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寺和中寺是莫高窟发展史上最晚期仅存的两所小寺院，本身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它是开展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和培育敦煌美术专家、敦煌学学者的摇篮和基地。
上寺和中寺在莫高窟大佛殿（九层楼）前的南侧，坐东朝西，面向石窟，正对第100窟和第108窟，相距约50多米，石窟与寺院之间有林木及渠水相隔。寺院的规模不大，在藏经洞的发现者——王道士修建三清宫之前，莫高窟只有这两座寺院，南边的称上寺，北边的称下寺，有了三清宫之后，把它称为下寺，原来的下寺则改称中寺，中寺门前有一片不大的场地，南边与上寺之间有一段围墙，中有一座大门，可以通行大车，门额上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的“莫高窟”匾额，场地的北面有较矮的围墙，门也较小，门额上有常书鸿所长手书“西域胜迹”四字。此门之外是一片遮天蔽日的林荫之路，由此通向莫高窟北面的“三清宫”，俗称下寺。这条林荫路与周围的沙山荒漠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寺即雷音禅林，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1954年因修建寺院正面一排房屋及大门，匾额被取下来，由我经手存放于第450窟内，中寺新修的大门上改悬“敦煌文物研究所”匾额（为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题写）。寺院分前后两院，后院向北另有一门，山门有墨书“皇庆寺”三字，至今隐约可见。所以中寺的前后院实际上是由雷音禅林和皇庆寺组合而成的。最近偶读向达先生《西征小记》其中有：“……上中二寺邻接，在最南端，大约创建于清乾隆时，中寺今犹存乾隆时雷音禅林寺额；二寺俱由喇嘛住持。……三十二年（1943年）教育部收千佛洞为国有，于其地设敦煌艺术研究所，以中寺为研究所所址。”可以证明上面的回忆是对的。
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前，中寺原由马姓、全姓等三个喇嘛居住，筹建研究所时把中寺收归国有，几位喇嘛安置在第94窟北侧的三间房屋中，中寺由敦煌艺术研究所管辖之后，寺的前后两院变动不大，寺北侧的一长排牲口棚改造成为职工宿舍，一直维持到1964年才拆除，并翻建为土木结构的简易宿舍，一直使用到近年。
中寺前院是研究所的工作区域。进入山门正面有三间小殿，1947年我到莫高窟时已稍加改造用作文物陈列室，为了扩大室内面积，把前后墙向外移到檐柱之间。院内南北各有厢房五间，南厢房东面三间是常书鸿所长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办公室的窗下是常所长的办公桌，靠后墙有一小炕，炕上铺着一条新疆地毯，室内没有别的陈设。办公室外即是会议室，是两间的小房，比所长的办公室要大一倍，办公室中间放一张长桌，西头靠墙的三面是土坯砌的矮凳，长桌及土凳上铺着紫红棉布。那时单位上很少开会，每个月常所长召开一次业务会，主要是业务人员参加，大家把当月的工作成绩即壁画摹本陈列出来供大家观摩，常所长还作点讲评，已经完成的作品会后就由常所长收存。会议室里也偶尔接待一些来参观访问的客人。南厢房西面的两间于50年代以后稍加改造成为常所长的办公室。
院子的北厢房和南厢房相同也是五间，东面的三间是研究所的总务组，是集会计、出纳、文书、总务、保管为一体的办公室，每到冬天，室内安装一个铁皮火炉，炉子里主要是烧柴，炉子烟筒四处冒烟，房子里经常是烟熏火燎，室内的墙壁和顶棚被熏成了灰黑色，显得陈旧和寒碜。当时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有总务组长霍熙亮（兼）、会计辛普德、文书刘荣增、总务王晓钟、保管范华等人，西面中寺的后院就是皇庆寺。布局与前院相同，只是后殿三间地面高出其它房屋约四五十厘米。北面五间厢房是常书鸿一家几口的住宅，室内的布局至今尚未大变。常先生的几间居室，房屋既不高大更不阔绰，但是布置得雅致温馨，富有生活气息。不可否认莫高窟的生活是十分清苦而单调的，我记得我刚到敦煌的那一个冬天，每当周末的晚上常先生叫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他家里烤火喝茶，常先生善于烹调，就着炉火烙一种加糖的软面饼，一边烙一边吃，十分有趣。在这远离城乡的戈壁上，深夜还飘荡着欢乐的歌声，冲淡和缓解莫高窟寂寞的气氛，这就是当时莫高窟人的生活。我记得前不久在电视上记者访问常沙娜女士时，她曾说当时的研究所“就像一家人一样”，我也有同感。
