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三年，山西籍在日本游学的留学生已有三人。除何澄之外，据说还有湖广督标张彪之子张策平已在东京宏文学院学警务。另有一位叫王睢的自费生，想学警务（后毕业于日本大学部法律科），但仅闻其名，未见其人。何澄眼见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等省的留学生纷纷组织起学生会，学习之余，常常聚在一起，以办杂志，发表介绍新思想新知识，鼓吹军国民主义，激发爱国革命精神，提倡女权和女子教育，实业救国的文章为留学的一大乐趣，何澄便多了几分盼望和感叹：山西的留学生何时才能像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那样多来一些到日本！这一年的年底，何澄终于盼来了一位山西籍游学生——安邑（今运城市）的景梅九。
景梅九是由京师大学堂定向派往日本学习速成师范的三十一人之一，学农，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刚入校不久，有一位认识何澄的一高同学和景梅九初次见面，即问：“贵姓，台甫（字叫什么），贵省？”这位一高同学一听说景梅九是山西人，觉得非常稀罕，便道：“好极了！贵省只有一个留学生在这里，和我很好。明天我给他说一声，叫他来看你。”景梅九听了很是喜欢，当下即问：“这位同乡姓甚，名谁，哪县人，住甚么学校？”这位留学生道：“是灵石县人，叫何澄，在振武学校，离这里很远。不过我和他一说，他一定来瞧你。”
景梅九的这位一高同学很快就跑到振武学校与何澄说了，你盼望的山西同乡终于有了一位。仅过了两天，何澄就来探望景梅九。同乡见面，自然非常高兴。何澄问他从哪里坐船来？景梅九说从天津，还说船行数日，“忽然到一处名叫下关的地方，说是李鸿章的议和地点，友人诗云：‘可怜万古伤心地，第一难关是此关！’怕经过此关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感慨罢。可算是游日本的人，最先受的大刺激了。”何澄说：不止是这关，还有生活关呢。你盘个辫子，有人说你是“富士山”；你不懂日语，说个不知道，有人讥你不知礼仪哉；你说话声音大些，日本人开窗就大骂：豚尾奴不要闹，再闹我就要喊警察了！有小脚女生穿着绣花鞋上街，日本男人见了伊们，总要呆呆地瞧一下；女生去洗澡，满浴堂的日本女人都望着那双小脚嗤嗤地笑；在这“卖淫国”，有留学生与生活无着落的看护、下女苟且或同居，警察抓去就说，你们贵国留学生也太不自爱了吧！留学生如果抗议什么不对的地方，外务省和文部省的那帮假警察就训导你：贵国政府，是因国体太弱，才派你们来求学的，你们整天弄学潮，还不是低能儿来低能儿去……你看看，清廷把国民都弄成这样羞耻的地步了，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整天喊叫保皇。
何澄的这番话，很对景梅九的口味，印象很深。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何澄正和革命派人来往，言下带着菲薄康有为、梁启超保皇的意思，正和他气味相投。于是便问何澄：“甚么人应近，甚么人应远？”何澄就把几个主张种族革命的人都告诉了景梅九。景梅九又问：“主张革命的人，有党会没有？”何澄说：“当下没有，不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久而久之，自然会有个团体出来。况且现在虽然说在外国，讲什么革命不要紧，究竟还不能公然倡导，仍然是秘密进行。不过革命书报有几种出来，可以随意买些看，不比在中国内地的严密。”这些话，这些事，虽然现在看来没有多大意义，但在当时已促进景梅九初涉革命道路。景梅九后来评价这种影响说：“真是先入之言为主，以后反对革命的话，简直不中听了。”
