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由于科举制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乡村社会沉积了大批士人，据估计乡村绅士约占绅士总数的96%，他们是文化道统的代表者，儒学教义的执行者，乡里事务的组织者，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他们“闭户著书，设帐授徒，以遵守卧碑为纯谨，以不入官府为清高，以厕身市侩为耻，以结交丁胥为辱，以词讼刀笔为损德，以佻达城阕为荡检。”费正清曾说过，“在过去1000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至于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他们既承担着维系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任务，又承担着维持乡村文化生态调适与平衡的功能。而科举制度的革废却造成近代乡村文化生态严重失衡。
科举制度的废除致使乡村绅士失去了晋升的路径和希望，他们或投入新式学堂，或加入社团组织，以寻求自身的生存空间。然而，这些近代性的机构几乎都集中在都市，于是“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乡村中士绅“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若辈毫无地方观念，亦无国计民生之思想，故婿官殃民之事到处皆然”。这样，乡村社会中“士绅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理由，变成地道的地主-高利贷者。科举考试的废除结束了他们由儒家思想体系所支持的合法地位。……所有的隐匿的豪杰、不法商人，匪盗之徒以及诸如此类人物都从地下冒了出来，填补目前统治者的倒台所产生的真空。”由是，乡村的文化环境开始恶化，过去曾经是传统文化生长的家园，如今却成为文化的荒漠之地。
虽然废科举后不少乡村也创办了学堂，然而新学堂很难博得大众尤其是乡村民众的赞同。这是因为新学堂在乡民眼中远不如昔日书院和私塾。不少人对新学堂抱有成见并且鄙视新学堂，“说什么学校里面唱歌、体操和剪纸、拌泥等手中劳作，都是鬼混”，更有甚者以“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为由抵制新学堂。而新学堂学生“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这种趋新言行与传统伦理发生冲突，更招致乡民的强烈不满。此外，学生在新学堂所学得的声光化电、法理税则、欧罗巴和亚细亚等知识都是属于都市的而与乡村社会无关。这使新学堂始终不能成为乡村文化延续和发展的推进器，造成乡村文化生态链中断，进而导致乡村文化生态的失衡与退化。王尔敏曾指出，“儒学衰，不在于圣人不出、硕学鸿儒之稀见，而在于村里师儒早已绝迹于天壤之间。村夫子绝迹，乃真正儒学命尽运绝之时。”因而，学者认为“科举的取消，实际上是中国农村文化生态失衡的开始，农村智力资源向城市的单向流动，此后数十年从来没有中止过。……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不断扩大，它所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现代化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四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便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魏晋以前儒学与皇权的结合还是比较松散的，而隋唐时出现的科举制度，将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与国家的铨选制度即科举制度糅合在一起，尤其是明清时八股文的出现使得程朱理学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答案。这不仅进一步强化了儒学的官学地位，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为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与其精神支柱——儒学之间的进一步结合找到了一种有效的机制，从而在制度上解决了政治中心与意识形态的一体化问题。早在元代李世弼便道出其精微所在：“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摘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以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重古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这样，科举制度将儒家思想规范化与制度化并使之成为封建社会的共同法则和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因而，学者把科举制度看作“是联系中国传统的社会动力和政治动力的纽带，是维护儒家学说在中国的正统地位的有效手段。”
人们也因“科场题目所在，不得不记诵经文。又因词章敷佐之需，不得不掇拾经字。”但晚清科举考试内容的变革却极大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八股时文被强令废止，四书文五经义被挪置末场，儒家学说与功名地位的联系日益疏远，人们对之也逐渐冷落，如清末四川“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尚未读四书五经者”比比皆是。
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则进一步打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一千年来思想之最大障碍物，总算打破。”儒学遭到人们猛烈的抨击，被斥为“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人们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随着儒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传统的政治信仰发生动摇，统一的思维模式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出现崩裂，人们的思想因挣脱了制度文本的约束而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当时的“青年学生，不管是进入中学，或是进入高等专门学堂；不管是进入文学堂，或是进入武学堂；不管是在文化界中参加报馆、学会、图书馆、教育会或其他团体；不管是在军队方面到新军中应征入伍，或是进陆军小学，进陆军测绘学堂等，没有一个人不受革命潮流的冲击”。难怪统治者哀叹：“士习颇见浇漓，每每不能专心为学，勉进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违抗教令，勃弃圣教，擅改课程，变异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纳；国家要政，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泚”。此后，人们的价值取向不断趋向多元化，整个思想界也呈现出多元纷争、空前活跃的局面，立宪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本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涌现。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也与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导致儒家思想解体和国人思想的解放有着一定的关联。缘是，学人直言“1905年科举的废止是儒家建制解体的一个最早信号”。
