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和1982年，区调队六分队606组来到中国工农红军当年走过的草地——若尔盖大草原。小组编制为五人，此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若尔盖草原上的神奇矿产——泥炭的分布埋藏情况调查清楚。
所谓泥炭，就是若尔盖草原上分布的一种发热量低、灰分重的草煤（褐煤）。若尔盖地区，处于特殊的地质地理环境。地势开阔、平坦、低洼、四周封闭、水草茂盛、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无霜期短，加之排水不畅，氧化还原反应进行得不彻底，没有被充分腐烂分解的水草被深埋地下，时间一长，年复一年，日积月累就逐渐形成了分布极为广泛、储量极大的神奇矿产——泥炭。
若尔盖地区，气候恶劣、天气变化无常。这就给我们在该地区进行矿产普查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天时间里，时而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蓝天白云；时而狂风骤起、雷电交加、电闪雷鸣。中午气温高达摄氏二三十度，只穿一件背心都晒得汗流浃背，大汗淋漓，热得受不了。晚上，特别是深夜，气温低至摄氏零下十多二十度，冷得受不了，就是穿上羽绒服，睡在鸭绒被里也要被冻醒多次。由于昼夜温差大，气候恶劣，不难想象我们在若尔盖地区开展地质工作不知道要多受多少苦，要多遭多少罪。不论工作地区条件如何艰苦、环境多么恶劣，606组的全体同志，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被困难吓倒，从来没有哪一位同志叫过一声苦，随时都保持了高昂的工作热情，都充满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工作需要，分队给小组配备了一台争光十型手摇钻机。在沼泽密布的若尔盖地区，徒步行走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我们还要抬钻机、背工具、采标本、取样品。这样一来，工作的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沼泽地区通行极为困难。有的地段勉强可以通行，有的地段根本无法通行。如果稍不留神，就要被陷进沼泽里。有一天，组长胡道清、助手曹玉才、钻工赵光明三人在沼泽里进行踏勘，当标本、样品采集完成后，在回驻地的途中，赵光明同志一不小心，就掉进沼泽里，他本想尽快从沼泽里爬出来，脱离险境，殊不知，他越爬越往下陷，而且越陷越深。这时，胡道清、曹玉才两位同志着急了，正在想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把赵光明同志救出沼泽，脱离险境，突然旁边走来了一位赶牦牛的藏族同胞。他问我们，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俩异口同声地给他说，你看嘛，并用手指了指爬在沼泽里的赵光明同志，我们的同志他不小心陷进沼泽里了。他忙对我们说：“你们叫他不要慌张，更不要害怕，我有办法来救他。”于是，他从手里拿出一根很长的牦牛绳子，甩到赵光明同志跟前，叫他把绳子一端套在自己的腰上，我们几个人拉着绳子的另一端，拉啊拉，就这样慢慢地把赵光明同志从沼泽里拉出来了，他终于获救了。我们感谢过藏族同胞后，他对我们说：“如果以后你们再遇到这种情况，请你们千万不要慌张，更不能乱动。如果乱动，就会越陷越深，最后只能被沼泽掩埋，那样就会有生命危险了。”通过这件事情，我们都十分感谢那位藏族同胞，同时也从这件事情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增加了不少安全知识，掌握了在沼泽地区遇到安全问题如何急救的一些技术和方法。
若尔盖地区，平均海拔都在3500米以上。空气中的含氧量低，小组同志到达该地区后，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高山反应，只是有些同志反应轻微一点，而少数同志高山反应十分严重。像机长李海东同志，他是小组里年龄最大的同志，他的高山反应就很强烈。他的高山反应主要表现在头晕、胸闷、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的高山反应也较严重，主要表现为头痛、胸闷、眼肿，有时还会偶尔流鼻血。尽管如此，小组同志还是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没有一个同志被高山反应吓倒。大家还是争着抬钻机、背钻探工具和样品标本等。工作中总是互相帮助，密切配合。充分显示了小组是一个团结的集体。
