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这样将会使敦煌出版陷入阵地战中，逐卷逐篇的辨析，逐一归位，然后才开始工作。粗略地计算，从拍摄完成、集齐底片到进入编纂，至少要推迟10年才可能开始出版。其后果就是：1．研究者必须等候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2．这些文献（主要是俄藏）在发表之前不能被专家们研究，必然会更限于“闭门造车”的困境；3．由于长期不能出成果、生效益，无论对于中外（俄、法）双方，还是出版社内部，都会由于信誉和资金的长期压力，陷入严重的困难以至绝境，反而造成无可弥补的负面影响。
然而非常庆幸的是，在我们1990年试验小组首次赴苏工作的时候，就由于正确的判断，取得了一个决定性的、长远的成功。当时对方的专家已经按照分类的方法重新编排了馆藏，首先开始的是冗长的般若部经典，并且表示，要研究完成一部分再提供一部分，中方只能拍摄苏方已经完成研究的内容。中方小组在李伟国同志的带领下，连夜做了充分的预案，坚决要求按照编号顺序拍摄，争取“竹筒倒豆子”的最佳结果。在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的充分理解下，排除了俄方少数人保守控制的消极影响，在1992年正式工作的时候，顺利实现了当年拍摄当年出书的初步成果。如果不是坚持按照顺序拍摄，某些人就会以没有研究好为理由，使这项工作或者一开始就胎死腹中，或者半途夭折。
我们最后采用的做法是，按照原馆藏编号顺序编排。原馆藏编号过于冗长复杂、并且尚未被广泛采纳的，即给予新编编号，以便于指称；同时括注原编号，便于研究者到馆提阅原卷。在顺序编完正文以后，编制“分类目录”和“索引”、“年表”等附录，以便按照分类查检；分类方式基本采用通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类目，但适当调整了一些顺序和归属，以避免《大正藏》“小大（乘）不分”、“显密（教）不分”的诟病。并且补足了敦煌文献的一些特殊的类目。
6．充分依靠学术界支持帮助
项目启动的第一步，就是请教国内的敦煌学、文献学专家。我们请教季羡林、饶宗颐、潘重规先生，请他们进行战略评估和指导；请教顾廷龙馆长，熟悉敦煌文献的书法、纸质、装帧等版本学、书志学知识和鉴定、著录方法。请教包正鹄先生，具体了解苏联收藏情况；请教周绍良、宁可先生，请他们介绍英藏敦煌文献的编纂方法和现场拍摄著录方法。周绍良说，就用玛米亚中片幅相机，经得起长时间翻拍的考验。宁可说，每天的工作都要完成检查核对，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否则光整理照片就得再花上半年时间，我们就依此形成了“当日清”、“不可逆”的工艺流程；请教吴其昱和张广达先生，遴选最有价值的胡语文献。请教段文杰、樊锦诗院长关于俄藏敦煌艺术品的评估和编纂意见，并聘请他们为学术顾问，结合莫高窟现场校订了奥登堡笔记、照片和著录；请教彭金章教授，比对从莫高窟北区流失的文物；请教了荣新江教授，听他详细介绍了各国收藏情况，以及应重点关注的文献，厘定部分胡语文献。请教了方广錩先生，了解敦煌佛教文献的概况和分类。请教蒋忠新先生，探讨梵文文献的基本情况；请教晁华山先生了解犍陀罗石刻艺术；请教东主才让先生拟定藏文文献的定名；请教贾应逸先生鉴别吐鲁番文物。我们在博物馆档案卡片上见到“经谢稚柳、施萍婷鉴定”时，还敬畏他们高不可及的权威，但不久以后，他们都成了我们最好、最平易的老师和朋友。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得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指导和帮助，尤其是诤友邓文宽、柴剑虹、赵和平等，在批评我们“闭门造车”倾向的同时，为我们和敦煌学界的联系打开了更大的通道。而郝春文副会长的支持总是如沐春风。回想起来，十多年风风雨雨，我们有这么多老师和朋友陪伴着走来，使得我们在学术上从来也没有感到孤立；即使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之下，学术界始终最理解和最支持我们，并赋予我们无尽的力量，激发我们抗争的勇气。
7．惊畅绝艳的新发现
无论我们的记录做的多么完整，无论我们拍摄的照片多么传真，都不足以满足研究者的需要。某种意义上说，既然出版机会只有一次，我们就有可能是最后见到实物的中国人。因此，不仅要按照预案做好详尽的记录，还要善于观察，高度敏感，去发现重要的信息。尤其在当时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彩色底片只能用于最重要的拍摄；而回国以后，一旦发现最重要的文献没有彩图或者记录不确，将会是永久的遗憾。