后院南厢房的背后就是上寺，两寺之间有约五米宽的夹道，东部是工人伙房，伙房旁边有木工房。夹道中部是磨房，有一个工人专门磨面，磨面的小麦有相当一部分是莫高窟土地上自产的（一部分蔬菜也是自己生产的），这种生活颇有一点庄园经济的味道。
中寺前后院的北侧原是中寺的牲口圈，东西长的院子，北面是一长溜敞棚，敞棚后面是厚厚的夯土墙，后来利用这处棚子，加建前墙和隔墙，分隔成十一间房屋，中间一间是过道，过道的东西各五间房屋就是职工宿舍。
皇庆寺门外西面是伙房，东面是饭厅，饭厅的东面有一间库房和两间宿舍，其中一间曾住过美术家周星祥及肖克俭。这一排房屋的东面另有两间小房，前后相套，是为教授或研究员准备的，曾经住过沈福文教授夫妇（漆器工艺家、四川美术学院教授）。1950年作为史苇湘、欧阳琳结婚的新房，他们俩一直住到70年代。
这一排宿舍的中间是饭厅，它有一道后门，门外即是果园，果园的西北角是厕所。出后门向东过了水渠原有一座土地庙（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发现藏经处），后改为饲养牲口的工人宿舍（住工人达友德夫妇一家），其旁有牲口圈，所里的牛、马、驴等都在这里饲养。
现在留存下来的中寺北面的宿舍已不是当初最早的宿舍了，1964年在原址上进行了改建，但房屋结构依然是土木结构形式，房屋外观显得整齐一些，这是文物研究所20世纪60年代的面貌了。
上寺即天竺寺，其位置在中寺之南，规模与中寺相当，寺分前后两院，是传统的小寺院布局形式，单间的山门，据老同志范华的记忆，山门的门额上有墨书题写的“天竺寺”三字，门两侧立枋上有红底墨书的对联，上联写“绿水青山多妙趣”，下联“白云芬草自知心”，颇有一点禅的味道，至今字迹仍隐约可见。前院中正面是三开间带廊檐的佛堂，院两侧各有三间带廊檐的厢房，北房三间由上寺的住持易昌恕喇嘛居住（甘肃临洮人，自幼在甘南出家，清末来莫高窟住持上寺），南房三间是客房，后来也是研究所的职工宿舍。前院建筑的整体布局比后院的规格等级要高一些。
上寺后院也是上面有带廊檐的后殿三间，南耳房三间是易喇嘛的徒弟徐喇嘛生活的地方。院中南北厢房各三间，都是作为客房使用，画家张大千1942年前后就曾住在北厢房。前后院厢房之间加建了三间更为矮小的房屋，作为寺院的客房，后来都住了工人，寺院南侧也有牲口圈，东面有磨房，再往南面是一片梨园。20世纪50年代初，敦煌地方周边还有少量的土匪（国民党军队残部），为了莫高窟的安全，这里驻守着敦煌县大队的一个班，孔金同志当时是这个班的班长，他率领的保卫班战士住在上寺的房屋中，以后孔金同志复员转业就留在了莫高窟，人们继续称呼他为孔班长。
莫高窟上、中寺修建存在已经二百多年了，特别是近五六十年来，和敦煌艺术研究所及其后来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活动密切相关，虽累经修缮，但其整体布局迄未大变，如果决定进行整修，希望能够整旧如旧恢复旧观，使两座小寺伴随莫高窟的存在继续保存下去！
惭愧地在敦煌学领域中告退
白化文
白化文，男，1930年生，北京市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年，因病自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岗位上退休。与敦煌学有关的著作有：《敦煌文物目录导论》、《敦煌变文论文录》、《敦煌变文集补编》（后二者为合作）。相关论文二十余篇。曾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副秘书长。
刘进宝先生早就派我写一篇“敦煌学笔谈”，并每隔约半个月就打长途电话催促。我能充分感受到他的盛意。可是，我实在是写不出什么来。原因是，我已经很早就从敦煌学领域中撤身告退了。
我十分佩服有些学者，能在多个领域中同时或先后作出惊人的成就。我总觉得，他们是学术上的超人。例如，饶宗颐先生即是。可我只是个凡人，四处一牵一扯，便成为姜子牙的坐骑——“四不像”了。
刘先生赏给我一处说话的地方，正好借此向各位学术界先进报告：小兄弟要鞠躬告退了。趁此描一描自己的失败轨迹，供后来人批判与参照吧。
