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周贻白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家》（上下集），是“孤岛”时期一部优秀的作品。影片由卜万苍、徐欣夫、杨小仲、李萍倩、王次龙、方沛霖、岳枫、吴永刚联合导演，摄影黄绍芬、周达明、余三省、薛伯青，主演陈云裳、袁美云、梅熹、刘琼、姜明、胡蝶、顾兰君、陈燕燕、王引、韩兰根、殷秀岑、王元龙、李红、洪逗、童月娟、陈娟娟、王献斋等，中国联合影业公司出品。清末官宦高老太爷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出嫁张家，三子克明、四子克安、五子克定不务正业，吃喝嫖赌；长子克文早丧，留下三个儿子觉新、觉民、觉慧。觉新与姨表妹梅青梅竹马，但受封建礼教束缚，不能自由结合，各自成婚。觉民与表姑妹琴要好，在校读书的琴被军阀师长的儿子看中，为躲避逼婚，琴和觉民一起逃出家门。
觉慧与丫鬟鸣凤相爱，鸣凤被逼做妾，投水自尽。梅和母亲来高府躲避军阀战乱，与觉新意外相遇，二人十分伤感。觉新的妻子非常同情他们。梅归家后不久，抱痛抑郁而死。高老太爷因克安、克定等在外胡闹发病，陈姨太和克安、克定等开始迫不及待地争夺家产。觉新的妻子瑞珏因难产而死。觉新在痛苦之中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支持二弟、三弟的反抗行动，希望改造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影片紧扣原著反封建的主题，强大的明星演员阵容赋予片中的人物以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中，为了使隐居香港的胡蝶在《家》中露面，导演杨小仲建议增加一个原著中没有的人物：觉新三兄弟的大姊淑云，导演吴永刚到香港拍摄了胡蝶饰演淑云的镜头。
1941年10月2日，《家》在上海新光、沪光两家大戏院同时首映，观众趋之若鹜。《家》是继中国第一部根据新文学作品改编的《春蚕》之后，又一部电影与新文学相融合的优秀影片，获得评论界较高的评价。
四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进入租界后，将美英法等同盟国在租界内的电影院和影片公司作为“敌产”进行接管，禁止放映美英法俄等国电影，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德国的影片。1942年4月，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南京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任董事长，日本人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张善琨任总经理。
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指出：
伪中华电影股份制片有限公司利用电影胶片来源中断，南洋航运受阻和各私营影片公司由于经济困难无法继续拍片的机会，先以资金和胶片供应各公司，然后又进一步进行收买。新华公司的张善琨首先公开投敌，当了汉奸。接着，敌伪就指使他出面，在伪中华电影股份制片有限公司的投资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由“新华”、“艺华”、“国华”和“金星”等十二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伪“中联”）。从此，上海电影业就全部为日寇所侵占，成立了“表面上”是“中国人的事业”的汉奸电影。
另据香港资深电影学专家余慕云先生掌握的史实：日寇攻占上海后（即日寇进占租借后），在上海负责地下工作的国民党军统头子之一的蒋伯城和吴绍澍，分别在新华影片公司的负责人张善琨家中，召见留沪的中国电影工作人员，郑重指出，不要让敌人掌握上海的电影事业，让它像“满映”一样，大肆拍摄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的媚日卖国电影。我们要把上海的电影事业掌握在我们手里。中国人要拍中国的电影。他们又说，张善琨之和日敌有了协议，日伪将不干预即将在上海成立的联合电影机构——“中联”，一切制片事务由张善琨主理。他号召大家都参加“中联”。张善琨也表示，“中联”绝不拍摄媚日卖国的影片。当时久困在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听了蒋伯城、吴绍澍和张善琨的话，相互交换过意见后，先后都加入“中联”工作。他们加入“中联”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
这条资料，对于了解张善琨等全体电影工作者加入伪“中联”的内情，以及他们是否汉奸，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对于伪“中联”初期出品的影片，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指出：在制片方针上，日寇和汪伪为了迷惑中国观众，暂时撂下了如《东洋和平之道》那样明目张胆鼓吹侵略中国的影片，而集中拍摄了所谓以“恋爱为中心”的影片和所谓“大题材的中国电影”。
