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俄藏敦煌文献》同时开展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出国前的大练兵，学术和技术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考验。比如，我们考订出的第一个卷子是上博27号，卷尾题“阿恕伽王经卷第十一”，但是《大正藏》中并无此目；当时我们的佛教文献知识极其有限，甚至对于工具书的使用也非常陌生。我们首先通过《佛学大辞典》了解了“阿恕伽王”是“阿育王”的异译，然后核对了《大正藏》中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2043号《阿育王经十卷》、2044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终于勘同出其文为2042号《阿育王传卷第七》的一部分。这种考订水平和办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就是这样，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怎样通过主题词寻找经典依据，利用语言特征甄别《大正藏》的勘同文献。又如，上博附2号传世品，题签写“唐写本佛告比丘鬱单越经”，以此定名的有“西蠡”、“吴云”、“过云楼主人”、“退楼”、“顾子山”、“王芑孙”、“程瑶田”、“畅甫”等多人，其中程瑶田还是和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齐名的经学大家。但是，正如陈援庵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所说，乾隆时期学术家对于佛教文献不甚了了，所以《四库全书》释家类编纂了无头绪。此卷的传世定题是根据首行定下的名称，是历史上对于书法作品定名的行业习惯，不能达到文献学要求的具有充分依据的标准。我们首先查检了《佛学大辞典》中“鬱单越”词条，知道了它是小乘部的内容；再检索《大藏经索引·阿含部》，终于确定为“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鬱单越品第二”的文字。这个经历现在看来同样幼稚可笑，但却使我们知道了怎样使用工具书，怎样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去比定一个敦煌残卷。
我们还在编辑室中讲解大藏经的分类结构特点、教判经义特点、文字叙述特点、翻译时代特点等；我们配置了16册的《大藏经索引》，但是如果不能判断残卷归属于哪一个部类，就只能每一册都去记录下几十个页码，然后几十上百地到《大正藏》中去翻查。有些编辑是通过这样的死功夫锻炼出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分析理解内容特征来作出比较直接的判断。在大藏经光盘盛行以前，逼迫着我们翻烂了《法宝总目录》、《大藏经索引》和《佛藏子目引得》等许多工具书。我们经常说的是：“我辈何才何德，堪当罗振玉、王国维辈大师做的敦煌文献发布工作，岂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百倍努力不可得其什一。”日常比定工作，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异同印证文句之际，常有因一字之羡余，或一言之缺少，亦须竟置此篇，别寻他品。往往掩卷踌躇，废书叹息。故即此区区检阅之机械工作，虽绝难与昔贤翻译诵读之勤苦精诚相比并，然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为外人道者也。”
4．对外合作的风风雨雨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最高社会科学奖奥登堡奖、法国铭文和美文奖获得者孟列夫教授对我说：“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是热爱中国；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为了和中国做买卖。”年轻时长期生活在哈尔滨的著名汉学家丘古耶夫斯基，走出乌鲁木齐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到了祖国。”西夏学专家克平教授幼年住在天津，重返时和昔日邻居抱头痛哭。而克平的母亲生前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慨然地说“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而不是“我在中国”怎么样。这些外国专家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所凝集的热爱中国的感情，是我们和外国合作的最为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合作编纂的出版物，也是他们汉学研究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成果。所有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只有在中国出版了、被中国学术界认可了，才是经受了最终的检验。
合作需要对等、均势、互利，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外国方面的合作者，是该国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希望对话者也是专家。唯一的办法是扬长补短、显示自身的实力，才会得到尊重和重视。你怕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学者，他也怕你在中国土生土长，对于汉学和汉学研究的知识更多些。在平时觥筹交错中，谈话中，这些掂量和考试就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你通过了考试，他就信任你；通不过，就觉得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除了知识，还有个人品质。我们经常能够帮助俄国、法国的专家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就使得双方真正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比如，一位著名的法国专家对一篇汉文古文无法断句，我们发现是一篇词作，就按照韵脚断了句，并找到了词牌；我们在拍摄著录卡片的过程中，每天都纠正俄方目录中的错误，俄方专家都仔细地记录下来；俄方专家询问敦煌文献中的《阎罗王经》和大藏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告诉他那是另一种同名异书的文献；有人说“圆通殿”里供养的是释迦牟尼，我们告诉她“圆通”是观世音的名号；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禅宗，也讨论普希金。吟诵中国古诗，也同唱俄罗斯歌曲；喝伏特加，做中国菜。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细节，都互相交流学习，真正成为十分信赖的朋友。