与何澄见过面后一星期，有先来的留学生在上野公园为京师大学堂派来的景梅九这批留学生开欢迎会。景梅九即席作了“化除省界”的演说，觉得山西留学生太少，遂自嘲道：“这叫作自家撞着，也叫作自相矛盾，也叫作理想与事实不合。”于是便找何澄，想商量出个法子，叫山西自行派送几个学生来。两人想了半天，也没个主意。
正在这时，何澄忽然笑道：“有了，横滨那个领事叫渠本翘，是咱们同乡，祁县人。到那里求他，给山西巡抚写封信，就从山西筹款，多派些人来，岂不是妙？况且他是个大资本家，祁县半个城都是他家的，就请他自己拿几个钱出来，作为留学生的费用，也是容易的。”景梅九听何澄这么一说，觉得很有道理，便道：“好极了，趁礼拜日走一趟，看他的意思如何？劝他自己出钱，我看未必办得好，求他写信给巡抚设法，派送学生来，总还容易些。”
一个星期日早晨，何澄和景梅九从新桥上火车，霎时到了横滨。在火车上，他们议论起这条铁路：日本最初也是借外债修筑的。当时人民，也有反对的。及到修成，人人觉得便利，反对的人，一变都成了赞成的了。不多几年，就把全国的铁路都筑起来了。说到这里，他们又想起中国铁路的历史了，起初和日本的情形差不多，后来虽有觉着便利的，究竟是少数人，那多数人，仍然是不赞成。所以，直到如今，南北铁道还没有贯通，可悲可叹！
到了横滨，何澄和景梅九就寻到领事馆，拿同乡的名义求见。还好，没有挡驾，渠本翘出来与之见面。说了几句应酬话，景梅九就言归正传：“山西在日本留学生太少，先生可否向山西巡抚写信，教他多派几个人来，于山西前途，国家前途，都有好处。”渠本翘问：“山西现在有几个人在日本？”何澄说：“近来张彪的儿子张策平从湖北才来，算有三四个吧。”渠本翘笑道：“三人成众，也就不算少了。”渠本翘这句话，不过是开玩笑的，但景梅九却很不喜欢，当下也没有再提别的话，俩人告辞就走。从领事馆出来后，景梅九对何澄说：“算牺牲了几元火车费，空空跑了一回。”何澄也说：“做官人究竟靠不住，咱们回东京再说。”
回到东京，何澄和景梅九找到另一山西老乡张策平，又议论山西人出国留学之事。何澄感叹地说：你看你们张总督，虽贵为封疆大吏，但对留学教育却是一个最能身体力行的人。早在一八九二年，他就派十名工匠到比利时学习冶铁；一八九六年，选派学生四十名分赴美、法、德三国学习，还派了一名公费生来日游学；一八九八年，分别从湖北选一百名、湖南选五十名聪颖学生到日留学。各省留日学生有一千三百多人了，两湖人就占了差不多四分之一！景梅九亦叹道：湖北真是“留学先进省啊”，山西巡抚要像张之洞就好了。仨人议论来议论去，也没想下个特别法子，只好学着他省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的样子，写了一封劝乡人来日留学的信寄给太原缉虎营的山西官报《晋报》。这封署名为景定成、何澄和张叔三的“劝同乡出来留学”的信，不多久就由该报主办程守淯刊发出来。
光绪三十年七月八日（一九〇四年八月十八日），山西巡抚张曾敭向清廷奏报晋省学生东赴日本就学事：“……现由省城文学堂遴派学生三十人，以十人入速成师范习教授管理等法，以备开办师范学校之用；以二十人入普通学校，习各门普通，以期进求专门实业之学。又由武备学堂遴派学生二十人学习陆军，以储常续备军将校之材，皆属心术端正，文理明达之士。”这年九月，山西首次选派大批官费生去日本游学，何澄和景梅九作招待员，到东京新桥火车站迎接，把留学的这一行同乡分别送到振武学校和经纬学堂。