小组在若尔盖地区工作的两年时间里，留下了许多难忘的事。当机长李海东同志高山反应强烈吃不下饭的时候，后勤工肖洪明同志就不辞辛劳地为他熬稀饭、煮面条，做好后亲自给他送到帐篷并亲手喂他。这件相互关心的事情，使小组每个同志都深受教育和鼓舞，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业务方面，大家互相学习，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助手曹玉才同志，他参加地质工作的时间还不是很长，有些地质业务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矿产方面的问题，他还不是很熟悉，他就主动向我请教，我也耐心地向他讲解，共同学习、互相探讨，很快他就掌握了矿产方面的知识，不久，他就能独当一面了。即使组长有事不在小组里，他也能担当起组长的工作。钻机方面，赵光明同志是第一次接触，什么都不会。他就虚心地向机长李海东同志请教，李海东同志就耐心地给他解释，手把手地教，没过几天，赵光明同志自己就基本掌握了手摇钻机的操作。赵光明同志谦虚、勤恳、好学，很快就能独立操作手摇钻机了。小组里，学习的气氛比较深厚，无论时事政治，还是地质业务，工作之余都在抓紧时间学习。野外没有报纸看，大家就靠听收音机来了解学习时事，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曹玉才同志，学习抓得特别紧，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他就要拿起英语书读个不停。他是中江人，发音不是很标准。有时候，他读英语要逗起其他人哈哈大笑，但他从不在乎、从不气馁、从不间断。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和刻苦精神，真是令人钦佩。总之，全组同志的学习积极性都很高。因此，大家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981年和1982年的两年时间，606组都在若尔盖地区开展泥炭普查找矿工作。两年里，在分队的直接领导下，在地方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发扬区调人那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大无畏精神，经过全组同志的刻苦拼搏和共同努力，全面完成了分队下达给小组的各项任务，初步查明了若尔盖地区泥炭的分布范围和埋藏情况，圈定了泥炭矿床。经过争光十型手摇钻机的勘探，我们勘探到了13亿吨之多的泥炭的远景地质储量。
若尔盖地区的泥炭，虽然发热量不高，灰分重，但是埋藏浅、易开采、储量大，在严重缺乏能源的草原地区，不能不说是一种重要的能源。
光阴似箭，转眼间30年已经过去。当年我们区调人在若尔盖地区斗风雪战严寒的惊险场面已经过去，已经成为历史。3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回味当年的往事，那些令人难忘的精彩情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仅以此回忆来献给区调队成立50周年。
2009年3月16日
“丹巴幅”的闪光
姚学良
我是地质沃土的一名耕耘者，地质舞台上的一名演员，愿尽其所能，为地质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讴歌喝彩。——吴盛莲
一、地层层序的建立
1981年1月30日下午，在成都地质宾馆举行的1：20万丹巴幅最终成果验收会议已接近尾声，会上正在宣读验收决议书。当念到：“建立了测区地层系统……恢复了丹巴地区中深变质岩系的地层层序”时，全场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宣读者不得不停下来等待一颗颗释放热情的心慢慢平静。这时主任工程师王滋洋，副主任工程师黄永昌眼含热泪地坐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倾听平生以来最令人激动的掌声，像是在欣赏一首动人的大合唱。这一今天看来十分平淡的成绩，何以能令无数人的心激动不已？如何会使一双双饱含深情的眼睛热泪盈眶？
从1973年开始进入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以来，直到1981最终成果验收止，前后共计七八个年头，是两个20万图幅的工作时间，令人惊异，为啥如此之慢？当我问及这一问题时，看得出当年实际工作者万般感受杂陈于心的复杂感情。
丹巴这地方，以盛产云母而闻名于世。1935年地质老前辈程裕琪先生就进入该区进行研究，他划分的丹巴递进变质带还写进了变质岩教科书，很有名气，丹巴也是中深变质岩岩石研究很经典的地区。沿着老前辈的足迹，来这里开展1：20万地质调查工作，应该是很神圣、很自豪的事情。可是由于岩石变质程度深，古生物化石难以寻觅，缺少古生物化石依据的支撑，地层层序难以建立。大地岩层像书页一样是有页码，有次序的，现在不能清理出来，千头万绪的工作无法开展。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就是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大队总工程师郝子文心急如焚，组织了当时队上最能干的一批技术人员，如蔡远松、吴盛莲、邓永福、罗木金、杨胜铠、胡金城、郑友福等十余人组成的专题组，奔赴丹巴拉开了丹巴幅艰难“攻坚战”的序幕。
在1︰20万丹巴幅的南东角，有一个花岗岩体叫格宗岩体，岩体之上是不整合沉积的白云质大理岩，踏勘组企图在这里找到地层层序的钥匙。他们无视波涛滚滚的大渡河河水，在江口过索桥，在大渡河上来回穿梭，在两岸爬上爬下。辛勤的劳动仍然结出了“失望之果”，伤心、失望伴随着气馁的人们真想面对着大渡河痛哭一场。区内找不到解开地层的密码，那就到区外去找吧，有人建议说。这还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于是，垂头丧气的踏勘队伍顺河而下。