在俄罗斯的现场工作，某种时候，我们感觉到是作为中国敦煌学界的先锋部队，不远万里，进行的“无后方作战”。现场的机会和灵感稍纵即逝，如果不能及时把握，也许就永远丧失了机会，文献之谜也将万劫不复地掩藏了自己的真面貌。譬如，克罗特科夫藏品中的一包残片，就蕴含了重要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在拍摄、制版、印刷的复制过程中将丧失殆尽，永远无人知晓。
抓住随机出现的机会，捕捉任何有价值的资料，以及做好对原始文件直观、细致、甚至具有潜在用途的信息，是我们时刻注意的问题。譬如，在1990年首次试验工作时拍摄了《赤须将军歌》写本，当时是提供什么就如数拍摄，没有原始编号；但是，不料直到1999年8月完成全部编号拍摄的过程中，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写本。幸好我们早期拍下了这个文献，补充在全书的最后部分。又如1990年拍摄了Дх．221《大乘入藏录》，但是在顺序拍摄到这个编号的时候，发现丢失了其中一折，幸好可以用早期的底片补足。
临近结束的Дх．17015—17435总共421号，是1907年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科罗特阔夫（Кротков）的收集品。科罗特阔夫自定编号为1—481号（和目前收藏的实际情况不同，很可能是因为缀合以后减少了件数）。这些材料大小不等，小到几个字，大到1．5米左右的长卷，以及比较完整的经折装折页数种。修复后的残片大多以笺条形式、密集简易地拼贴在纸板上；所有的材料被分别夹放在数个大纸夹中。在一件包袱纸上，有科罗特阔夫手书，说是吐鲁番收集品。
在这批文献中，最令人振奋的是，有半数左右的是精写底本，即版本学所说的为雕版前转印或粘贴到板片上的“上版写本”。和3世纪到11世纪普遍流行但又形形色色的写本佛经相比，这种写本，已经成功地脱离了个性化的书写习惯和习气，追求刻版印刷的通行效果，甚至在书法中体现了版刻的“木味”和“刀味”的要素。这些写本极其精到，稍不留神即可误为刻本：如在拍摄制版印刷以后，则将完全无法区别。
我们的鉴别依据是：写本的墨色比较匀整，而雕版印本则会因为木板不同部位的不同吸水率、或者刷墨不匀而出现浓淡、轻重不同的痕迹；写本着墨是从笔尖由上而下，借助墨水的重力作用，浸润较透彻，而印本着墨是从字版由下往上吸收，墨色就比较干涩，并常留下拓印痕迹；写本的笔画边缘和中心往往相同，印本则会在笔画周边留下水渍漫延的痕迹；写本的笔势相对圆润，刻本则由于刻刀的走势，硬角较多，并在笔画、线条交叉处常常会出现刀锋侵入的痕迹。
根据这些特征，我们一一进行了仔细的鉴别，并做好了现场记录。
其次，关于“大朝国庚戌年燕京弘法寺大藏经局印造”的题记，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Дх17433题记云“清信奉佛弟子＼宣差图栾参谋喜藏都通印经三藏（所）＼集善利上资＼皇化永转法轮普愿众生齐成佛道者＼大朝国庚戌（1250）年月日＼燕京弘法寺大藏经局印造记”。题记著录的“燕京弘法寺大藏经局”，是一个很有些特殊意味的机构。这样的名称，在大藏经雕造史上，可能还是唯一的，具有开创的意义。这个机构的设立，是否意味着《弘法藏》的刊刻？
元代弘法寺印本，历来被认为是对金藏的补刊。有学者怀疑《弘法藏》的独立存在，认为1285—1287年《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定，“可能在当时是打算用来刻造元代官版大藏的，但并未付诸实现。由于曾有过《弘法入藏录》的编辑，导致了《弘法藏》存在之说。”“元世祖首先是把金代遗留下来的《赵城藏》印本有毁损者进行补写，没有编入的典籍书写补入，并且对这一部分还刻了经板流通，没有提到雕造全部大藏经的事，足见《弘法藏》的存在，并无其事，所谓《弘法藏》，实际上仅是《赵城藏》的元代第二次增订本。”
科罗特阔夫材料的发现，为证实《弘法藏》的刊刻提供了实物证据。现有材料十分明确说明了关于《弘法藏》印制的时间、内容、主持人、地点和专业机构等全部要素，确确凿凿证实了《弘法藏》的存在。并且可以通过相关残片的联缀，从签条、正文、牌记等元件，勾勒出《弘法藏》版本学范畴的完整面貌。
《弘法藏》实物出现的意义，填补了大藏经刊刻史的空缺，即在元代《至元录》、《碛砂藏》、《普宁藏》之前，还有另一次大规模的国家的刻经行为，解决了元代刻经起源的重大疑问。
对于《弘法藏》的发现，主要说明在俄罗斯现场工作中，尤其应当注意对于原件的识别和记录，以及对学术需求的理解；如果稍稍大意，一不留神，重大的信息资料将会永远不为人知。所以在“新发现”的酣畅淋漓之余，也未免生起一些后怕：是否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信息被遗漏了？几乎不再可能重新翻检一遍的几率下，一个偶然的疏忽，可能沦为永远的疑问。
