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证了科学方法的四大步骤后，梁启超又别具慧眼地从方法上立论，将朴学方法概括为十类，即：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二、选择证据，以古为尚；三、孤证不为定说；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为不德；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九、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这实际上是梁启超以科学为标准而总结出来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实际运用效果又如何呢？梁启超又引入了西方学术的真谛之一——“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来加以判定，根据梁启超的说法，“就纯粹的学者之见地论之，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如此看来，清代学术因精于考订而成为“学”，其在学术史上必有相当价值。这与章太炎对清代学术“短于风议”的批评迥异。视角的转换往往也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也正是梁启超区别于章太炎的地方。
与梁启超相呼应，胡适在论清代学术史时也积极从肯定清代学者治学方法具有科学意味的角度立论。胡适将清代的朴学分解为文字学、训诂学、考订学等“四种科学”，并将其治学方法概括为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戴震则是深通“科学方法”，得“清学的真精神”的“清学”宗师。在他看来，“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胡适以他所了解的西方科学和哲学的新动向为依据，强调科学方法中“演绎”与“归纳”的交互作用，并以此去释读清代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适与梁启超在这一方面具有某些相似点，这也说明了“五四”后，在“科学”逐步取得话语权威的情况下，人们也学会用科学的标准去评论我国的传统学术。这是相对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而言的另一条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理路。
五、“清学乃理学之继续”：钱穆、冯友兰以义理论清学
钱穆与冯友兰，一以“宋学”为准则，一以“哲学”为论题，但均重视清代理学思想。钱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持“温情与敬意”的态度，高扬理学旗帜，以“义理”为线索，从学术发展的内在演进轨迹出发，视清代学术为宋明理学的发展与衍变，从而对清代学术史做出了不同于章太炎、梁启超的释读。
钱穆在考察清代学术的缘起时，注意到清代学术与晚明学术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然余观明清之际，学者流风余韵，犹往往沿东林。”钱穆对于清代学者继承东林学说而发展的“无善无恶”之辨、体用和功夫之辨有较深的体会，又将东林学派溯源至王阳明，并说：
惟东林诸儒言政治，其在当时所谓系心君国者，则不过裁量人物，訾议时政而止。及乎国脉既斩，宗社既覆，堤崩鱼溃，无可挽救，乃又转而讨论及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大原。如亭林，梨洲诸人，其留心实录，熟悉掌故，明是导源于东林，而发政论，高瞻远瞩，上下千古，又非东林之所能限。
在对源流进行深入考辨的基础上，钱穆提出了他关于清代学术的总体看法：
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至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于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已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亦无以知近代也。
由此可见，钱穆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关注的是宋学的延续和发展。他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梁著同名，但在精神上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梁启超将清代学术视为和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列的学术形态。钱穆则认为：“理学本包孕经学而再生，则清代乾嘉考据学之盛，亦理学进展中应有之一节目，岂得据是而谓清代乃理学之衰世哉？”“要之，有清三百年学术史大流，论其精神，仍自延续宋明理学一派，不当与汉唐经学等量并拟，则昭昭无可疑者。”钱穆此论将清代考据学视为理学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脉，从而对章太炎清代理学的“竭而无余华”之论进行了有力的反拨。
与钱宾四先生的观点相似，冯友兰先生持“汉学家义理之学”是“道学之继续”的观点。
冯友兰则以“哲学”为名考察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1930年代，冯友兰著成《中国哲学史》，在《绪论》部分冯氏云：“吾人本亦可以中国之所谓义理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学史。”不过，冯氏又言：“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先生专设“清代道学之继续”一章论述清代学术思想与宋明时代学术的关系。他认为，宋明理学、心学在清代仍然有承传，而汉学家所使用的哲学范畴，如理、气、性、命，仍然是宋明理学提出的问题。因此，冯先生认为：“汉学家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冯先生的观点与钱宾四先生的观点相互呼应，其中有两点最值得关注：其一，提出了“汉学家义理之学”这一概念，表明“汉学”与“义理”并非水火不容；其二，指出在“反道学”的外在形态之下，汉学家的义理之学发展了既有的道学。
钱宾四先生与冯友兰先生关于清代学术乃宋明理学之继续和发展的观点聚焦“思想”而不仅仅是知识形态的“学术”，为当今学术界重新认识清代义理学提供了基础。
六、“早期启蒙论”：侯外庐的唯物论解说
侯外庐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紧扣启蒙思潮的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紧密结合，对17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的思想变化进行了详密的考察。陈祖武先生将侯氏的书与梁任公、钱宾四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合称为近代清学史研究的三足鼎立。50年代之后，侯先生又多次对其著作进行修改，使论述更加精辟和完善，但主体观念并无大的变化。
侯先生认为十六七世纪之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开始阶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清代学者在自然观、人性论、政治观念上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适应了“资本主义萌芽”这一时代背景。就义理而言，王夫之变革的人性论（“性日生”）和自然进化论（“絪蕴化生”）、黄宗羲的“神灭”思想（推崇范缜的哲学）、颜元的实践知识论、戴震的自然哲学（气化之道）与人性自然史起源说都具有历史的价值。但是，“启蒙学者所使用的语言大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爱好古代语言的形式，而想说的是近代的内容，表里又是极不一致的。”因而，他们“将过去的历史与将来的历史割裂开来。”
侯先生的清代学术研究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建立一套自成体系的文化解释模式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侯先生采用西方式的术语，如唯物、唯心、人道主义等概念，在清代思想中发掘出新的价值元素。但是，侯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尚不能避免比附和生搬硬套的倾向，如专注于唯心与唯物的简单两分，就不免失之偏颇。
七、结语
笔者于此篇详细疏解近世以来学者的清代学术史论，无意对各家之长短进行批判。此篇之撰述宗旨在于厘清今人眼中的清代学术史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盖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清代学术也会呈现出不同的景象。这些视角本无优劣之分，如赤、橙、黄、绿、青、蓝、紫虽皆为太阳光之一色，然其本身并不即是太阳光也。当我们进入清代学术史研究时，首要的是要坚持开放的心态与多元的视角，否则就会拘泥于某一端，而不能穷尽清代学术之真实面貌。
[作者简介：雷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