但是，天空并不总是晴朗。国外的东方学专家不乏披荆斩棘的斗士、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有识之士；但也有一些怀抱某种狭隘心理的人，竭力阻挠本应属于中国的敦煌西域文献的公布；他们说“材料全部公布了，我们以后研究什么？”所以不断制造理由，阻挠中国专家阅读研究，阻挠工作小组的正常拍摄著录；甚至无视合作协议条款，单方面中断提供资料。1999年，在是否同意出版Дх12910－14156号马洛夫（S．Ye．Malov）于阗收集品的问题上，由于研究所内意见分歧，召开了东方所学术委员会会议。我受克恰诺夫所长的邀请，列席陈述关于保持学术完整性和遵守协议完整出版的理由。我陈述了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的合同，正如《编辑体例》中第一项所述：“本书收录范围，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以及被收录于敦煌文献中的其他文献。”但是被粗暴中断。孟列夫准备了书面发言，支持我的观点，强烈声明“如果不能完整出版，将是俄罗斯科学界的耻辱”，然后愤然退出会场，并把他的发言稿交给我。我想，那是让我向中国朋友转达他的态度。那一天，在俄罗斯电影中通常出现的忧郁的灰调天空下，我从东方所出来，没有直接回到冬宫工作现场，而是绕道到古运河边的酒吧，喝了一杯苦苦的咖啡。我只能这样来修整自己的心绪。不能把我的愤怒或激动传染给我们的工作小组，不能因此而减缓他们紧张的拍摄工作。我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先驱者被拒之于西方图书馆之外的悲壮心境，体会到从他们到我们之间几代人薪尽火传的奋斗和艰辛。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孟列夫的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是克恰诺夫反复朗读李国章社长传真中“行百里而半九十”时表示的赞同和惋惜。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克恰诺夫在会后提出，建议我们出版东方所收藏的藏文文献。我们已经了解到，那是200多件同样内容的《无量寿宗要经》，而唯一不同的是抄经人或者供养人，已经在萨维斯基的藏文文献目录中公布。我们感谢克恰诺夫的好意，但是，用我们有限的财力、人力应当做的事情，应当是国内外学术界望眼欲穿的最重要的事情。
5．具有战略意义的编辑体例
敦煌西域文献的编辑出版，必然是需要深度介入。一方面，作为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显学”，一些热点文献会被重点研究，会有许多的学术成果可以被参考；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普通文献或者难点文献，却未被著录、没有参考资料。如果由图书馆来完成研究和交稿，限于条件，不知猴年马月；如果请第三方专家研究定题，通常会由于和出版社立场、视点、目标的不同，而久拖不决。所以，以出版社编辑为主体的对编纂工作的深度介入，就不可避免了。
（1）选择出版和完全出版
在《俄藏敦煌文献》的编例中，首先一句话，就是“本书收录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之全部敦煌文献，以及被收藏者列入敦煌文献编号的其他文献”。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的编例中，也有同样的叙述：“本书收录范围，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由伯希和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收集的全部文献，以及在新疆库车等地收集的全部文献。”虽然，《俄藏敦煌文献》中有着为数不少的残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已经有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流通，迫切感有所缓释，但是，回想起中国的学者专家包括王重民先生，到西方去取回敦煌文献的“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也几乎可以用“前仆后继”来形容，我们亟待敦煌文献文物能够回归祖国，但是在此尚有时日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放过任何一个残片通过出版回归的机会；另外，出版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财力，需要有各种综合条件的配合，机会也许只有一次，也许是稍纵即逝的。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做一个选本，也许，再想要出版昨天没有重视而放弃的东西，不知要付出多少倍数的努力，甚至将会永远失去了可能。
关于俄藏敦煌文献，除了Дх12910至Дх14156马洛夫（S．Ye．Malov）于阗文献，我们穷尽了其他可能找到的所有写本包括残片；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原先编入伯希和汉文文献的写卷，因为有藏文写经、题记甚至少量点批，被馆方抽出编入伯希和藏文文献序列，因其实际情况是以汉文为主、并且原来就在汉文文献的连续编号中，我们将其悉数抽回补入。这样做最大可能保持了资料的完整性和容量，也提升了本次出版区别于业已行世的缩微胶卷和《敦煌宝藏》的超越之处。
（2）只出编号和列出标题
早在筹备工作阶段，对编辑方案就有两种设想，一是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做，对每一文献进行考订，比对出文献的原名和在《大藏经》中的位置，其缺点是可能会拉长出版周期；另一种设想，是按照文献号编排，不出标题，可以省却大量的学术性工作，即减少学术成分，以求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其缺点是降低了出版物的学术水准。后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张弓先生来信，说日本方面准备在我们的没有标题的书出版以后，由日本专家加上标题后再重新出版一次。我们受到极大的震惊，“置之死地而后生”，“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真正按照国际标准和学术规范去做，才不至于辱没了这一庄重的使命，出版物才能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以自己的力量为基础，保持和发展同学术界的联系，尽量采用最新学术成果，坚持按照国际标准来进行出版。
有一段时间中，我们的做法被学术界严厉批评为“闭门造车”，希望我们敞开大门开展工作；从1994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新疆召开的出版会议之后，听取了敦煌学界的普遍建议，和国内敦煌学界的合作有了较大的改变。首先是从民族古文字入手，寄送国内通晓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的专家帮助解读和定题；以后又扩大到各种特殊的文献。许多专家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为我们提供资料和信息，使我们得以聆听他们的意见、吸纳他们的成果，并为许多专家提供了查阅、复制的方便。
（3）分类编排和按序编排
在筹备阶段中，我们就编排方法问题听取了广泛的意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一种是主张分类编排的意见，利用现有的学术成果，对相关、相近的材料进行归类、缀合、比对和研究，当然会十分便利读者的检索和使用。但是，这样做会有几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首先是，分类编排必须在读完所有的文献之后、哪怕一个可能定名的最小残片穷尽以后，才可以开始进入编纂，否则必然会不断有经过重新认定的材料要插入到分类序列中去；如果已经完成了正编，就需要不断地补遗、再补遗；如果插入序列是开放的，那么，就要等待最后一个残片研究完成，而这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
其次是，有些类别归属的互相穿插交替重叠，将使一些文献极难归类，即使勉强归入了某一类别，也会因为个别使用者认识的不同而不能取得认同。有时同一编号中，正、反面是不同的内容，有些会包含几十个佛经或咒语的内容，将会分别归入不同的分类，不仅是无法对其进行细微的分别，也人为地割裂了同一写卷中各种内容的联系，主观臆断地将今人的看法强加给历史文献的群体组合，根本颠倒了材料的客观主体性而“削足适履”，是一种粗暴的改变。并且即使从当时敦煌目录学发展的水平，也没有信服地完成科学的、可操作的分类纲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