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商业化夜生活的兴旺
人的自然生理节律，每天需要睡眠约8小时，占一昼夜时间的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时间，除少量时间用于吃饭之外，都可以从事劳作与休闲等各种活动。但人们的活动还要受一种外在自然的限制，就是太阳出没所形成的白天与黑夜的区隔。如果不分冬夏按平均每天白昼与黑夜各12小时计算，夜间除去8小时睡眠之外，还有4小时可用于活动。传统农业时代，由于照明工具的落后及交通不便等因素，白天和黑夜几乎是决定人们活动的一个绝对界线。人们的日常作息时间，基本是依太阳出没的自然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白天用来劳作谋生之外，夜晚的4小时空闲时间，基本被限制在家庭室内的私人空间里打发。一至入夜，无论城乡，人们只能关门闭户，守在家中，油灯如豆，家人相守，休闲活动不外乎灯下读书、床前教子、女红针线、麻将纸牌、老人讲说故事、夫妻念叨家常之类家庭室内的活动而已。仅有少数富裕有闲的城市官绅富商阶层，才有少量的休闲夜生活，但一般是亲缘小圈子式的和零散的，并非市场化、日常化、公众化的公共夜生活休闲活动。
近代通商以后，煤油灯、煤气灯、玻璃灯罩及电灯等先后由西方传入，使照明工具的照明度和安全性大幅提高，特别是适于公共场所集中使用的煤气灯和电灯的普及使用，给城市休闲娱乐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最早和最普遍使用这些新式照明工具的就是餐馆、酒楼、戏园、茶楼、妓馆、烟馆等休闲娱乐行业，因为只有这些娱乐业才是人们结束了白天劳作之后，在夜晚数小时空闲时间里去寻求休闲娱乐的场所。于是通商城市的娱乐场所，借助于新式照明工具，适应人们夜晚休闲娱乐的需要，纷纷做起了夜晚生意。每当太阳西下，无论是商贾文士、还是工人仆役，劳顿忙碌了一天之后，纷纷来到这些娱乐场所消遣娱乐，放松身心，交际应酬，享受愉悦，由此都市夜生活开始兴起。
如上海自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商业区主要街道和娱乐场所装上煤气灯，便成了一座“不夜城”，夜晚出游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消闲娱乐项目。白天从事各行各业的市民们，往往午后或傍晚结束了一天的劳作事务，便纷纷涌到各个娱乐场所去消闲，因此造成了夜生活的繁荣。如戏馆是人们夜晚消遣的地方，有竹枝词题咏大小戏馆每至入夜便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好似过年闹元宵般热闹的情景道：“洋场随处足逍遥，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宵。”繁华热闹的夜生活，成为上海租界生活的一个突出特征，使千百年来习惯于昼起夜伏、入夜后只能待在家里的人们，开始改变传统习惯而享受夜生活。时人多有记述上海夜生活的繁荣兴旺景象。如有记上海租界闹市区的夜生活：“自霄达旦，灯火辉耀，与日市无异……游人以群聚，几于踵趾相错”。
1880年以后又自上海开始引进更加明亮安全的电灯，到20世纪初，电灯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推广使用，各大城市的娱乐场所和商业中心街道开始遍设电灯，餐馆、酒楼、戏园、茶楼、妓馆等娱乐行业借助电灯而大做夜晚生意，使夜生活在各地大城市普遍兴盛起来。如上海娱乐业使用电灯以后，夜生活更为繁盛。有记商业娱乐区夜生活的热闹情形道：“自午后以至夜间十二点钟，无一刻不车水马龙，声如鼎沸。……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此后直至民国时期，上海的夜生活一直最为兴旺繁华，为全国之冠。有记云：“沪为吾国著名之商埠，屋宇栉比，商肆如林，歌管楼台触处皆是，马龙车水彻夜不停。一种繁华景象，殆非瘠壤居民所能梦见。”
1900年以后，随着新政展开，鼓励工商实业，各大中城市市政建设也渐次推行，休闲娱乐业随之兴盛，也开始出现夜生活。即使皇帝脚下的京城，随着清廷禁律的松弛，电灯的使用，饭馆、酒楼、茶园、妓馆等夜生活也日益兴旺，戏园也开始演出夜戏，清廷不再禁止。清末宣统时有记云：“京师向无夜戏，现各班均以义务开演，争奇斗胜，日盛月增，从此夜夜演唱，不复禁止。”
照明工具的进步使白天和黑夜的界线弱化，人们对睡眠以外的夜晚时间可以更自由地安排，可以消遣娱乐，也可以继续劳作。城市夜生活的兴旺，使人们在白天之外，还有数小时之久的夜晚时间，也可以外出到娱乐场所去休闲娱乐，从而使人们参与公共活动的时间大大延长，人们出外到公共场所进行娱乐消闲活动更为自由方便和日常化。城市夜生活兴起以后，白天劳作、夜晚外出娱乐的方式日益流行，成了一些城市市民的作息方式。特别是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夜生活兴旺而又士商云集的大城市，一些官宦、士绅、商贾、文人、纨绔、世家贵族、新兴权贵、闲散旗人、衙门职员、商贩店伙等各类人等，白天做事，晚上到娱乐商业区会客吃饭、喝茶听戏等享受夜生活，几乎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商业化公共夜生活的兴旺，使公共休闲的时间大大延长，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参与公共休闲活动。
三、星期休息制度的实行
人们除了昼夜作息之外，日间在终年劳作之余，也需要一些间歇性的休闲娱乐来调节。中国虽相传自古有“十日沐浴”之法，但民间一般只是依年节农时如元旦、端午、中秋三大节及农闲等长时段间隔地进行休闲娱乐活动。因而在人们的观念里，除了年节遵从礼俗放下活计事务而休息娱乐，其余的日子都应当用于生计劳作。所以，终年勤劳、一日不息地劳作被视为美德，如果非年非节而不去劳作，却用来休息娱乐，则被视为是懒惰闲散、荒废时日，是被人视为可耻的败家毁业的恶德。人们的计日方式也是以年、季、月等为单位，一年中分春夏秋冬四季，又分十二月或加一闰月，每月若再细分则以十天为一旬，但并没有定期休息的习俗。
