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革新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如果以嘉道时期为界把清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那么在前期是汉盛宋衰；而在后期，即晚清时期，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合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一、“汉宋鼎峙”的新局面：晚清宋学家对汉学的批判
清代汉学一直把宋学当成主要的批评对象。从清初的顾炎武、毛奇龄、胡渭、阎若璩，到后来的戴震、阮元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宋学展开了批评。他们的批评有不少切中宋学的流弊要害，突破了理学的一些思想教条，反映出广大士人对理学的不满和理学衰落的趋势。然而，有些批评则是属于门户之见，意气用事，其中不乏偏激语言和不实之词。
嘉道时期，汉学流弊充分暴露出来，引起一些文人学士的不满。汉学的衰败给程朱理学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时机。理学派学者在振兴宋学的过程中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从正面宣扬、阐发程、朱的思想观点，一是发起学术争端，批判非程、朱的学术派别。汉学就是理学家们攻击的一个主要目标。说到这个时期的汉、宋之争，就不能不提到桐城派学者方东树和他的《汉学商兑》。
《汉学商克》是一部学术论辩著作，其宗旨可以概括为“辟汉扬宋”四个字。作者在该书原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攻朱子为本，首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海内名卿巨公、高才硕学数十家递相祖述，膏唇拭舌，造作飞条，兢欲咀嚼。
他所说的“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指的是《国朝汉学师承记》的作者江藩。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把儒家经学分为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崇汉抑宋，标立门户。这自然成为激发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的一个直接动因。《汉学商兑》仿朱熹《杂学辨》体例，全面检讨了汉宋学论辩的问题，如学术来源、治学内容、治学方法等，大致可作如下概括：
首先，《汉学商兑》对汉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批驳。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汉学的批判，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迈前人，可谓是宋学对汉学的一次总结性清算。该书点名批评的学者有30余名，从清初的名士到嘉道时期的儒宗，主要的汉学名流大都包括在内，如顾炎武、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同、万斯大、惠士奇、惠栋、戴震、钱大昕、朱彝尊、张惠言、凌廷堪、江藩、钱大昭、臧琳、汪中、孙星衍、阮元、焦循，以及黄宗羲、颜元、李塨等以及宋儒黄震、明儒杨慎等。涉及人数之众非一般批评汉学的理学著述可比肩。
就内容而言，针对胡渭《易图明辨》提出宋儒尊崇的《河图》、《洛书》出于五代道士的观点和毛奇龄《辨道论》斥责宋儒为“居道观之羽流黄冠”的“道士”的说法，方东树在书中做了辩驳，认为，理学所讲之“道”与道教之“道”的涵义根本不同。程、朱所说之“道”是“圣人之道”，“凡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大学之道，何莫非圣学也”，程、朱诸儒则是发扬“圣人之道”的功臣。他说：“盖自汉儒分道为一家，而道之正名实体大用皆不见。惟独董子、韩子及宋程、朱，始本《六经》、孔、孟之言而发明之，而圣学乃著。”说程、朱是“道士者流”，“非但诬而失是非之心，又将使来学视周、程、张、朱为异端，而断其非圣学。此其为害，岂在洪水猛兽之下也！”
方东树还就汉学家对宋儒关于“十六字心传”、“人心”、“道心”、“存理灭欲”、“格物穷理”、“养性存德”等观点的非议进行了反驳，认为这些非议“鲁莽灭裂”，“徒乱圣人经义，贻误来学”。他不满戴震对程、朱“理欲”说的批判，反驳说：
如戴氏所申，当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亦必民之情欲不出于私，合乎天理者而后可。若不问理，而于民之情欲一切体之，遂之，是为得理，此大乱之道也。
在治学方法的问题上，方东树坚持程、朱的治学之道，认为训诂固然重要，但是不能迷信。因为古人训诂并不可靠，夹杂着穿凿附会、师心自用的解释。他说：由于迷信训诂，清代的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结果是步入歧途，损害了《六经》的“微言大义”。他主张训诂不离义理，“训诂多有不得真者，非义理何以审之。”
其次，《汉学商兑》带有极其明显的“尊朱卫道”色彩。
方东树高度评价程、朱在发扬孔孟儒学中的重大作用，认为，孔孟之道自孟子后因受到异说的扰乱而长期被埋没，只是由于出了程、朱才重见光明。他在该书《重序》中强调：圣人之道“及至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他把程、朱比诸于孔子，指出：“尝观庄周之陈道术，若世无孔子，天下将安所止；观汉唐儒者之治经，若无程、朱，天下亦安所止。”又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针对汉学家指责朱熹说理“杜其聪明，断以一师”，他起而为之辩护，认为朱熹“谆谆教人读汉魏诸儒注疏，文集中凡数十见，即《四子书集注》所采五十四家之言，何尝杜其聪明，断以一师”。汉学家的攻击“是不知程朱之道与孔子无二。欲学孔子而舍程、朱，犹欲升堂入室而不屑履阶由户也。”
再次，《汉学商兑》集中地揭露了汉学末流的弊病。
方东树把汉学的弊病概括为“六蔽”，具体是：
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故曰宋儒以理杀人，如商韩之用法。……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不知是为驳杂细碎，迂晦不安，乃大儒所弃余而不屑有之者也；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