失望之后终于露出了希望的光芒。在格宗岩体南侧一个叫牛厂的地方，祝刚等技术人员在白云质大理岩中发现了震旦纪的藻类化石——假真刺藻。从而肯定了这套白云质大理岩属震旦纪无疑。不久又在小金县汉牛区窝底的大套厚大变质砂岩之下的灰岩中采到了志留－泥盆纪的珊瑚化石……经过区域对比，并在1︰20万小金幅的范围内测制了著名的大河边剖面，自此地层层序基本建立起来，并将其引入丹巴幅之内，从而取得了“攻坚战”的初步胜利。
后来又战胜了过溜索桥的惊恐，躲过了大渡河边滚滚而来的飞石袭击，挨过狂奔不止的惊马灾难，领教过高原夺命的六月雪……多灾多难的区调人，经历了这么多磨难，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用智慧、汗水、泪水和景跃安组长的生命换来了令人欣慰的成绩，能不叫他们激动吗！掌声再响一点吧，地质人挥洒的热泪、汗水、鲜血和生命，终于浇开了“丹巴幅”美丽的花，闪光的花！
二、又一闪光点“棒状道孚虫”
“棒状道孚虫”（DaofuitesClavatusLinetyong）为一种动物化石，是在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于1978年开展的1︰20万丹巴幅区调工作中，由冷代盛工程师等在测制剖面时发现并由林元灿高级工程师鉴定和命名的新化石。该化石的产地位于道孚县瓦日乡白崖子，雅道公路106千米西150米处的工农桥边。
化石产出层位为三叠系上统，道孚混杂岩的南部，道孚古裂谷环境的边缘，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特殊生物——“棒状道孚虫”的地质事件已被岩层记录下来，而今又展现在地质工作者的面前，让他们艰难地去解读。
该生物的特殊性表现为，在这个广大的古海洋中它仅在道孚地区生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至今还未被报道过，因此只能认为它是新的化石种类。新化石采出来了，那该怎么称呼呢？要载入地质史册，总得有个名字，有个称呼吧。原来化石的命名是有“规则”的，首先请国家的权威机构认可后，再根据“优先命名法”，还要将该化石的样本、照片、内部结构研究情况刊登在《古生物学杂志》上，让大家知道并认可后方能成立。
用“道孚”这一地方性名称来命名新化石，这就意味着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再发现这种化石后，都将以“棒状道孚虫”来命名，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字，它体现了我国对这种古生物的综合研究具有领先能力。“棒状道孚虫”一出现，就开始小有名气，它在地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自此以后，这一名字开始登堂入室，被载入了地质史册。这是地质队员的光荣，也是道孚县的光荣。
“棒状道孚虫”的发现与命名，谱写了古生物学中的新篇章，增加了古生物门类中的一个新种属，是地质工作者在岩层书页中破译的新成绩，是1︰20万丹巴幅区调工作的新成果。在丹巴幅最终报告验收决议书上，取得的主要成绩中的第一条就肯定了发现该化石的重大意义，引起了古生物专家们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在验收会上，地矿局研究所、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的古生物专家纷纷索要标本，将几块仅存的陈列样标本也索要一空。
三、地史中的大变动——“古裂谷”事件
道孚“古裂谷”遗迹分布在道孚县南侧，即S303省道之南，呈北西向条带状展布，向北西经麻孜乡、孔色乡后延入炉霍县境内。向南东止于葛卡岩体。图幅内延长48千米，鲜水河断裂亦沿S303省道展布。“古裂谷”遗迹的证据——“混杂岩”在靠近断裂处连续性较好，向南远离断裂带则零星产出。沿雅道公路可至瓦日乡的白崖子一带，断续宽度达十余千米。
四川省地矿局区调队于20世纪70年代开展1︰20万丹巴幅区域地质调查时发现，在这里的灰岩块体及板岩中的化石群有多时代混生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地层学原理谈起。
不同时代的岩石地层中往往含有不同种类的化石。如寒武纪地层中产出大量三叶虫化石，石炭、二叠纪的岩石地层中有蜓蝌、珊瑚等，三叠纪地层岩石中的双壳、腕足、海百合化石众多……它们的规律性很强。地层岩石的叠覆和化石的产出一般都遵循的秩序叫地层叠覆律（层序），他们就是根据这一规律来进行研究的。在地质队员眼里，岩层仿佛就是一部岁月之书。他们敲打地球，研究岩层时，把每层岩石都“钉”上时空坐标，查明这层（套）岩石是什么时候生成的，在地球书页中该占第几页，弄明白搞清楚后，就将其表示在地质图上。什么泥盆石炭二叠纪、三叠侏罗白垩纪……念得朗朗上口，当我们打开地质图时，看到的就是地质队员标定的岩层岁月之书。
但是当区调队的地质队员按照地层叠覆律的原理来研究这里的地层时，很快发现了化石多时代混生的“打架”现象，这里的岩石地层和化石不遵循已有的秩序。首先这里的岩层延伸不稳定，如一块灰岩延长几十米，几千米后就变成了其他的岩石。沿着黑色板岩追索，很快就与灰岩、玄武岩相接。还有更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同一层岩石中可以见到好几个时代的古生物化石，如石炭纪、二叠纪、三叠纪，它们都是相隔上亿年的不同时代的化石，莫名其妙地聚到一起来了。所以在研究这里的地层岩石时，有的根据二叠纪化石将其定为二叠纪，有的根据三叠纪的化石定为三叠纪，岩层的年龄乱套了，生成辈分不清，争论随之而起，在地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