国初起，我国的著名学者已将佛教与佛经纳入了研究视野。陈垣、陈寅恪、汤用彤先生更是在佛教研究上开辟了新天地。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继承好这一学术传统。中国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与政治关系密不可分。安公（道安）说“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武则天时，薛怀义等进《大云经疏》，九人赐“国公”，全国各地皆建大云寺，神会助平安史之乱，禅宗惠能一系则全国风行，政治与宗教关系可见一斑。另外，宗教不仅与政治有关，而且与普通民众生活密不可分，众多敦煌文献即是证明。
敦煌佛教典籍数量庞大，种类繁多，除入藏的经、律、论外，疑伪经占相当数量，这些“中国化”的疑伪经可研究的空间非常大，至于中国僧人所做“论”、“疏”、“赞”、“义”等等则更具中国特色，深入研究这些文献，无疑具有广阔的前景。
笔者对佛教、佛学基本上是门外汉，只是在学术研究上偶有涉及，不敢深入。前几年，我发现敦煌写经中咸亨二年（671）至仪凤二年（677）中的宫廷写七卷本《妙法莲华经》和一卷本《金刚经》，乃是武则天为其逝去的父母发愿所写，并复原了置于经前的两篇以武则天名义撰写的发愿文字。宫廷写经直接颁到敦煌，全国其余州县亦当如此，这该是多么大的影响！更深一步，深入研究敦煌所出佛经，可以看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什么时段以什么经典为主，什么时段官方提倡的是何种经典，这些经典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生活有何种联系等等，深究下去，一定会对佛教与中国中古社会的关系有深入的了解，一定会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中古社会的变动。其实，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活动》开了一个好的先例，沿着此路数走下去，将敦煌佛教典籍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做通盘思考，必定会有突破。
第三，重视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敦煌学”一词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此不赘。但众多学者所认同的是，敦煌研究中已包含有历史、考古、宗教、艺术、科技等等众多学科的资料。敦煌研究，本来就应该把敦煌石窟、敦煌所出土文献及敦煌史地综合在一起来进行研究。可惜近代的学科划分过细，往往使研究者很难做跨多个学科的研究。笔者以为，解决的方法大约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方面，各学科把基础研究做好，如石窟要有考古报告，壁画要有线描图，文献要有准确的释读等等；另一方面，研究者要开阔眼界，把不同学科中相互关连的资料做综合分析，虽然难度很大，却是我们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还是以笔者个人研究的体会为例，如敦煌写本中，《老子》或《道德经》及其注疏本很多，若单从宗教观点看，说明敦煌陷蕃前，敦煌也曾流行道教，换一个角度，唐代前期，《老子》曾经是科举考试中必考科目，他就成了与儒家经典相同的经书，成为读书人考试的必读书。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老子》及其注疏在藏经洞中存留较多的原因。究竟何者为主因，则要进一步探讨。再举一个更复杂的例子，武则天利用宗教、尤其是佛教为其当皇帝制造“政治气氛”，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而《大云经疏》、《宝雨经》、《华严经》的敦煌写本与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里《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宝雨经变》、《华严经变》的壁画有何联系？《大云经疏》、《宝雨经》、《华严经》的敦煌写本与莫高窟同时代的洞窟里的塑像间有何关系？与96窟、130窟弥勒大像及榆林窟6窟大像有何关系？再扩大而言，与现存我国西北的石刻与泥塑弥勒大像有何联系？深究下去，将历史、考古、艺术、宗教等做一综合的思考，将有新发现，这样做不是很有趣味吗？
第四，重视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敦煌自古即是“华戎所交一都会”，是丝绸之路上的枢纽，所含内容中，中外文化交流是重中之重，自藏经洞发现之后，文物外流，敦煌研究开始即具有国际性特色。时至今日，敦煌在1987年被联合国列为我国第一批人类文化物质遗产，敦煌研究更具有鲜明的国际特色。西起欧美，东至日本，代不乏人，要推动新时期敦煌学的深入，开展广泛的国际学术合作是十分必要的。
自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中国内地召开的多次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都有欧美、日本及我国港、台学者参加，而在英、法、美、俄、日、加等国及港、台等地区举行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都有大陆学者莅临。近年来，中英、中法、中俄合作出版敦煌文献，中英合作的“IDP”（国际敦煌学项目）已经运作，2003年春，更是成立由中国（含台湾）、日本、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代表组成的“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委员会主要是协调各国敦煌学者的学术活动。我们中国学者应该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敦煌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以促进这个学科的长盛不衰。
其实，谈敦煌学的过去与未来，是一篇内容十分丰富的大文章，本文的主旨是立足于现在，即“路在脚下”，又要放眼未来，即“路在前方”，脚踏实地，一步步将我国的敦煌学推向更高的阶段。
附记：因为是“一些想法”，本文中提到的一些机构、一些人、一些著作、一些研究，可能有重大遗漏，排序也可能不尽妥当，选择更难说妥帖，只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绝无孰轻孰重、你先我后之意，至于“想法”，也只是一人之言，聊备一说而已，望同道及读者谅之。
“敦煌学”断想
邓文宽
