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新公司取名字，负责注册的张涛博士颇动了一番脑筋，不知他从哪里搞了一本与笔画有关的相书，最后选定“合康亿盛”四个字，认为是大吉大利的。不久发生的事情说明，这一套真的没起作用。
在我的坚持下，公司办公的地点从石景山搬到海淀区上地开发区，由跟我一起加盟到合康的原利德华福财务总监董连才负责装修。把生产继续留在石景山厂区。我觉得，把公司的机关、开发、营销搬到上地一带办公，不仅上下班方便，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合康亿盛。
改造合康
果然，听说我加盟合康亿盛，先后投奔合康亿盛的还有原利德华福生产总监王植柄、人力资源部经理张博蕾、生产计划部经理白和齐、采购部经理宋丽如、开发骨干程世宇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我主动拉他们过来的，他们的到来不只是增强了合康亿盛各方面的力量，他们还把在利德华福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工作方式一并带到合康亿盛，促进了合康亿盛的基础建设，为合康亿盛后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模式。
我在合康亿盛一共只做了四个月的总经理，3月18日至7月15日。面临的第一项重要工作是理顺各部门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副总经理张涛与总工程师杜心林的工作分工。我主持内部管理，让张涛主管市场营销，让杜心林一心主持好开发。说实话，张涛性格温和，事情好商量。杜心林有技术人员认死理的一面，说服他需要一些方法和耐心。我毕竟当过老杜的领导，利德华福的管理他也心服口服，看到我雷厉风行的做事方法以及对他的意见的充分尊重，他也逐渐地放心了。
还在利德华福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产品的不断优化、进步以及不断开发新的市场领域，是高压变频器类的企业前进的主要推动力。因此，2002年初曾经动过脑筋花220万元收购一个开发轻轨车辆驱动装置的小团队，想做出进入轻轨地铁市场的产品，改变中国完全依靠进口的局面；2003年的时候，我还与清华电机系合作投资30万元搞高压变频器的矢量控制，提高变频器的性能使其适用于更高端的领域。后来为此事还把东方凯奇的主设计师刘军请进公司。
2006年中国的煤炭产业进入一个大涨价大发展的高潮期，进入煤炭市场将会避开拼杀得血淋淋无利可图的风机、水泵等通用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机会。
此时正好合康开发的第一台矿井提升变频器样机在平顶山煤矿调试，我要求调集精兵强将尽快调好、尽快投运，然后开现场会进行宣传，以求打开煤矿市场。
为此总工杜心林亲临现场解决调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终于把矿井提升机变频器做成一种具有矢量控制、能量回馈的成熟产品。后来几年（我已经离开），合康果然在矿井提升机市场打开局面，收获颇丰。两三年后当其他厂家开始注意到这一市场时，合康早已在这一市场形成品牌，引领潮头。现在想来，敏锐的市场认识以及进入市场的时机与方式都非常重要。
不久，俄罗斯有企业向合康询价同步电机变频器，合康迅速响应，在原来变频器的基础上稍加改动迅速推出同步电机变频器，把产品推向俄罗斯市场。
记得俄罗斯第一次购买三台同步电机变频器，张涛他们也是头一次做这样的生意，没有经验，还以国内的市场价格报价，报告送到我这里，我毫不犹豫给每一台加了30万元，他们还在嘀咕行不行的时候，对方已经接受了。张涛大为惊奇，我告诉他，在进入一个新市场的时候，尤其进入国外市场，一定要用不同的策略方法作战。
挑事
2006年3月，就在我决定加盟合康的时候，张涛博士告诉我一件事：合康在此之前已经与中国高压变频器第一家发明专利的持有人先行公司的董事长马志刚签署了一个可以无偿使用其专利的协议。
我听后突发奇想，有意做了一件当时觉得聪明、后来效果很糟的事情。我找到《变频器世界》编辑部主动发表了一篇容易引起竞争对手关注的访问谈话。
其中有这样一段：至于国产高压变频器的专利问题，国外厂家至今没有在中国申请注册，而国内厂家虽然在这方面有过一些争论，甚至发生过一些诉讼，但由于国外产品早在他们申请之前已经在国内大量销售、应用，实际上这方面的技术已经成为已知的共用技术。
我的这番话尽管说的是事实，但严格说是有问题的，是容易引起争端的。
在中国，关于高压变频器的发明专利，尤其是H桥这种多极串联技术，1993年和1999年分别在专利局批准了两个专利，前者是先行公司马志刚等人申请的，后者是凯奇公司申请的。
从道理上说，同一项技术不应当同时批准两个专利，即使两者并存，先批准的专利应当具有优先权（我的理解），更何况后者本来就是一个想无效就可以无效的专利。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我有意挑起一场专利之争，作为与利德华福市场竞争的一个武器。一旦利德华福挑事，我可以用已经获得使用权的前一个专利打击利德华福手中的后一个本来可以无效的专利。
事情后来的发展远远超出我的设想，且差点引起一场灾难。后来我想，我的这篇讲话并不一定就是导火索，他们是否看到都很难说。我加盟合康本身以及诸多干部的离开才是对利德华福的致命威胁。过了很久，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动向竟会引起他人的惊恐害怕，这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与价值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