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由军国民教育会派为运动员的黄兴，于十一月四日在长沙组织起国内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华兴会。华兴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实行的是“国民革命”。具体方法有两种，一种为：“倾覆北京首都，建瓴以临海内，有如法国大革命发难于巴黎，英国大革命发难于伦敦。”另一种为：“若吾辈革命，既不能借北京偷安无识之市民得以扑灭虏廷，又非可与异族之禁卫军同谋合作，则是吾人发难，只宜采取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之法。”待辛亥革命的枪声打响，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后，已被证明是结合中国国情、最终夺取政权的正确战略构想。虽然华兴会于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旧历十月十日，慈禧太后生辰日）组织实施的长沙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想想那时连俄国革命还没有发生，黄兴就已提出一种革命的方法并付诸于实施，这无论如何也是世界革命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下旬，黄兴逃脱清廷的通缉，带着成功的革命战略思想和一笔失败的遗产避难到了日本。来到东京之后，窘于衣食和住的问题，黄兴想起追随孙中山革命并以自传性著作《三十三年之梦》闻名一时的宫崎滔天，相信他一定会帮助自己，于是独自拜访这位后来被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视为近代中日两国民间交往最值得怀念和尊敬的人物。
宫崎滔天（一八七一～一九二二），原名寅藏，又名虎藏，号滔天，以号名世。出生于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今熊本县荒尾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四日，国民党中委会决定，拨款买回日本熊本荒尾村宫崎民藏、宫崎寅藏旧家之屋舍园圃，以作孙中山在日本之永久纪念）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宫崎长藏，曾设击剑道场。共有子女十一人。武平、伴藏、兵藏、左藏等早夭。宫崎八郎（一八五一～一八七七），为宫崎滔天的长兄，名真乡，通称八郎。本为次男，因长男武平早逝，故称长兄。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侵扰台湾（琉球生蕃事件）他应召作战。归国后，正当自由民权运动高涨之时，因读中江兆民所译卢梭的《民约论》，大受感动，弃国权主义而倾向自由于民权。曾有诗云：“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同年末，在熊本创设植木学校，日授以自由之理、万国公法及中国汉籍。在校即高唱自由民权，复往外地演说开会，倡立民会，一时成为熊本地区自由民权运动的中心。西南战争中，在八代萩原堤战死。接其死讯后，宫崎滔天的父亲戒滔天兄弟以后要弃绝仕途。宫崎八郎的一生及其思想，对宫崎滔天很着深刻影响。长兄宫崎八郎战死后，宫崎滔天所依靠的，只有大哥宫崎民藏和二哥宫崎弥藏。宫崎民藏（一八六五～一九二八），号巡耕，为宫崎家的第六子，因各位兄长早逝，宫崎滔天呼其为大哥。宫崎民藏早年受长兄八郎的影响，亦主张自由民权。对土地问题、社会问题甚为关心，尤醉心于美国亨利·佐治（H.George）在《进步与贫穷》中所阐述的土地学说。一八九五年，组织土地问题研究会，其后又到美、英、法等国游历，考察其土地、社会与农业的劳工问题。归国后，于一九〇二年创立土地复权同志会。一九〇五年，出版其主要著作《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新进书局）。一九一〇年，因受大逆事件的牵连，土地复权同志会被当局弹压，宫崎民藏逃往朝鲜。一九一二年二月，曾到中国滞留半年。直至一九二八年八月逝世为止，仍然常常往返中日之间，同情并协助中国的革命运动。宫崎民藏为宫崎滔天思想的真正理解者，也是宫崎滔天最大的精神支持者。二哥宫崎弥藏（一八六七～一八九六）因逃兵役，自小作岛津姓的养子，故又称岛津弥藏。为宫崎家的第七子，宫崎滔天呼为二哥。少游学大阪、东京，十七八岁时即有志于中国革命事业，与宫崎滔天的抱负相同。宫崎弥藏在卧病多年、生命垂危之际的一八九六年，经人介绍结识了陈少白，写信给远在泰国的宫崎滔天，要他赶紧回来会见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宫崎滔天赶回来，宫崎弥藏已经病逝。宫崎滔天经过多方探询，首先找到了陈少白，又于一八九七年九月，在横滨拜会了孙中山。两人初次见面时，孙中山不到三十一岁，宫崎滔天只有二十七岁。孙中山由于经历了一年前清廷策划的伦敦公使馆绑架案而赢得世界性的声誉，宫崎滔天则不过是个刚刚被犬养毅重视起来的小人物。