早在1938年10月，在北平举行的“日本电影的大陆政策及其动向”的座谈会上，警觉到中国观众对日本电影侵略的抵制，并鉴于“满映”摄制的“启民电影”没有市场，连日本人都不爱看的现实，日本国际映画新闻社社长川彩明确提出：“如果要以中国电影市场为目标”，“在日本电影上千万不能加上日本或是满洲的名义，最好用大题材的中国电影的姿态出现，表面上和日本、满洲毫无关系，而应当使它成为完全中国人的事业。”掌握“中联”实权的川喜多长政久居中国，曾肄业于同文书院和北京大学，是个中国通。他明白——电影不能没有观众，所以，在制片方针上他坚持摄制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娱乐片。
伪“中联”成立最初的一年多时间内拍摄的50余部影片，多以花前月下、男女情爱、家庭纠葛为题材，仅有一部典型的愚民影片《博爱》。由于日本报道部认为“中联”出品的影片对“大东亚共荣圈”的宣传不够，便重组了“中联”机构。迫于日本军方的压力，“中联”以林则徐禁烟抗英历史为题材，拍摄了历史题材影片《鸦片战争》，即《万世流芳》。和伪“中联”三家敌伪电影公司联合摄制。1944年，中联又拍摄了所谓“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的反动影片《春江遗恨》。
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指出：
伪“中联”又与伪“华影”和伪“满映”合作拍摄了所谓“提携”影片《万世流芳》，影片利用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崇高情感，打着所谓“清算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的幌子，歪曲林则徐这个爱国历史人物的形象，歪曲鸦片战争的历史，充满了反历史的观点，并且还大肆渲染三角恋爱。
1942年，周贻白编剧的历史题材影片《万世流芳》，导演卜万苍、朱石麟、张善琨、马徐维邦，主演陈云裳、高占非、李香兰、袁美云、王引，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满洲映画协会、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1943年出品。影片讲述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坚决禁烟抗英，烧毁鸦片，引起鸦片战争。林则徐的初恋情人张静娴为林则徐而终身不嫁，辅助林则徐制造解烟丸，领导广东民众组织“平英团”，抗击英军，最后壮烈牺牲。
编导该片时，周贻白与张善琨产生了剧烈冲突，周编写话剧《满园春色》（原名《春江花月》）讽刺张善琨。《满园春色》由中国旅行剧团上演后，周贻白由此遭到了日伪当局的抓捕。“幸亏有人通风报信，周先生不得不离开上海避祸。”从此，周贻白脱离了影坛。
《万世流芳》于1943年5月6日公映。不论观众还是日伪当局对这部影片均不满意。
观众对这部影片不满意，有影片观赏中见仁见智的问题。如张爱玲认为《万世流芳》不成功是伤害了观众对英雄崇拜的情感。影片以较大篇幅描写了林则徐与两个女性的情感纠葛，自然会削弱林则徐应有的爱国主义情怀和英雄形象。剧中人物张静娴终身不嫁，最后领导“平英团”抗击英军，英勇牺牲，银幕形象感人。影片中还有两首插曲：由李香兰饰演的凤姑，唱卖糖歌，在鸦片铺里劝人戒烟；由袁美云饰林则徐的妻子，做了一首戒烟歌。
日本人施压“中联”拍摄《万世流芳》，其目的是想借助这部影片清算英国侵略中国的罪恶，作为反英美帝国主义的宣传。但他们却忘记了昔日的鸦片战争与今日的抗日战争都是外强入侵中国。虽然《万世流芳》淡化了反侵略的主题，可是并没有达到日本人所要达到的宣传效果。因此，1944年，伪“华影”和日本“大映”合作拍摄了一部所谓“中日电影界合作共存共荣”的影片《春江遗恨》，编剧是日本作家八寻不二。影片描写太平天国领袖李秀成因自大和疏忽，没有接受日本武士高杉晋作的帮助，最后败在英美的洋枪队手下，导致太平天国最终失败。这部影片肆意歪曲太平天国的历史，将日本武士塑造成一个救世主似的人物，露骨地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观点。
应该说，很多中国电影人，当他们真正面对拍摄所谓“中日提携”、“共荣共存”的反动影片时，都能保持民族气节，毅然作出自己的选择。如陈云裳、高占非、刘琼、梅熹、李丽华、吕玉堃等明星都先后退出了电影圈。
1944年前后，上海话剧舞台上演了周贻白创作的《阳关三叠》、《绿窗红泪》、《灯红酒绿》、《满园春色》等一批描写普通市民生活的作品。
1949年底，周贻白毅然放弃香港的生活，返回内地，从此专注于教学和中国戏剧史学、戏剧理论的研究。
周贻白的电影剧本创作内蕴较为丰富：古装爱国题材的剧作在“孤岛”古装片中具有鲜明的主旋律烙印；现代题材的剧作反映了“孤岛”时期中低层的社会现实；《万世流芳》折射出“孤岛”消失后电影人艰险的处境和复杂的创作面貌。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台，10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