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思潮兴起，维新人士开始在一些地方兴办学堂、学会等，他们仿照西人礼拜休息之俗，使星期休息习俗开始向内地城市里扩展。学生在学堂从师读书，以往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塾，只有按年节放假，间隔时间较长，平时没有一定的休息日。通商后外国传教士在通商地区开办了一些教会学校，实行礼拜休息制度。1860年代以后一些地方开办的官办洋务学堂，也由于洋教员的习惯及课程安排，或实行礼拜休息，或在礼拜日减少学业，不学西学而只习中学。维新运动兴起以后，一些地方民间人士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大多参照西人习俗，有的略仿“汉唐休沐之制”，以一旬十天为休息之期，有的仿行礼拜七日一息制度，但为了避免效法西教、“以夷变夏”之嫌，依据中国传统天文历法中的二十八宿值日法，以房、虚、星、昴四日对应西人每月的四个礼拜天，而将礼拜称为“星期”，使这个本来充满基督教色彩的西洋化的作息习惯名称，一变而为只代表天象时间意义的中国化的习俗名称。
一时间以星期或间隔数天休息的作息节奏，及以星期安排课程，成了新式学堂区别于旧学堂的一种模式。此外，一些维新人士兴办学会团体，也以仿行西法、改良风俗相号召，往往以星期天——即礼拜天为聚会日期。如1898年1月在京师创立的关西学会，其会章就规定：“每一星期聚会一次”，这是因为“会友多习西文者，故必用星期，即礼拜日是也。”在其他地方维新人士开办的一些学会团体，有的也以星期为单位安排活动。如1898年湖南维新人士创办的长沙南学会、延年会及法律学会等维新团体的会章中，就都标明以房、虚、星、昴日为活动周期，有的规定以这几日“为讲论之期”，有的规定这几日为休息日，“遇休息日，可请客，可游行”，而“非遇休息日，不得博弈、听戏、撞诗钟。”但是，在这一时期星期休息之法还未在社会普及，这些新派人士的作法被视为“崇洋”、“媚外”而受到保守人士的批评。
星期休息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并体制化，是20世纪初新政期间由教育改革、兴办学堂而开始的。清廷开始新政，令全国各地兴办新学堂，新式学堂皆仿行西方学校制度，因而也沿行西方学校七日一休息的模式。1902年8月清政府颁布的第一个新学制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在中学堂和高等学堂章程里就明确规定了星期放假制度：“除年假暑假合计在七十日之外，每岁恭逢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皇后千秋节，至圣先师诞日，仲春仲秋上丁释奠日，端午中秋节，暨房虚星昴日，各停课一日。”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混合新旧中西两种元素的学堂休假制度，而仿自西方的礼拜休息制度，也披上了民族色彩的“房虚星昴日”即“星期”的外衣。这份钦定章程，是清廷在官方正式法规中，首次公开宣布承认并实行星期休息制度，标志着此前在局部地区已经存在多年的七日一息的休息方式，开始进入体制化实行阶段。在第二年修订颁发实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已更明确地以“星期”作为安排课程的单位。这些新学制法规的颁发实行，使星期休息成为一种官方学校制度在全国范围推行，此后，随着各地新学堂的普遍兴办，星期休息制度率先在全国教育界推展开来。1902年北京创办的专以儿童为对象的《启蒙画报》，其报头便印有“星期停印”字样，可见这时北京文化界、报刊界已通行用星期，星期休息的习惯已经开始流行。
后来，随着清政府设置新政机构及官制改革，北京一些官署衙门也开始陆续实行星期休息制度。先是1903年设立的商部、1905年设立的学部，由于都是新设机构，主持者多为新派人士，设立之始即实行星期休息制度。1906年各部实行官制改革，各部官署也相继实行星期休息制度，成为新衙门不同于旧衙门的一个标志。当时有报纸评论道：“星期休息一节，真是与众不同，这就是新衙门的特色。”至1911年夏，连没有进行官制改革的吏部和礼部，也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至此，清政府中央机构已一律实行了星期天休息制度。甚至连这一年宣统小皇帝开始典学读书，关于其作息制度是循祖制还是行新法的问题，经过朝臣帝师们的一番讨论，也决定放弃祖制而实行星期休息的新制度。有中央机构倡行于上，1907年以后各地方的衙门官署也纷纷仿效，陆续实行星期天休息制度。特别是那些新设立的新政机构，设立之初即多以星期休息制度为当然规则。一时间，实行星期休息制度似乎成了官署衙门新政改革的一个标志，很快在全国各地官方机构推行开来。
在清末自1902年至1911年的约十年时间里，学堂、官署相继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学界、政界人士的日常休闲生活也随之以星期为周期，在北京及各地省会等城市里，他们也是一个对于公共活动需求较多，相当大的消费群体。特别是这一时期兴起了各种社会团体，频繁举行社会活动，主力便是学界和政界人士。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使他们有了更多的休闲和社交时间。因而这些城市的休闲娱乐业也随之发生了营业节奏的变化，休闲娱乐业因此而兴旺，也由此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休闲娱乐业商业活动的周期。民国以后，星期休息制度在城市里已经普遍实行。如一位年已五旬，对民国及新事物态度历来保守的清朝旧宦，在民国以后的日记中，也改用星期来记事了。可见这时星期已经成为社会上通行的用法和作息方式了。