两人交谈，自然是以政治主张为主。宫崎滔天首先发问道：“我早已听闻你是以中国革命为志的，但还不知详情。我希望能够详细领教你那所谓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孙中山徐徐开口说道：“我认为人民自治是政治的极则。因此，我的政治主张是共和主义。单以这一点来说，我认为就有责任从事革命。何况满虏执掌政权已经三百年，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义，以压榨人民的膏血为官吏治民的能事。积弊日深，卒致造成今日的衰弱不振，坐令大好山河，陷入任由他人宰割攘夺的悲境。有志之士，谁忍袖手旁观？故我辈力量虽小，仍冒险犯难，欲乘变乱起事，以谋自立。但不幸而遭受失败的挫折……可能有人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这个野蛮国家。这只是一种不了解情况的说法。所谓共和，是我国治世的真髓，先哲的遗业。我国国民之所以怀古，完全是因为追慕三代之治。而所谓三代之治，的确掌握了共和的真谛。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理想的资质，不能说我国国民没有进取的气概。其所以怀古，岂不正是抱有伟大理想的证据吗？岂不正是大有发展的征兆吗？试看没有受到满虏恶政的荒村僻地，他们现在就是自治之民。他们拥戴尊长听讼；设置乡兵防御盗寇，一切共同利害，都由人民自己协商处理；凡此种种，岂不证明了中国人民已实行着一种简约的民主之治？今天如有豪杰之士兴起，打倒满虏，施行善政，与民约法三章，人民定必欢欣景从，讴歌企待的。倘如此，则能以爱国之心而振兴，以进取的气概而崛起。而且共和政治不仅因为它是政治的根本原则，适合于中国国民的需要，并且在进行革命上也是有利的。征诸中国古来的历史，每当国内发生变乱，地方豪杰便割据要地，互相争雄，有时长达数十年而不能统一。无辜的人民因此不知要遭受多少灾祸。在当今的世界更难保没有外强乘机以谋私利的。避免这种灾祸的方法，只有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同时，还在于使各地素孚众望的人各得其所。这样使有声名威信的人成为一地之长，然后由中央政府妥善驾驭，就可以避免纷乱而安定下来。所以说，共和政治对进行革命也是有利的。现在竟把我国广大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当作俎上之肉，如果被饿虎取而食之，则将增加其蛮力而雄视天下；如果为道义之士所用，便足以用人道而号令宇内。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平民和人道的维护者，尚且不能坐视，何况我生于此邦，与它直接痛痒相关呢？我才疏学浅，本不足以担当大事。然而，现在不是以此重任来要求他人而自己袖手旁观的时候。因此，我才自告奋勇，愿为革命前驱，顺应时势的要求。如果上天庇佑我党，有豪杰之士前来援助，我立时让出现在的地位，愿效犬马之劳。如果无人，只好奋力肩此重任。我确信，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更为了世界人类，上天一定会佑助我党。你们来和我党缔交就是一例。征兆已经出现，我党一定发愤努力，不负诸位厚望。也请诸位拿出力量援助我党，实现吾人的志业，拯救中国四亿的苍生，雪除东亚黄种人的耻辱，恢复和维护世界的和平和人道，关键在于我国革命的成功。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其馀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闻此一席话，宫崎滔天顿时觉得孙中山实在已接近真纯的境地：“他的思想何其高尚！他的见识何其卓越！他的抱负何其远大！而他的情感又何其恳切！在我国人士中，像他这样的究竟能有几人？他实在是东洋的珍宝。从此时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在宫崎滔天撰写《三十三年之梦》之前，孙中山的形象在日本留学生心目中并不高大。如，参加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秦鼎彝，认为孙中山是“海贼”，吴稚晖则怀疑孙中山“不识字”。但《三十三年之梦》于一九〇三年一月三十日开始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二六新报》连载后，再加不数月即由东京国光书房出版了单行本，所以很快引起国内知识界的注意。先是章士钊感到海内革命论已风起云涌，但绝少有人将革命与孙中山联系在一起，于是以“黄中黄”的笔名译出了一个节译本《孙逸仙》在上海出版；一九〇三年，江南四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金天羽也把《三十三年之梦》撮译成《三十三年落花梦》，由上海国学社出版。于是，孙中山的名字在日本的留学生中传播开来。而黄兴也是在上海租界避难时读了这本书才对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有了最初的了解，并奠定了日后他与孙中山会晤后，一见如故、一拍即合的思想基础。