回想起1990年到2000年间，我们一群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编辑，年复一年地轮流奔赴俄罗斯拍摄著录敦煌、黑水城文献，每次都去国离家100天左右。青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变成了老年；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彼得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苏藏敦煌文献”变成了“俄藏敦煌文献”；我们依稀记得东方列车驰出国门时，面对西伯利亚大森林时，心中涌动的“撞沉吉野”（《甲午海战》中邓世昌语）的豪情壮志。二十年过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图书”已经出版了超过100册（其一套书的重量大约达到500公斤！），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开设专架庋藏，已然蔚为大观。200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撮合和指导下，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今北方民族大学）领导表现了卓越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勇气，开创了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民族古文献的新局面，从此，敦煌西域文献的出版，从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从小范围的单位合作走向邀集全国各族专家和国际专家的广泛合作。星汉灿烂，洪波涌起。我们已经不再只是拥有豪情壮志的年轻人了，就像敦煌学已经不再是抄录材料的时代一样；新的对象、新的范围、新的科研深度，都呼唤着新一代专家、编辑，用新的理念、新的方法和新的奋斗去拓展、实现。
王尧2005年欣闻《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即将出版，即热情洋溢地表示祝贺和支持：“海外归来，奉到大札，得悉西北民族大学与你们合作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的全面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的重大工程，夙愿得偿，无限欣喜。自上一世纪六十年代起，在先师于道泉（伯深）教授指引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艰辛备尝，成绩不大，因为个人才智不足，环境条件亦颇困难。如今国运昌隆，人和政举，你们趁此良机，大展宏图，谨申祝贺；罗常培教授生前名言：‘但求有成，不必成功在我！’以此表达微忱。”
从王尧先生的鼓励信札，至今又过了多年。这段时间中，我们已经顺利出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7册，即将开始出版《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不能说扬帆远航已是“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势，但走过100册的历程，毕竟不是筚路蓝缕的时代了。
我并没有非常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我深知自己的浅陋，无堪于担当如何的重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还是那句老话，“本人何才何德，得以去继续完成大师们的事业”。但是，在中国敦煌学、西域学兴盛的时代，在各种历史因素的风云际会中，在连续三届领导的支持下，造就了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的这样一个历史平台，使之成为国内外著名的专业出版群体，它本当继续完成更多的、更为伟大的事业。造就这样一个群体需要综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诸种因素是多么不容易，要完成全部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的出版，更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偶然地被推上了这个岗位，并坚持到了最后一个、最后的时刻。回望还有无数的任务没有完成，对于学术界，我永远是无尽的歉意，三致意焉而不得安宁。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等再尽绵薄之力，只为继续找回迷失海外的游子——许许多多仍然是那么使人魂牵梦萦的敦煌西域的文献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