他对汉学流弊的指摘，主要是从维护宋学的立场上来说的，其中不乏门户之见，然而也有不少中肯的批评。如他批评汉学搞繁琐考证，致使士人埋头故纸堆，不关心社会现实和国事民情，他说：“汉学诸人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这些批评都切中汉学流弊的要害，颇有见地。总之，在方东树笔下的汉学不仅学理荒诞无稽，无复可取之处，而且简直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它造成的危害远远超过“杨墨佛老”。他在书中写道：“今汉学家首以言理为厉禁，是率天下而从于昏也，拔本塞源，邪说横议，较之杨墨佛老而更陋，拟之洪水猛兽而更凶。”
作为晚清宋学营垒的主将，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用程朱理学的观点尖锐而全面地批评了汉学，大胆地揭露了汉学末流的种种弊端，这在当时学界不能不引起很大震撼。因为汉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主流；考据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学林士子，不少人已经深溺此道而不能自拔。在汉学余威尚炽的情况下，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树起程、朱的旗帜，批判汉学，这对那些醉心于考据学的人来说无异于当头泼了一瓢冷水。就打破汉学对学界的禁锢，破除对汉学的迷信这点而言，《汉学商兑》的确给学界带来清新之感。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宋学诸儒不乏微词，惟独对方东树的《汉学商兑》赞不绝口，评价道：“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
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对于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部著作刊行后，不仅使究心于宋学的学者受到鼓舞，而且感染了不少原来对程朱理学抱有成见的士人，使他们“幡然悔悟”，归于“正学”。他们称赞方氏及其著作是“真吾道干城”，“实为南宋以来未有之书，真朱子功臣也”，“此亦功不在禹下者也”。方东树虽是古文家，但在中年以后专治理学，标榜程、朱，俨然一派理学家气象。这对后来桐城派学人产生了影响，使不少古文辞学高手转攻理学，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有人说：“然桐城自东树后，学者多务理学云。”
然而，《汉学商兑》也是一部带有严重缺陷的著作，作者采取了把对方完全否定的极端化的批评方法，有“矫枉过正”之弊。它批评汉学末流的弊端是对的，有的批评的确击中要害，但是把汉学称为“圣人之道”的“异端”，否定汉学是儒学的一个流派，完全抹杀汉学的研究成果就属于荒唐可笑了，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倒退。由此可见，方东树是从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汉学。
方东树之后，对汉学持批评态度的理学家大有人在，如邵懿辰、方宗诚等人。邵懿辰发表过许多抨击汉学的言论，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写的《仪宋堂记》。“仪宋”即“翼宋”之意，顾名思义，从文章篇名就可以看出他的“卫道”立场。他批评汉学之尖刻程度亦不亚于方东树。他在文中说：
今自乾隆嘉庆以来六七十年之间，学者以博为能，以复古为高，矜名而失实，务劳精疲神，钩考众家笺疏之说，下至官车制度、六书假借，碑碣盉鼎之铭识，而广为之证。凡传注之出于宋儒者，概弃不录，曰吾以崇汉而已。其徒相与号曰汉学。噫！此岂异夫立熟食大化之世，而追茹毛饮血之俗，挽碣石入海之河流，而反诸大龙门以上哉！不唯骂讥吐弃，于宋儒无毫发之损，亦且推崇奖许，于汉儒无涓埃之益。
方宗诚不仅对汉学末流进行了抨击，而且还批评了清代汉学的开创者顾炎武，认为，顾炎武对理学的批评“立说偏宕”，不明理学产生流弊的真正原因。在他看来，明季学风的败坏是由于学人不懂得“穷理”，而非不知道“穷经”，这与顾炎武的观点正相反。他说：“惟程、朱数子之经学足以当之，若汉唐诸儒之注疏正义，其补于诠训者，因多其穿凿细碎而背理本者亦殊不少，不得谓‘经学即理学’。程、朱由《六经》而洞达本源，后世儒者得其微言而因不知止穷夫六经，诚不免堕于空疏之弊。然谓邪说禅学由是而起，则有不尽然者。禅学之病正由不肯穷理之故，非徒在于不穷经也。”他们的论说与方东树《汉学商兑》遥相呼应，共同上演了“汉宋鼎峙”的激烈一幕。
二、“汉宋合流”的学术趋势
在对待汉学的问题上，清代宋学派中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为排汉主张，一为融汉主张。在晚清，这两种观点同时存在，只是各自的表现及影响有所不同。嘉道时期，由于方东树《汉学商兑》的鼓荡，理学中人以辟汉学为时尚，排汉观点占了上风；至同光年间，随着整个儒学内部的变化、调节，调和汉宋的观点逐渐取得优势而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趋势。道光时，理学名儒唐鉴写的《国朝学案小识》容纳了汉学家，体现出汉宋兼采的意向。唐氏以后，宋学派中持汉宋调和论者日益增多，终在同光年间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术倾向。这个时期不少学宗理学的要人，如曾国藩、朱次琦、夏炘、徐桐、成孺、刘熙载等都持这种主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宋合流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种观点：
其一，用“孔门四科”的旗号化解汉、宋学的对立。
持这种观点的人把汉学、宋学都看成孔门儒学的一部分，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都是达到圣贤境界的门径。曾国藩对“孔门四科”“缺一不可”的观点所作的阐述尤其明确，指出：
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
在他看来，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关注的侧重方面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有着共同性。“此四者缺一不可”便是对这种共同性的肯定。这种共同性就是汉、宋学相互融合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