谁料，当黄兴找到宫崎滔天时，因多年来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宫崎滔天几乎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为了维持生活，拜日本第一流的“浪花节”演员桃中轩云右卫门为师学艺，唱起了落花之歌，奏起了落花之曲，当起了连艺妓都劝他回心转意、不要干这个职业的流浪说唱的艺人。黄兴初次造访宫崎滔天，就是在神田广市场亭乐屋里。宫崎滔天对此回忆说：“那正是我当‘乞丐’的时候。当时我在四条谷相住町（爱住町）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间陋室……每天晚上去说书，一般讲‘浪花节’，挣来三四角钱，靠此糊口过日。这时，黄兴突然来访，我与他谈了好久，觉得他不同于其他的学生。一打听，知道他是有经历的男子汉。后来，我们便很快熟了起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职业革命者，并不在乎是否衣食无忧，只要是同道，是同志，往往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在宫崎滔天所租的这间陋室，黄兴隐居了好长一段时间。
此时日本的留学生，早已闻知黄兴为了革命，不但卖掉了所有祖产，而且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对此无不崇拜敬仰。留日新知识分子群体，什么人物都有，独独缺少黄兴这样善于组织实施革命行动的侠义志士。黄兴气魄雄伟，态度磊落，往往在旁人还在掂量一件事该如何办时，他却猛然以一种特殊的、有智力的、有德性的表达方式成为遇山开路、遇河搭桥的先锋勇士。一九〇四年十一月，黄兴从上海逃难到东京后，何澄兴奋异常，认为可以订革命生死契约的“一号兄弟”回来了，所以每到星期天，他就来到宫崎滔天的这间陋室，与黄兴谈论革命的种种问题。
流亡日本后，黄兴有感于不断革命不断失败的经验教训，开始着手进行打破地域的有组织的联合，于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东京成立了一个有湖南、湖北、云南、江苏、直隶、河南等省百馀名留日学生参加的革命同志会，从事民族革命。何澄也参加其中。
一九〇五年六月十一日，孙中山怀着联络革命志士，组建革命大团体，以早日发动彻底推翻清廷专制行动的意图，乘东京号邮轮离开法国马赛前往日本。七月十九日，抵达横滨。向往革命的留学生得程家柽传告，纷纷前往拜见。何澄早已得到消息，内心欢动却不能言说，仍按部就班地在振武学校上课、训练。七月二十二日，是个星期天，照例可以外出。出了校门，何澄即到新桥乘火车前往横滨，下了火车，急急找到孙中山所租住的山下町一百二十番寓所。孙中山开门后先问来意，何澄说，追随先生一起推翻专制！孙中山把何澄拉进家里，头一句就说，你有志革命救国很好！接着就问何澄在日本学什么？何澄把初学农、后学军事的心路历程如实禀告。孙中山听后就说：“列强想瓜分中国，清廷不图振作，我们爱国志士要及时采取行动，准备随时发难。如果必待学成后归国带了兵才干，恐怕不及待吧！革命党人只要学会打枪打炮就够了，革命军与正规军所采取的战略战术迥然不同，只有冒险犯难，不畏牺牲，才可望成功。”孙中山讲这番话的时候，言辞恳切，态度雍容，与宫崎滔天所形容的那个光彩夺目的孙文一点不差。快到中饭时分，孙中山居然礼贤下士，请何澄边吃饭边谈，诚如其他前来拜访过孙中山的留学生所说，孙先生是“自捧面盆盥客”輥輯訛。如同顾维均回忆与孙中山会晤的情景一样，何澄同样感受到孙先生坦白正直、真挚诚恳、气量宽宏，并极具民主作风的人格魅力：“当他和你交谈的时候，你立刻就会意识到，你是和他处于平等地位的。他平等待人，一如他是你们中间的一员。他滔滔不绝地说话，也会发问：‘对于我的计划，您有些什么想法’等等。但是，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表示任何姿态。他从不摆架子，装腔作势。我揣想，这就是他团结吸引其他同志的伟大品格之一……在我的整个生活中，从未见到过像他这样的一个人物：一个如此伟大的领袖，竟然如此平易近人！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一个非常讲究民主的人，同时又是一个热情奔放的人。当他阐释自己的军事战略的时候，总是流露出蕴量极大的热情。孙中山是具有这样一种性格的人：虽然他不能使所有的人追随他的党，但是，他能顺乎自然地激发起人们的感情，赢得友朋同志来追随他的事业。”輥輰訛由于下午六点，振武学校要限时点名，回来迟了的要罚下星期日不许外出，所以，何澄没有留宿在孙中山处彻夜长谈，有些不舍但又不得不匆忙告辞，以赶上火车返回学校輥輱訛。
三天之后，有东京留学生前往横滨将孙中山迎往东京。孙中山一到东京，即四处拜访有志之士。其中真正经典的历史画面是孙中山和黄兴两人之间在七月下旬的会晤。据宫崎滔天回忆：
