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梅
周贻白的历史剧中塑造了大量独具魅力的女性形象：或外敌入侵，或奸臣当道，总之是在中原板荡、社稷将倾的背景下，将女性塑造为关乎国家存亡的重要角色。这类剧作既迎合了人民群众传统的审美趣味，又结合当时的现实环境，寄托了创作者的家国情怀，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
周贻白在论述清初戏剧时，有这样一段阐发：“明代臣民，入清多不仕，其一腔抑郁之气，皆发为文章，戏剧既与文学有关，又便于寄托，故一时颇多有名学者兼作剧本，往往字里行间，真情流露。此类剧本，较之嘲风弄月、夸奇示秘者自觉不同，即以戏剧内容言之，亦当视为较有意识的作品。”这段话亦足以为周贻白以及与周贻白同时代同志向的戏剧创作者们作一注解。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1937年11月中国守军撤出上海，上海的租界区成为“孤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正如《义勇军进行曲》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社会各阶层都在被压迫中发出愤怒的吼声，周贻白的好友、著名作家阿英曾经大声疾呼：“我们有笔的时候用笔，有嘴的时候用嘴，到嘴笔都来不及用的时候，便势将以血肉和敌人相搏于战场。我们不甘心做奴隶，我们愿以鲜血来保证我们民族的永存。”周贻白大部分剧作都写于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其中必有“一腔抑郁之气，皆发为文章”，以众多历史女性为戏剧角色，亦当视为“有意识的作品”。
周贻白的历史剧创作观是非常严谨的：“本人写作剧本之主张，凡取材历史者，必先征之正史，正史不足，始旁及其他记载。而后小说也，杂剧也，传奇也，择其可从者从之。但能不背大旨，仍于其中自留回旋余地。所谓死躯壳中注入新生命者也。”在每一部历史剧前，都有他细致详尽的考据，正史记载、小说戏曲乃至民间传说，无不一一条列。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周贻白确实又做到了“自留回旋余地”，在这“回旋余地”之中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艺术使命，通过精湛的语言技巧和细致的舞台指示，为“死躯壳”中注入了“新生命”。所以，在周贻白历史剧中的女性已经不再是“历史人物”，而是一个个充满平等意识、勇于担当家国大任的“新女性”。
一、对女性人生价值的全新定位
在乐府诗《木兰辞》中，木兰替父从军的原因是“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而“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虽然是自愿从军，但多少有一些无奈，是为了“尽孝”而上阵的。而在周贻白的剧作《花木兰》中，木兰要替父从军，父亲说：“这本来是男人们的事，你在哪里看见过女子从军呢？”木兰慷慨陈词：“这是那些女子们自己不肯去做，自以为是娇娇滴滴的小姐，所以才没有女子从军，假使她们不自以为是个女子，偏偏要去干一干男人们的事，我看也不见得会差到哪儿去。”“我觉得一个女子，不应当专门讲究打扮的好看，而去博得男人们的爱慕。男人们能够做的事，也应该去做，不然，说起来总是妇人女子，妇人女子！好像做女人的生来只好依赖男人，这话我有点不相信。”《连环计》中，同为侍婢的翠環羡慕貂蝉能得到王允的另眼相看，貂蝉却提出自己的思考：“一个女人，难道只要有男人来爱她就成了吗？照这样说，女人们的一生苦乐，都只好拿爱情去赌她自己的命运了！”在周贻白的剧作中，女主人公们开始对性别进行思考，有意识地颠覆“百年苦乐由他人”见白居易《太行路》：“为君熏衣裳，君闻兰麝不馨香。为君盛容饰，君看金翠无颜色。行路难，难重陈。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的女性命运。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征战沙场逐鹿中原是男人们的分内事，若是疆土沦陷亡国灭种，自然应该问责于男人，恰如后蜀孟昶之妃花蕊夫人所言：“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闺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而在周贻白的剧作中，女性们都有主动承担国家兴亡责任的意识。《北地王》中，李氏与丈夫马邈谈论国事，马邈不屑地说：“朝政，朝政和你们女人有什么关系？”