但是，通商以后，西人带来了七日一休息的习惯，并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有每七天一个安息日，停止工作去教堂做礼拜的习俗。他们来到中国通商口岸居住后，也把这种生活习俗带进来。每至礼拜日，西人开设的洋行、机构、学校等一律关闭，男女纷纷到教堂做礼拜及进行会友、娱乐等休闲活动。由此影响到与外商相关的华人商家的商务活动，不仅是一些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店号，甚至连聘有洋员洋匠的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也不得不于是日停工休息。于是，在洋行做事的买办、细崽，在西人机构中做事的文人、职员、仆役、小工，及西人主持的机器局工人等皆受此影响，在这一天停止业务，随之休息。1876年时人所撰《沪游杂记》中，记述上海的礼拜休息、中西人士游玩娱乐的情形道：“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驾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1884年出版的反映天津风俗的《津门杂记》也记述天津西人七日一礼拜休息的习惯道：“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或赴堂礼拜，或携眷闲游”，作者以中国传统的养生观念对此表示理解说：“缘人六日操作，必精神倦怠，以此日游目骋怀，以均劳逸，是养生之法，殆亦七日来复之理也。”
通商城市以商贸活动为社会生活的主轴，主要商贸活动的停止，也就意味着整个城市工作劳动的停歇。在外商习惯的连带影响下，逢礼拜休息便成为这些地区商业生活的节奏，也成为商、工，乃至其他市民的作息节奏。如在休闲娱乐业最为发达的上海租界，到1870年代以后，礼拜休息已成为商业活动以及人们休闲娱乐活动的主要节奏。每逢礼拜天，洋行及西人各种机构停业关门，与西人洋行有关的各种商务业务也随之消歇。后来商贸活动的礼拜休息节奏，对其他商业及服务业影响日大，以礼拜为生活安排节奏的人们也日益增多，渐及一般市民。一到礼拜，经过数天忙碌生活的人们，无论是富商大贾，文士贩夫，仆佣工役，便群趋商业繁华区遍布街头大大小小的茶馆、餐馆、书场、戏馆、烟馆、妓馆等消闲娱乐场所，各遂其意，各取所好，随意消遣，使这些娱乐场所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时人有竹枝词题咏上海市民礼拜休息、纷纷上街消遣的习俗道：“不问公私礼拜虔，闲身齐趁冶游天。虽然用意均劳逸，此日还多浪费钱。”还有竹枝词描述商贾职员每逢礼拜便豪游娱乐：“每逢礼拜公司放，百万朱提散客家。”一到礼拜休息日，人们便纷纷来到戏园看戏：“演剧每逢礼拜朝，规模最好在芳霄。”“恰逢礼拜闲无事，好把京班仔细看。”礼拜六晚上娱乐场所最为热闹，有记云：“礼拜日任人游玩焉，前一日曰礼拜六，是夜尤为热闹。”从当时这些民间流行的竹枝词可以看到，礼拜已经成了上海人生活的一种作息节奏，礼拜一词也成了人们日常挂在口头的常用语。到1880年以后，上海、天津、汉口等其他外国租界及西人聚集的新兴地区，礼拜休息也逐渐成了商业生活的一种主要作息习惯。
对于礼拜休息这种来自西人的新作息习俗，起初中国人依照传统的眼光是看不惯的。有人以传统观念来衡量，认为这种间隔几天就在大白天停止劳作、完全休息，是浪费时间，“玩日愒时”，既耗费资财，又使人懒惰，相比之下，中国人终年劳作，很少休暇之日，因而批评西人这种经常休息的习俗，显然不如中国人勤劳。如1886年《申报》有一篇文章就记述了这种看法：“西人每七日一礼拜，……一年之中其休息者已有五十日，又加以大伏期内往往赴乡间避暑，则又当旷废三四十日。华人则皆无之，……统计一年三百六十日，无日不孜孜矻矻而为之，是其勤且较西人为过之。”
然而，也有人通过对西人休闲习俗的日常观察，通过身历其中的亲身体验，以及对于西国情况了解的增多，逐渐认识到，西人虽有七日一息的习惯，但是其休闲的内容并非纯粹是无益的消耗。西国虽然有这种礼拜休息制度但又富又强，中国虽然没有这种经常性休息的习俗，人们还崇尚终日勤劳不息，却比西国贫弱。这种现实的鲜明对比，使一些人开始从实际效果出发，而不再固执于道德的立场，来比较中西休闲习俗的优劣。如1872年上海《申报》有一篇评论西人礼拜休息习俗的文章，以传统的知命乐生观念为依据，认为人生“百年易过，何须劳碌以终身？”指出西人七日一息，届时人们都放下工作，进行各种消遣娱乐活动，“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骑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从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这些活动使得人的身心得到调节，“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抑郁，而此日惟一切以消愁。”反观中国“日日不息”的传统习俗，作者认为，实际上许多人是每天多行“无功之举动，卒之心劳日拙，身劳日疲，万事蹉跎，一生废弃”，结果“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因此作者认为，西人七日一息的习俗，比我国传统的日日劳作习俗对人更有益，也使劳作更有效率，由此提出中国也应当仿行西人七日一息之法。但直至19世纪末，礼拜休息习惯还只是在通商城市的一定范围里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