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敦煌文献整理之前瞻
回顾敦煌文献整理百年的历程，前贤们取得的成绩，让我们自豪；检点存在的问题，促使我们警觉和努力。在敦煌文献整理新的百年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以下工作是应须抓紧展开的：
1．类聚
如前所说，敦煌文献分散在国内外公私收藏机构，按流水号编目，没有分类，编排杂乱；各种影印出版物也大多按馆藏流水号为序，读者利用不便。虽然有一些专题性的索引或研究著作，但往往挂一漏万，不够全面。所以以往的敦煌文献整理，多是挖宝式的，缺少整体的关照和把握。近几十年来，随着英、法、中、俄所藏的敦煌文献陆续公布于世，从而为研究者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所以对研究者来说，在研究某一专题之前，第一步工作就是要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如敦煌《千字文》写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各著录35件，《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著录42件；《敦煌蒙书研究》著录《千字文》写卷最多，亦仅47件。而据我们的普查，包括习字杂抄在内，敦煌文献涉及《千字文》的写卷达140件之多（缀合后119件），除李盛铎原藏散240、549二号及Francoise Wang－Toutain编《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注记目录》著录的P．tib．1166、P．tib．2204P1V、P．tib．4017V三件习字未见外，实见者135件（缀合后114件），其中包括《篆书千字文》2件、《真草千字文》4件、《汉藏对音千字文》2件、《千字文注》2件、《新合六字千文》4件、普通本《千字文》121件。按馆藏而言，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37件、英国原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1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56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藏34件、中国国家图书馆藏7件、上海图书馆藏2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件。只有我们把这些《千字文》写卷全部类聚在一起，分类写成定本，才能让读者对《千字文》在敦煌的流传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创造条件。
2．辨伪
敦煌文献的主体为英、法、中、俄的国家藏书机构所收藏，少部分经过各种渠道，辗转流入各地的中小图书馆、博物馆或私家手中。由于敦煌写本的巨大文物价值，奇货可居，于是便有人铤而走险，仿冒伪造，借以牟取暴利。一般认为，后一类藏家手中的敦煌写本，由于来路不一，构成复杂，存有伪本的可能性较大。所以当研究者面对这样一份敦煌卷子，他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判别卷子的真伪。只有确定了研究对象的真实“身份”，才能确知研究对象的史料价值或校勘价值，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至为浅显的道理。
判别一个卷子的真伪，除审核其来源和内容外，学术界通行的做法是从纸张、书法、印章、界栏、装潢等方面着眼作综合考察。这样做当然是行之有效的。此外，笔者想特别强调字体（字形）对于判别卷子真伪的重要意义。不同的时代既有不同的书体，也有不同的字体。汉字具有时代性。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变或提高，都会在语言文字上留下深深的烙印。汉字的写法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生变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汉字的构形甚至一笔一画都会受到时代的约束，都会带上浓重的时代痕迹。这种时代特征可以给我们提供卷子书写时间方面的许多重要信息，也是我们判定敦煌卷子真伪的最重要的手段。如敦研323号《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末有题记云：“建武四年岁在丁丑九月朔日吴郡太守张瓌敬造。”“建武四年”相当于公元497年，从题记来看，该卷可以说是敦煌文献中较早的写卷之一（日本平井宥庆认为该卷是敦煌文献中最早的《金刚经》写本，说见《敦煌と中国仏教》，东京Daitō，1984年，页23）。其实这是一个后人伪造的卷子。该卷不少字词的写法为书写时代没有疑问的其它敦煌写本或唐代前后的写本或碑本文献所未见，而是宋元以后甚至更晚些时候才出现的，这类字词包括“比邱”、“比邱尼”（“比邱”本作“比丘”，清雍正年间避孔子讳，才规定写作“比邱”）、“薩”（敦煌写本一般作“薩”）、“尔”、“弥”（“尔”或“尔”旁敦煌写本一般作“尔”，右上侧不带钩），等等。作伪者缺少唐代书体方面的知识，因而露出了马脚。
遗憾的是，以往人们在判别敦煌卷子的真伪时，往往过于侧重卷子的外观特征，而缺乏对卷子字体的内在分析，以致最后仍得不出明确的结论。今后有必要加强卷子书体和字形方面的考察。
3．定名
敦煌文献中残卷或残片的比例相当大，没有题名者不在少数，社会经济之类世俗文书卷子更是如此；即使相对完整的文本，也常有缺题的情况。虽然经过中外学术界的努力，已为多数卷子拟定了正确的标题，但题目不明或拟题可商或尚未拟目的卷子仍不在少数（《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一册俄敦3600号至第十七册俄敦19092号卷子皆未标注题目），所以为卷子定名的任务仍相当繁重。如《甘肃藏敦煌文献》敦研357号，编者拟题“字书残段”，我们经过比较研究，认定该件与斯3469号字体行款相同，为同一写本所撕裂，应皆为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残片，《甘肃藏敦煌文献》拟题不确。
又如伯3891号，原件无题，《敦煌遗书总目索引》题作“习书杂字廿八行”，《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同。但本卷所抄杂字还算比较规整，并且基本上不重复，与其它习书的写卷明显不同；而敦煌写卷中所抄杂字的写卷多源于佛经，所以我们怀疑本卷所抄难字也与佛经有关。经过反复查考，最终我们发现该卷是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的《大庄严论经》难字的摘录，所抄难字绝大多数见于该经，而且先后顺序亦基本相合，故该卷应改拟《大庄严论经难字》。
4．缀合
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敦煌文献中一个写卷撕裂成两件或多件的情况屡见不鲜，乃至四分五裂，身首异处，给整理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此前敦煌学界在写卷的缀合方面已有一些成果，但由于可以看到所有影印本或原卷的学者毕竟不多，限制了写卷缀合工作的进行，所以这方面的进展至今仍相当有限。现在随着各家馆藏敦煌文献的基本公布，我们就有可能在类聚的基础上，经过综合比较，反复比对，把绝大多数身首异处的写卷缀合为一。特别是俄藏敦煌文献，公布较晚，而其中的大量残片可能是当年奥登堡在藏经洞内“挖掘和清理”的战果，颇有从其他馆藏敦煌写本中掉落下来的碎片，可以缀合的比例更高，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参看柴剑虹《关于俄藏敦煌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敦煌学与敦煌文化》112－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未公布部分碎片较多，也会有类似情况。）如俄敦5260号、5990号、10259号皆为残片，《俄藏敦煌文献》均未定名。其实这三片都是从伯2717号《字宝》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撕裂下来的，应予缀合，如下附图版所示。《字宝》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俗语词和俗字辞典。刘复的《敦煌掇琐》、姜亮夫的《瀛涯敦煌韵辑》、《瀛涯敦煌韵书卷子考释》、潘重规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分别为伯2717号做过录文，而各家都以为伯2717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仅缺一行，今得俄敦各残片，并比较《字宝》的另一异本斯6204号，才知道原卷平声部分第十行后总共应缺十行二十条。很显然，这种比较缀合的工作只有在各家馆藏都已公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