李氏回答：“为什么就没有一点关系呢？你以为一个女人连听朝政的得失的资格都没有吗？”花木兰坚定地对父亲表达自己从军的意愿：“我能去，我就是要去打仗，为了国家，为了爸爸……”当百战归来，隋炀帝问木兰，其父有病在身，为什么不申请缓期服役，而是让木兰从军，木兰微笑回答：“就因为国家用人之际，急图报效，所以由我来代替了。”貂蝉面对王允的质疑，昂扬地说：“贱妾虽然是一个女子，却未必没有男子一样的胸襟！”通过人物对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女子，她们不再依附，不再顺从，而是主动地去关注、去思考、去参与国家大事。这当然是作者所赋予她们的“新”思想，她们的性格气质、语言行为，直接体现出剧作者对女性社会价值的肯定。
在周贻白的剧作中，女性角色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高尚情操，她们的思想意识、胆识智谋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都明显高出身边的男性：花木兰在从军后，不但作战勇敢，还有勇有谋，比主帅更加预先探知军中的奸细，在敌兵围城时审时度势，向元帅进谏，极力主张守城；当元帅执意出城战死沙场时，木兰冷静沉着地组织军队进行反攻，活捉了敌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在隋炀帝得知木兰为女儿身从而逼婚之时，木兰据理力争，宁愿慷慨赴死也不屈于权势，其情操志向比之作为皇帝的炀帝和奸相杨素，高下立见；貂蝉和王允谈论朝政，提出吕布只是“匹夫之勇”，董卓“野心虽大，可是眼光不远”，都不足为惧，对比起王允等士大夫的对董卓篡权的一筹莫展，貂蝉从容镇定，分析鞭辟入里，俨然一位运筹帷幄之中的主帅；李香君在王将军替阮大铖送来贵重礼物时，清醒地提醒侯方域：“我看你还在做梦哩”、“我看这礼物有些来历不明”，在得知王将军送礼的意图之后，侯方域一度迟疑，想收下礼物：
方域（迟疑地）：假如你喜欢这几件东西的话……
将军（打开木匣）：香君，你来看看，要是不对，可以再换。
香君（摇头）：就是再好些，我也不喜欢！
方域：为什么？
香君：刚才王将军说那阮大铖要你做些什么？
方域：不过替他说两句公道话。
将军（拍手）：对啦，这有什么关系呢？
……
香君：侯公子，我看你这人情不必去说了吧，吴公子和陈公子都是你的好朋友，你要是去替阮大铖说话，不是把朋友都卖了吗？
将军：这怎么是卖朋友呢？这是替人解围的事。
香君：王将军！请不要见怪，阮大铖这个人，谁不知道他是魏忠贤的干儿子，专门和正人君子作对的一个坏蛋。如果去替他疏通舆论，那简直是抹杀公理！
这番对话直接反映出侯方域的犹疑摇摆和李香君的清醒坚定。这种金帛不动其心的情操，不仅更加对比出王将军趋炎附势的小人嘴脸，也使得身为名士的侯方域相形见绌。这样的性格刻画也为后来侯方域向清廷妥协出山应试，而李香君因此吐血身亡埋下伏笔。
同样，《北地王》中江油守备马邈之妻李氏在得知丈夫有投降意图之时，气愤至极，发出义正言词的斥问：
李氏（愤急，唾其面）：呸，亏你说得出，你知不知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枉你是一个男子汉！敌人还没有来，先就预备投降，不忠不义，（厉声地）你怎么对得起这个职位，这座城池，和这一城的父老？
马邈：（低头惭怍地）我不过这样说说，魏兵不见得能够冲过剑阁那一带的天险，何必要你这样着急？
李氏：江油城是入成都的要道，你是个守城的将官，地位不为不重，纵然敌兵未到，也应该厉兵秣马，准备一战！哦，你把操兵当做例行公事，每天敷衍敷衍，原来你早就准备投降！
马邈：你做你的夫人好了，不必管我投降也好，尽忠也好，反正不会少了你的吃喝，何必来发这种议论呢？
李氏：你以为我只要有吃有喝吗？像你这样的人，才真是酒囊饭袋！夫人！做一个降将的夫人，（厉声地）还不如去做娼妓！
当马邈情急之下，用“三从四德”来镇压李氏的言论时，李氏愤然宣布：“我纵然失了妇德，可不会落得一个骂名！”最终马邈投降，李氏自杀殉国，以生命为代价洗刷自己“降将之妻”的耻辱。
周贻白在话剧《金丝雀》序言中发表了他对当时社会性别观念的认识：“夫人不幸生为女子，而呈身于此男权社会极端发达之中国，不授片长，徒使作终身之仰望。名虽主于中馈，义实等诸下陈。积压过深，此所以有妇女职业独立之呼声也。五四运动已还，女子颇多献身社会者，由是知女子之智力，初亦不下于男子，分庭抗礼，理固宜然。但世俗浇漓，仍存轻视。”毫无疑问，作者赋予笔下女性高卓的见识、高尚的情操以及高于身边男性的智慧和勇气，就是为了向轻视女性的世俗提出挑战，也是为了呼吁女性自强自立、以独立自由的精神和人格走入社会，担当起家国存亡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