经纬学堂是明治大学一九〇四年九月，为落实与直隶和山西两省达成的协议，专为这两省选拔的留学生考入明治大学而设立的预备学校，校址在神田区三崎町。校名是明治大学校长岸本辰雄起的，教学宗旨以中国先圣之道为经，外国各科之学为纬，故名为经纬学堂。注册人是吉田义静，但实际主持校务的是樋口秀雄。除预备科和警务速成科外，还开设为期十个月的师资速成科。像宏文学院一样，经纬学堂设立双轨制课程，学生也须先入读速成科。山西这次选派的官费生，入经纬学堂的有景耀月、王用宾等三十二人，再加上由练兵处选派来日学习武备的阎锡山、姚以价、张维清，入振武学校习军事的有十七人，入预备学校的五人，入大阪高等学校的一人，入第一高等学校的一人，共计五十六人。由山西和清廷练兵处选派来日的这批山西留学生，以后与何澄私交甚好的有阎锡山、温寿泉輥輯訛、王用宾、景耀月。
那时候，何澄和景梅九安顿好同乡后第一件热心的事是劝其剪发，第二件是劝其革命。剪辫子，起先仅仅是为了文明，不要再自我搞笑，及至后来才有了“革命”还是“保皇”的象征意义。
一九〇五年，山西第二次选派留学生到来，几位老学生里头，好像一条生命似的，宁死也不肯剪掉辫子。这其中，便有后来成为阎锡山心腹智囊的赵戴文輥輰訛。
一九〇四年底，到日本留学来的山西人已有近六十位了，于是着手组织山西同乡会，景梅九被公推为会长，这是他自以为是一生最光荣的事了。与这批留日生混熟了，何澄作了一封“呼吁乡人出洋游学书”，由山西同乡会捐钱印出来，让所有山西留日生写信，把“呼吁乡人出洋游学书”散回山西，劝更多的乡人来日本留学。于是，山西人来日本留学的，便一天多于一天輥輱訛。
何澄所撰的这份“呼吁乡人出洋游学书”，最后定名为《山西留日学生呼吁乡人出洋游学公启》輥輲訛。以他一贯的长于思辨的文风，首述山西历史的悠远，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的优劣以及物产的丰富：“知吾山西一块土，经黄帝尧舜艰难缔造，为历史上最有名誉之一纪念物耶？其亦知吾山西之形势险要，物产丰饶，占世界地图上最美最富之一区域耶？”再从广义言说：“山西黄河萦抱三面，为入西北门口。在黄河流域上，颇与湖北相似，由此而西南经西安道甘肃而达新疆为一路；经西安过汉中而入四川走云贵为一路。其地富于山林，生货最繁，北边接连蒙地，形势广展，又最为殖民之善地。故当宋明之际，西北之势在秦，而至今日，其势又不在秦而在晋，盖昔为边疆，而今为腹要也。自交通进步，各国群为经济之战争，通商与地利，遂为密切之关系。吾山西全省中，必有一区可为东南之汉口者，虽今尚未发达，而其形势固已跃跃于地图上矣”。之后自狭义处论述：“祁、太数县，号称富庶，久为外人所垂涎，此犹在形质上论之也；尤足保护者，莫如铁矿权。欧洲无论何国，皆以煤铁为必需之要品，有此而铁路，而轮船，而枪炮，而一切制造乃可成立，其出产衰旺，至于以国家贫富比例焉。吾山西煤铁所在皆有，各国莫不垂涎。据日本地质调检所列，东西两部产煤地之并含有烟无烟两种者，合计二万方里有奇，其平均之厚，假定为三十尺，与欧美所产者相等，以每一立方坪（长厚宽各六尺为一立方坪）为八吨，则其量当有一万二千亿吨，一年间采掘之数，以一亿二千万吨计之，可一万年取之不竭。其产铁之富，亦略与煤矿相埒。西人称中国煤矿之盛，当为世界第一，而山西又为中国第一。”二述山西现在的危难，已处在各国列强“爪攫齿噬之冲”：“凡彼族之所以谋我，辱我，奴隶我，愚弄我者，一旦若发蒙，而吾山西之祸患，亦如在弦之矢、临崖之丸，骎骎有不可终止之势。”三举各国列强商战风驰电掣：“越太行而突及山西，于是正太铁路，俄、比首先攫之；继而泽潞矿权，亦入福公司之手；而英人亦利用赔款设立学堂，其隐谋尤为叵测。”