邓文宽，1949年3月出生，山西省稷山县人。1972至1975年、1979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1982年至2009年，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8年改今名，曾名为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主要论著有《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敦煌吐鲁番出土历日》、《敦煌吐鲁番天文历法研究》、《敦煌吐鲁番学耕耘录》、《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等。
自2008年秋季以来，刘进宝教授多次来电话敦促，希望我能写一篇东西，谈谈对敦煌学研究未来发展的认识，我一直未敢应命。原因有二：一是自2008年初患腰病以来，不断求医问药，时间常被撕碎，写作情绪亦被破坏，提不起神来；二是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以考据求实为特征，既不善于发议论，更不长于对学术的未来走向进行蠡测。因此一推再推。但拗不过他的执着，只好答应写一篇出来。思索再三，难成一系统认识，只好名之曰“断想”，一则向进宝兄交差，二则借机向学界同仁求教则个。
一、应该给王道士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
王道士圆箓，实在是“敦煌学”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看着他留下的那张“倩照”和憨态，我常想发笑，谁能想到号称“国际显学”的发轫者居然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军卒”呢。但无论如何，他的“身后名”已同“敦煌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我们过去出版的关于敦煌学史的论文和专著中，绝大多数对王道士采取批评乃至贬斥的态度。原因是他把敦煌文献“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以及日本的吉川小一郎，造成了国家文化财富的流失。就擅自做主，与外国人非法交易国家文物来说，他是有罪的，是应该受到指斥的，这件事本身没有讨论的余地。
可是，难道这就是“敦煌学”史上王道士的全部内容吗？恐怕不是。如果我们将此事当作一个刑事案件，那么，不要说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就是法官，也必须研究、考虑当事人的犯罪动机、实施过程和客观效果。就动机来说，王道士的此项活动，以及他在敦煌周边地区的化缘，是力图将莫高窟寺庙变成一个他信奉的道教的道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他把换来的“马蹄银”装进了私囊，说明他做这件事时，很少考虑个人从中得到多少好处。就非法“出卖”文物的过程而言，王道士虽未留下只言片语，但斯坦因却透露了自己的心机。为了将这批文物骗购到手，斯坦因编造了一个足以打动人心的故事：他在梦中见到了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唐僧嘱咐他到中国来取回佛经，因而这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情。按理说，王道士并不信佛，他完全可以不理睬斯坦因的谎言，更何况当时敦煌县令汪宗翰已下令“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他就更没有权利将这批文物“卖”给斯坦因了。但是，鬼使神差，他却于此时做了一件永远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情！也许这么大一笔钱，足以撼动他人性中那分弱点吧：这毕竟比化缘来得快来得多。就后果来看，造成了国家文物流失，无须赘言。虽然说，这些东西在国外也得到了妥善保护，但何时能回归祖国，目前尚看不出眉目，不免令人扼腕。
王道士是犯了罪，但他犯得有些糊里糊涂。那个时代，犯糊涂的恐怕不止王圆箓一个人。最糊涂的便是四亿国人用以托命的清王朝。当我从图册上看到清政府给斯坦因的签证时，便觉得首先犯罪的是清王朝，其次才是王道士。可是话说回来，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中土，国家衰败不堪，国将不国，朝廷眼里，人家来“探险”便成小事一宗，不必去争的。举国上下颟颟顸顸，不成体统，出卖土地者有之，出卖尊严、人格国格者有之，出卖文物者亦有之，犯罪的岂止王道士一个！我无意于为王道士的犯罪行为开脱，只是希望将他个人的行为放在一个特定的大背景下看待。若此，方能符合史学研究所要求的“历史主义”的思考。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早期“敦煌学”的关键人物，王道士也有其功不可没的一面。
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促成中国学术发生巨变的共有四项发现：甲骨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献和明清档案。这四项重大发现，将中国有文字以来的历史（包括各个方面）研究都向前并向纵深推进了一大步。其中中古时代，自四世纪至十一世纪，将近800多年的时间，与敦煌吐鲁番文献有关。吐鲁番文献有其独特的价值与研究魅力，但多为断碎之物，其数量及完整程度与敦煌文献有着差距。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而敦煌文献的发现者，却是那个小“军卒”王圆箓！如果没有他在敦煌石窟的活动，就没有第17窟（藏经洞）的发现与重新面世，也就不可能凭空产生出一门“敦煌学”来，中外敦煌学家们的生命史就应该是另一番情形。事实上，“敦煌学”以及相关的学者与王道士都已经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常常将1900年6月22日藏经洞的发现誉为“石破天惊”。没有王圆箓的发现，这又从何说起！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发现了柬埔寨吴哥古迹，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了楼兰古城，在考古学和人类文明史上都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了一笔，难道我们不应该以同样的态度评价王道士的发现吗？实事求是，功过分明，我们实在应该给王道士一个客观、公正、全面的评价。
二、我们对敦煌文献的认识到位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