5．汇校
汇校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把不同异本的信息汇聚在一起。敦煌文献中同一古书或文书往往有多少不等的异本，这种不同的异本会在内容或字句方面有出入，从而形成异文。由于种种原因，敦煌写本的抄写质量是不一致的，即便是最好的本子，也会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需要参考其它异本来加以纠正。而且敦煌写本不少是现存最早的传本，由于未经后人校刻窜乱，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真相，可据以纠正传本中的大量错误。所以有必要在选定底本的基础上，参考其它异本（包括传世本），一一写成定本。二是把后人的整理研究成果汇聚在一起。以往挖宝式的校录整理，质量良莠不齐，既有真知灼见，也有一叶障目的胡言乱语。这些校录成果散在各处，读者利用不便，现在在多数写卷都已经公布的情况下，应该汇聚各家研究成果，吸收表彰正确意见，对一些误校误说，也需要作必要的批判，以免谬种流传。这也是学术规范的要求。在此引录笔者主编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华书局，2008年）第八册《新合六字千文》“忧戚谢去欢招”句校记以见一斑：
此句底卷本作“忧忧戚谢去欢招”，前一“忧”字右侧旁注一“卜”形删字符号，因据删；邰惠莉《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张娜丽《〈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皆误此“卜”为“人”字，而定作改字之例，邰惠莉、《蒙书》又漏录“招”字，因录此句作“人忧戚谢去欢”；张娜丽“招”字不漏，但因原文多一字，遂又妄谓“去”字为“原卷误加”，定作“人忧戚谢欢招”，皆非是。原文“戚”当据智永本校读作“慼”，“慼谢欢招”为《千字文》原文，“忧慼谢去”即“慼谢”的双音化。上野本《注千字文》注云：“慼既去，欢乐招而至也。”可参。
类似这样的校记，既有原卷本身的客观分析，又有异本和后人研究情况的汇聚，使读者明所去取，节省了翻检原书的时间，有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上述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目前，我们正在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其中《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已经完成，并已由中华书局出版。我们相信，这项工作的全部完成，将有力地推动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和普及，为“敦煌学在世界”作出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漫谈
黄强
黄强，男，1965年生，甘肃甘谷人。198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8年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读者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副总编辑，编审。策划并组织实施了“陇文化丛书”、“敦煌学研究丛书”、“走近敦煌丛书”的编辑出版。主要论文有《赋比兴涵义的构成层次及其发展阶段的分析》、《应当提倡编辑学者化》、《编辑策划与实施》、《西部出版业发展纵论》、《创新体制苦练内功》等。
自从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之名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研究敦煌的著作渐次增多，“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也逐渐兴起。读者出版集团（原甘肃人民出版社）及所属各专业出版社作为敦煌故乡的出版单位，是全国出版有关敦煌类图书数量最多、最重要的单位之一。这些出版社在历史上就重视敦煌类图书的出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较好地挖掘和利用了这一出版资源，积极主动地编辑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敦煌学和敦煌文化的图书，形成了自己的出版优势和特色。
一、甘肃敦煌类图书出版概况
纵观读者集团所属出版单位已经出版的敦煌类图书，可以说数量丰富，种类齐全。概括而言，可以分为五类，撮其要者，列举如下。（书名后括号内为出版社名和出版时间）
一是有关敦煌原始文献的影印、校录、注释与研究。如由该书编委会、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省文物局合编的《甘肃藏敦煌文献》（8开精装，六卷，甘肃人民，1999），李鼎文校点的《续敦煌实录》（甘肃人民，1985），张鸿勋《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甘肃人民，1987），杜斗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1989），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1989）、《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1992），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1991），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敦煌文艺，1991），席臻贯《敦煌古乐—敦煌乐谱新译》（敦煌文艺，1992），王书庆《敦煌佛学·佛事篇》（甘肃民族，1995），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1997），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甘肃人民，1999），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教育，2000），李应存等《俄罗斯藏敦煌医药文献释要》（甘肃科技，2008）等。另外还有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敦煌遗书研究所合编的“敦煌文献丛书”（甘肃人民，1992—1999），包括以下六册：吴福熙《敦煌残卷古文尚书校注》，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王震亚、赵荧《敦煌争讼史料辑释及研究》，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胡大浚、王志鹏《敦煌边塞诗歌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