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他询在日本的中国人中，有没有杰出的人物？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俩人就一起到神乐阪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忙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里面，立即作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们会意了，随即出门等待。片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他们很快就开始谈起国家大事。我虽然不懂中国话，不知他们讲些什么，但是，中国的革命豪杰在此欢聚一堂，畅所欲言，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和末永节互相频频干杯。大约有两个小时，孙、黄两人专心商议国家大事，酒肴少沾。直到最后，他们才举杯庆贺。輥輲訛孙中山和黄兴会晤后没几天，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全国性政党的筹备会议就在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日举行。鉴于当时只能从事秘密活动的形势，在讨论新团体的名称时，黄兴建议把“中国革命同盟会”的“革命”一词删掉，“中国同盟会”的名称就这样定了下来，党纲和为之奋斗的口号也获通过。党纲共计六条：（一）推翻满清政府。（二）建设共和民国。（三）维持世界真正平和。（四）主张土地国有。（五）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邦赞成中国革命事业。总括其口号为四，即：（一）驱除鞑虏；（二）恢复中华；（三）建立民国；（四）平均地权。輥輳訛一九〇五年八月一日，振武学校放暑假四个星期，何澄没有返国，而是往来于革命党人中间。十三日，在黄兴等人积极推动下，东京留学生租用麹町区饭田河岸富士见楼为会场，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宋教仁致欢迎辞后，继请孙中山演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这次演说，头一句话即是：“兄弟此次东来，蒙诸君如此热心欢迎，兄弟实感佩莫名。”輥輴訛这是何澄第一次听革命党核心人物的演讲。伟岸如山的孙中山，开口即以兄弟的口语和身份与留学生们交谈，何澄的心里一下子热乎乎的，忍不住大声喝彩——想想蔡钧等一批清廷官员张口说话的嘴脸，何澄更觉出孙中山亲切仁慈的风度，温文有礼的个人品行，对别人设身处地的考虑和尊重，以及兄弟般的平等相待。也许就是从孙中山此次演说之后，晚清及民国时的革命党人，但凡发表演讲，无论官职多大，身份若何，演说的对象是谁，演说者都是以“兄弟”自谦。
待留学生拍手喝彩声稍小下来，孙中山语气一转，即回到此次演说的主题：“窃恐无以副诸君欢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献兄弟见闻所及，与诸君商定救国之方针，当亦诸君所乐闻者。”孙中山的这种极具民主的话语及民主的风度，亦是许多留学生闻所未闻的，于是，又是一阵欢呼。欢呼声过后，孙中山惊喜友善地说：“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与诸君相会于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何澄听到孙中山赞赏留学生们的革命思潮，与全体留学生再次为孙中山鼓与呼。
针对当时“人皆说中国最守旧，其积弱的缘由也在于此”的普遍看法，孙中山饶有风趣地说：“兄弟自至西方则见新物，至东方则见旧物……”此言一出，留学生们皆发出会心的笑声。孙中山不愧为天生的大演说家，接下来的演说词既振奋人心又不乏启人心智：“于今因游学志士见各国种种文明，渐觉得自己的太旧了，故改革的风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进步日速。如此看来，将来我中国的国力能凌驾全球，也是不可预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们中国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国，日日言救中国。倘若是中国人如此能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比米（美）国还要强几分的……我们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皆羡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们生在中国，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反都是沉沉默默，让异族儿据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义，建一头等民主大共和国，以执全球的牛耳，实为可叹……所以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輥輶訛说到此，会场又是一片如雷的掌声。