我已经在好几篇拙稿中报告过，我掺和进敦煌学领域，是从1974－1975年之间起首的。那时正值“文革”末期，小平同志第一次复出之际。知识分子的境遇有所改善。许多人蠢蠢欲动。中华书局群公北返，总想找点事干。于是，想编一套普及性的小丛书。马上找人开会。会上，褚斌杰大学长从远处伸手一指，说：“老白，‘敦煌俗文学’这个选题归你写了！”这就是小兄弟我溜达进敦煌学界的“缘起”，甚至是我侧身进入“学术界”的缘起。
那时的我，被派给一个好几进的大院子看门。据说，著名演员石挥主演的电影《十三号凶宅》就是在那里拍的，原是一座蒙古王府。晚上，我住在门房。白天自由自在，便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看书。看了一阵，茫无头绪，“敦煌俗文学”写不出来。同时，我还义务劳动，晚上在门房，慢慢地给《文物》月刊看编辑部里堆积如山的各省市发掘简报，从中挑选可用者。沈玉成学长彼时任编辑，他看我实在费劲，介绍我到周绍良先生处拜门，正式学习起敦煌俗文学来了。
周先生是很会循循善诱的。他知道我什么都不会，就把自己积累多年的一大卷剪报借给我看，这就是后来印出的《敦煌变文论文录》中的截至1949年前的那些篇论文。周先生又指导我搜集此后发表的论文，他知道我爱人李鼎霞供职北大图书馆，我们有近水楼台之便。周先生又利用他在出版界的关系，于1982年将此书出版。在当时，此书对推动敦煌俗文学的研究，起了相当的作用。
可是，我的小册子始终写不出来。除了懒惰、无能等主观原因外，我后来悟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缺乏基础，想五个手指分开抓跳蚤是办不到的。我当时的希望是改变自己的处境，找一个安身之处，所以作了多种准备，向各处探询，结果精力分散于好几方面。那时，除了《文物》月刊的差使，我还在为中华标点《楚辞补注》，主编两种中学语文参考资料，外加写小册子，搭上跑各处“求职”，外搭落实“文革”中未了事宜，哪有闲空。
及待我在北大安顿下来，才体会到在北大存身不容易，必须先做好本职工作。应该说，北大图书馆学系（今称“信息管理系”）对我可说十二分的善待与迁就，让我开有关敦煌学目录的课程，并且在职称未定（未定者称为“教员”）的情况下带硕士生。当然，我还必须开其它课，如“中国古代文学目录”、“类书”、“佛教目录”，甚至与中文系合开“古代汉语”。这些课，绝对是系里照顾我的“特长”，也就是说，看我只能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干这些活计，才勉强照顾我的。因为，有些课是可开可不开的，所谓“因人设课”者是也。因而，我战战兢兢，不敢不努力干好本职，把精力放在系里。这就离敦煌俗文学越来越远了。
我爱人和我的硕士研究生杨宝玉女士极力协助我，在周先生指导下完成《敦煌变文集补编》。我为评职称出成绩，写了《敦煌文物目录导论》，此书由讲课讲义及论文拼成。我爱人累得得了乳腺癌，入院开刀。在周先生大力施加影响下，杨宝玉得以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敦煌学目录工作。至此，自觉无力再战，我开始逐步撤出敦煌学阵地。我辜负了周先生对我的培养与期待。
在敦煌学领域中，我涉足的只是俗文学、版本目录学这两小部分中的各一小部分，而且浅尝辄止。因而，我从来不敢把自己列入敦煌学家行列之中。所有的只是一些教训，姑且举出几点，仅供初学者参考：
一点是，与百年前发轫时相比，敦煌学的领域越来越广袤，也越来越深入。大部分领地都已被开垦，并且挖掘得很深入了。初学者想学海拾贝，怕是极难的了。拾人牙慧，不算真成绩。如果迫于时势，卷入此中——也就是说，分配到某一直接相关单位，如敦煌研究院，非干不行了，那就紧跟老先生，打下手，十几二十年后自有出头之日。至于高校中作学士、硕士、博士论文，千万别不自量力，选敦煌学的题目——导师下旨者例外，有什么他给顶着了。
再一点是，敦煌学是国际显学，要打好几种外文基础，至少达到能读专业书刊的水平。英文、法文、俄文、日文，四种文字全得大致通晓——口语差点尚可。在当代，要是缺乏此种条件或者能力，学敦煌学简直学不下去。
又一点是，佛学的基础要有一些。艺术，特别是雕塑与壁画艺术要懂一点。起码得达到基本上看得懂丝绸之路上各处山洞里的事物的水平吧，那可是不容易。我到现在也没有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