七日一息的星期休息制度，由最初通商城市因西人而最早在商界开始，是一种起于民间商业生活变化的自然过程，到1902年新学制开始先在教育界体制化，继而在中央机构实行，直至清末，然后波及到城市市民生活。但一般在政界、学界等公共机构即吃公家饭的阶层中实行较为普遍，而在商家及一些工厂，以及靠出卖劳动谋生的下层人民来说，星期休息是一种奢侈，因为他们要尽量多地劳动以挣钱，停一天劳动就没有收入，可能就一天没有饭吃。在乡村，除了学校和官家机构人员外，农民因生产方式未变，仍然是依农时、沿行传统年节休息习俗。这样就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公家人与私人、社会中上阶层与下层分别实行星期习俗和传统习俗的二元并存的休息制度，作息方式也成为不同阶层人们生活方式差别的一种表现。
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
首先，星期休息制度使人们的休息娱乐时间得到了保证，生活质量提高。一般而言，劳作是为了谋生，休息娱乐是一种享受。在传统生活中，由于生产水平低下、生存艰难，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劳动报酬以求得生存，不得不把尽量多的时间投入到劳作之中，而尽量减少休息娱乐时间，因而人们劳作之苦多而享受之乐少。中国传统是年节式休息娱乐方式，日常生活几乎没有整天休息娱乐的位置，因而人们劳多逸少，生活质量相对低下。而实行星期休息制度后，人们可以每七天就有一整天的时间停止劳作，用于个人的休息娱乐等私人活动，使休闲娱乐活动时间得到制度上的保证，在人们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增多，地位上升，使人们及家庭的休养生息有了时间的保证，因而生活质量得到了提高。同时，星期休息制度使公私时间领域有明确的区分，个人支配的时间增多，并且合法化、常规化，增强了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增进了个人利益。
其次，星期休息制度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每七日一休息的星期制度，使人们有了日常相同的、固定的休息日，便于开展公共活动。清末时期，在城市中政界、学界人士为主，兴起了办学会、集会演讲、组织社会团体、开展各种社会活动的热潮，星期日休息制度的实行为这些公共活动的展开提供了方便条件。社会团体等各种活动大多利用星期天，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的人，都可以在这同一天进行相同的活动。因而星期制度为开展跨行业、大规模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时间。在清末民初北京一位旧官员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北京上流社会有诸多学会、集会、社会团体等各种活动，大多都安排在星期日举行活动，这位旧宦人士一到星期日，便会到各处去参加多个不同团体的活动。星期日成了这些热衷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人们的公共活动日与聚会日，可以说，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是清末时期社团活动兴起热潮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
最后，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有利于人们日常活动的计划性。每七日一星期使人们在月和年之外，有了一种更短、更精细、更简便、更整齐划一的计日单位，更便于人们安排日常活动，使人们的日常活动更有计划性，从而提高了效率，更加容易把握。这一点在学堂教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将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按照星期作好课程安排，以使教学计划确保完成。清末星期制度实行以后，星期日益成为人们安排日常生活计划的一个最常用的计日工具，为城市工商业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为社会公共活动的增多，提供了方便。人们的工作、休息、娱乐、商业活动和社会活动等，日益形成了以星期为单位的新的周期，星期也因而成了近代城市生活的一种主要节奏。
然而，星期制度自清末开始实行，到民国时期城市中日渐普及，但一直只是在城市政界、学界、文化界、公共事业，以及部分工商企业中实行，因而享受这种作息制度的主要是城市中上层，而许多工厂工人、车夫、小工、小商贩、小手艺人、艺人等下层劳动者，为谋生而不得不长年劳作，很少有星期休息。至于广大农村，除了学堂学生及少数公务人员外，几乎仍然沿袭着传统农业生活形成的作息方式。城乡之间、城市上下阶层之间这种作息方式和节奏的不同，也成为拉大双方生活方式差别的一个因素，给双方的相互适应造成了一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