接下来，孙中山的语调有些低沉，特别指向当时保皇党鼓噪的“中国此时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学术幼稚，不能猝学极等文明”；“欧米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盖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中国人民的程度，此时还不能共和”等等言论，列举留学生最喜听的西方国家的事实一一驳斥，“殊不知不然”，“殊不知又不然”，“殊不知此说大谬”等等结语不停顿地说出，坚定而有力：“我们人民的程度比各国还要高些。兄弟由日本过太平洋到米国，路经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过一野蛮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还要食他，后来与外人交通，由野蛮一跃而为共和。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岂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吗？后来米国的南七省，此地因养黑奴，北米人心不服，势颇骚然，因而交战五六年，南败北胜，放黑奴二百万为自由民。我们中国人的程度又反不如米国的黑奴吗？我们清夜自思，不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是将自己连檀香山的土民、南米的黑奴都看作不如了，这岂是我们同志诸君所期望的吗？”留学生们齐声呐喊：“不是！”孙中山嘉许地往下说：“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若使我们中国人人已能知此，大家已承担这个责任起来，我们这一份人还稍可以安乐。若今日之中国，我们是万不能安乐的，是一定要劳苦代我四万万同胞求这共和幸福的。”
到底是创立宪的政体，还是建共和的政体，孙中山对留学生们说：“不是在别的缘故上分判，总在志士的经营。百姓无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则百姓程度高。所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若单说立宪，此时全国的大权都落在人家手里，我们要立宪，也是要从人家手里夺来。与其能夺来成立宪国，又何必不夺来成共和国呢？”全场又是掌声不绝。
最后，孙中山针对“中国此时改革事事取法于人，自己无一点独立的学说，是事先不能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来，后来还望国民有独立的资格吗”之说，加以严厉批判：“此说诚然。但是此时异族政府禁端百出，又从何处发行这独立的学说？又从何处培养起国民独立的性根？盖一变则全国人心动摇，动摇则进化自速，不过十数年后，这‘独立’两字自然印入国民的脑中。所以中国此时的改革，虽事事取法于人，将来他们各国定要到中国来取法的……若我们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则不过徒救一时，是万不能永久太平的……我们中国先是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于今也都晓得不能用，定要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文明的，还取法他那文明过渡时代以前的吗？我们决不要随天演的变更，定要为人事的变更，其进步方速。兄弟愿诸君救中国，要从高尚的下手，万莫取法乎中，以贻我四万万同胞子子孙孙的后祸。”輥輷訛演说至此，掌声如雷。何澄和许多留学生都觉得四万万中国人的代表、中国的英雄豪杰，非孙中山莫属！追随孙中山革命，建立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反对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实现为四万万中国人民求这共和幸福，便成为何澄一生的终极目标和行为准则。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日本人坂本金弥寓所举行。会议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总理不在时，代行一切。至此，中国开始了“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创立民国的新时代。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由黄兴介绍，何澄加入了同盟会輦輮訛。随着与黄兴的接触越来越多，何澄对黄兴更加崇拜，不但崇拜其少说话、多干事的实干精神，而且崇拜其事成后之境界，即“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且不居”輦輯訛。若干年后，何澄对黄兴的这种人生境界愈发钦佩无比，特请篆刻家用上好青田石，依黄兴语意刻了一钮“功不可以虚成，名不可以伪立”的印章。正是由于黄兴的激励，何澄加入同盟会后，投入了更多的革命热情和见多识广的智慧。尤其在应对秘密革命活动遇到的难题时，往往能支出妙招，因而在革命同志那里便有了忠直明敏、智略不凡的赞誉和一个“牛皮博士”的雅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