谩骂与威胁
2006年的4月25日下午，利德华福新的董事会秘书找到我的家，见我不在，一改过去几年毕恭毕敬的谦卑态度，对妻破口大骂：你们家李玉琢不守信义，违背两年“竞业禁止”的协议（其实协议是一年），投奔竞争对手，这么多年竟然没看透他是这么个东西！我告诉你，赶快跟他离婚吧，不会饶了你们的，一定会让你们家倾家荡产的。
腿脚本来不好的妻大为吃惊，气愤地举起手里的拐杖向他打去。晚上妻向我描绘了这一幕，我告诉她：听说于波最近骂他了，发现是他的操作失误把我“竞业禁止”的时间由两年变成了一年，很生气，他是跑到我们家里发泄来了。
第二天，利德华福董事长许军打电话给我，类似最后通牒：李玉琢，你必须退出合康公司，如果在5月7日长假结束前没有退出，我们将动用法律手段。
对于这样的威胁我是不担心的，我对于自己做过的事情具有充分信心，无论经济方面，还是职业道德方面，我都做得无可挑剔，想不出他们会用什么来起诉我。
其实即使在那个时候，许军也好，于波也好，不是采取这样的方法，把我约出来好好谈一谈，给我以应有的尊重，我未必非做高压变频器不可，也未见得不可以离开合康。用谩骂和威胁来压迫我，只能说他们看错了人。
当然我也低估了他们的能量以及恶劣的程度。
起诉侵权
4月29日上午，合康亿盛的第一次董事会在回龙观一家酒店的三楼如期举行。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正式聘任我为新公司的总经理。尽管此前的一个月我已经走马上任，并积极开展公司管理的各项工作，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董事会决议和文件认定。
会议开到中途，接近中午的样子，张涛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回来后告诉大家一个惊人的消息：利德华福已经以“专利侵权”的罪名把合康亿盛起诉到法院，申请保全，法院的人已经到公司查封财务账目。
我们匆忙赶回公司，法院的人还没有走，你的任何提问人家一律不答，收拾好几纸箱的财务账目就离开了。一会儿从石景山工厂方面传来消息，法院的人已经进入车间，正在封存一台变频器。我们赶到那里时，法院的封存已经完成，利德华福有人正带着法院的人乘车离开。
看来利德华福谋划这件事至少在半个月之前，也许我刚到合康的风声一传出，他们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刚刚开张的新公司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员工、干部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此时，作为总经理的我，迅速召集分处两地的员工开会，讲明情况，安抚情绪，继续工作。
我告诉大家：这是竞争对手打击合康的一种手段，合康公司一直守法经营，这方面不存在问题。至于他们所说的“专利侵权”，我郑重地告诉大家，我们有中国专利局批准的第一家专利（先行公司）使用权的协议。真正侵权的不是我们，而是利德华福。所谓恶人先告状，这次就是。大家保持镇定，继续正常工作，公司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处理这桩官司。公司的董事长刘锦成先生、副总经理张涛先生都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律系，打官司正是他们的长项。合康不会倒下，请大家相信。
对于事情来得如此急速和凶险，虽然没有想到，但我的心里还是比较有底的。我讲给大家的，也是我自己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判断。
头脑清楚，临危不乱应当是领导者起码的素质。如果领导者在危急关头惊慌失措，处置失当，企业会陷于一团混乱，不战而败。
人心基本稳定下来，我们几个人分工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以刘锦成、张涛两位学法律出身的公司领导为主，负责打官司的事情；我、叶进吾、杜心林继续公司经营和管理工作的推进。我们都明白这两条线任何一方面的失败都将全盘皆输。
“五一”节后，我个人的官司缠上身来，我既要主持“专利侵权”官司压力下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又要应付“职务侵占”罪名下的个人官司，命运再次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这是过去从未遇到过的考验。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咬紧牙关坚持着，我知道大家在看着我。此时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倒下。我倒下、退缩都正是采用不正当手段的人们所需要的。
而且心里总有一个声音支持着我：针对我个人的、公司的两场官司，都是站不住脚的。天子脚下，朗朗乾坤，老天爷不会眷顾坏人而让老老实实的守法者无端受害，那样的世界该多么黑暗！社会主义的中国再怎么也不会到这种地步！
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李玉琢怎么还这么天真！我只能说这是天性，或者对于我，所有的挫折都没有让我绝望。可话又说回来，复杂就好吗？它和阴暗、悲观连在一起。世间多少事都是因为毫无意义地复杂、猜疑和误会引起的。如果我们不能用美好看待这个世界或者争取这个世界美好，我们的生活有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