面对这种侵略态势，他急切地呼吁：“同胞兄弟们，你甘以己之土地财物，任人掠夺攫取吗？你甘以己之妻子亲族，为人隶妾犬马吗？……事已至此，吾同胞之伯叔兄弟，即不为名誉计，亦当为利害计；即不为扩张其利权计，亦当为保全其生命计。”具体该怎么办呢？他说，指望那十几个朝廷命官救山西是靠不住的：“此辈中无论挈妻子，引亲族，以来兹土者，无非剥吾同胞脂膏，以肥厚其身家，志满则捆载归装而去矣。”即使有一两个能以民生国计为念的贤良吏，面对“士者无教育之精神，为商者无远大之经营，工无改良之制造，农无半获之报酬”的老旧朽腐，怎样才能把一座即将崩塌的大厦支撑起来呢？何澄把走出来进行留学教育，比喻为拯救这座即将崩塌的大厦所需之大木奇材，每一个留学生分别成为供这座大厦为栋为柱为栌为桷的有用之材，这座大厦才能有重新的美观。所以，培养造就人才是今日山西最急的大事情；而造才之策，舍出洋留学者莫它。
何澄特别针对山西出国留学的人少留学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有人说，留学以求西学，我们山西大学堂有西斋在，何必远求日本？何澄批驳道：说这话的人是“不知西学必分普通、专门二级，初学须先普通，而应用必在专门。吾省西斋乃普通学耳，毕业后尚须入专门，无论数年迫不及待也。以吾省之蔽固，分门专业之学堂，亦恐非旦夕所能成立。日本若商业，若工业，若师范，若法政，设有专门学堂，而尤济吾急者，莫如速成之科。倘以吾固有之普通，入日本之专门，其收效之捷，当有未可以道里计者，则此说不足听也。”还有人说，留学固善，而留日本乞邻为直，何如留西洋之取法乎上？何澄对此也以事实指出：“查留学西洋，每人年约费千金，派三十人即需三万金，以日本每人三百金计之，当可得百人，而俗变相类，尤足收议卑易行之效。”何澄强调留学日本较西洋强的第二个好处尤为难得，他说，日本与中国（在这里，何澄用了一个“宗国”，意即日本过去不过是中国的一个附属国而已）甚近，风声易达，清廷和省内腐败情状，很快就能传达到留日学生中间，“近年来日本爱国之风潮，磅礴激烈于留学界上”，留学生可以干政；而留学“西洋则寂然无闻，且传闻有学成不归，沼业营生为终老计者，岂非以声气远隔，则爱情渐消也”。因此，他的留学观大显其上：“嗟呼，远游求学以为国耳，无益于国，学将安用？故某等甚愿吾同胞之留学日本，以激起爱国热诚也。”
针对守旧派不愿改服制及剪发者的说词，何澄解释说：“日本各学校皆有一定服制，以示区别，于吾周礼班定服制，殆相符合。并学生倘有狭邪行，警察得识而禁遏之，其有益于学风，甚非浅鲜！中国欲振学校，亦当留意于此，尚何顾而不改。至辫发垂后，损生碍体，原为赘疣，中朝既未下全剃之令，存留自可任便，只须从脑后剪少许，盘顶上如螺形，隐之帽中，即与日人无别，解垂后依然今之中国人也，此一说不足虑也。”对于守旧派所害怕的出去留学所学皆是平权自由诸说，何澄亦有妙对：“夫此一说，当时通人多已论及，要之西国所重者法律，平权自由者，使法律中得伸其自由之权，非于法律外独放其自由之权也，故自由即孔门自尽其道之自，平权即《大学》平天下之平。但孔子主归纳义，其极至偏于保守，西儒主演绎法，其弊或激于进取。《大学》在理想上，尚属乌托之言，西儒在实际上，乃征权利之公，故孔子必责凡人以道德，而西儒必限个人以法律，然使孔子而得行政治于天下，终亦以法律为进道德之初级。世未有无君无父之法律，亦岂有无君无父之自由平权耶？此一说不足虑也。”
何澄这篇《山西留日学生呼吁乡人出洋游学公启》，中西贯通，思想激进，世界大势和山西省情了如指掌。一百多年前所述山西矿产资源概况，直到今日，也还是差不多这样表述的。相对于其他省份留学生所撰劝同乡留学书，何澄所写这篇更具开放性和针对性，是一篇足可载入近百年来文告类的世纪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