经学作为儒家学说的化身和传统文化的代表，一直笼罩着神圣的光环。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小学停止读经和大学取消经学科，儒家经典存在的合法性遭到人们的质疑。钱玄同指出“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顾颉刚也指出我们现在“治经学的不是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是正要促成经学的死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这一切不但了加速了经学的衰微，而且也否定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由是人们喊出了“无论是古是今，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到他”。后来出现的“打到孔家店”乃至“全盘西化”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延续。
五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推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首先是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使学术不再成为附庸，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独立发展。由于科举的废除使四书五经失去独尊地位并导致经学衰微，这使以经学为主导的传统学术格局逐渐解体，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从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如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哲学等。学术地位的专门化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二是学术方法的科学化使知识分子的心灵、知识和经验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拓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学人们在废科举后摒弃了传统学术的研究方法，吸收了欧美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愈来愈强调“学术自身的使命与尊严”，主张“研究文学，决然不再做古人的应声虫；研究文字，决然不再向四目苍圣前去跪到；研究语言，决然不再在古人的科学圈子里去瞎摸乱撞；研究歌谣民俗，决然不再说五行志里的鬼话；研究历史或考古，决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作起居注”。这样，现代性学术队伍的形成和壮大，促进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其三是学术形式的通俗化，吸引了大批有志人士登入学术殿堂。言文不一既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包袱。费正清曾指出“中国的书写文字并不是中国农民借此可以获得真理和知识的敞开的大门，而是阻挡其上进的拦路虎，需要花费实实在在的大力气才能加以克服——它是钻研学问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废科举后八股文的没落与白话文的出现以及因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学术形式改革，譬如采用汉语拼音、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横行排列、章节体裁等，让学术脱掉贵族的外衣而披上平民的服装，这既有助于有志之士进入学术堂奥，也有利于学术文化的普及与推广。
其四是学术话语随科举制度的废除而发生转换。科举制度的废除割断了旧式文章与功名利禄的联系，使得八股文失去了“再生产”的凭借，从而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扫清了道路。如果科举制度不废，时文与墨卷依然是名利的敲门砖，那么中国的读书人仍要“钻在那墨卷故纸堆里过日子，永远不知道时文、古文之外还有什么活的文学”。胡适在当时曾说过“倘使科举制度至今还在，白话文学的运动决不会有这样容易的胜利”。文风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而为之一变。科举制度的废除不仅体现在文学体裁的转变，而且也反映在阅读趣味的转换。通俗文学广泛流传便是例证。时人寅半生评论道：“十年前之世界为八股之世界，今则忽变为小说世界，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今则斗心角智，无不以小说家自命。于是小说之书日见其多，著小说之人日见夥，略通虚字者无不握管而著小说。”不少当年小说家如曾朴、包天笑、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都是往日驰骋科场之高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文学的影响还表现在诗歌方面，改变了诗歌的功能，使其由应试进仕的功能转变为个体的抒情功能和社会的启蒙功能，从而刺激了白话诗的产生和新诗革命的爆发。这一切皆有助于促动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
最后是学术骨干的产生和学术中心的出现，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一批举足轻重的学术带头人在二十世纪初纷纷脱颖而出，试以清华研究院为例，如梁启超是近代各种新学术的倡导人，王国维是近代人文新学术的代表，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李济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这些人对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北京和上海两地则因其聚集了一大批名校和名师成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因此，梁启超直率指出现代学术之所以有进步路径“这里头最关键者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此言不虚。
近代科举制度的革废不但影响到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关系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因而科举制度的革废不仅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一个重大决策，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文化转折一个十字路口。
[作者简介：杨齐福，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