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深感在敦煌学上想要有所成就，不是一件易事。首先，如前辈学者所说，要具有魏晋隋唐甚至宋代的深厚学识；其次，要熟悉数量众多的敦煌文献、文物并具有敦煌学的基本学识；第三，不仅要了解国内以往学者的研究，还要了解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单就掌握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来说，由于日文书籍的昂贵和国内难于查找到日本学者的论著，加之日文阅读的障碍，要做到这点难度就相当大。我们有不少优秀敦煌学论著，它们大都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之作。
目前国内学风浮躁，时见一些未用多少功力之作，所论不深，缺少创见。一位日本学者曾对我说，他们有时在书刋目录上发现国内某文，从题目看很有意义，但当他们费了很多精力找到后，却发现无甚参考价值，非常失望。更有甚者，抄袭或变相抄袭，也时有发生，尤为学界病害。
目前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重专著、字数，不重学者的研究在学术领域究竟有无真正的建树、有多大建树。日本一些著名学者的代表作，往往是他们一举成名的研究论文，并非一开始就是专著。我常向一些年轻学生推荐学习周一良先生的《说宛》，这是一篇仅三千多字的短文，却解决了日本一千多年来从未弄清楚的日本古汉文文书中大量的“充”字为何会变成文义难通的日本汉字“宛”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就是日本古代传入的唐人张鷟的小说《游仙窟》和日本僧人圆仁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原写本上可能是草写的“充”，其下部近似“死”字，与“宛”字的写法近似，日本后世的传抄本和近代的校录排印本，都抄、录作“宛”字。周先生从敦煌卷子和其他唐人及日本古写本上发现，充字的写法相同，始确定日本古汉文文书中的“充”字写法，是传袭自唐代，原字并非“宛”而是后世的误读。周先生此文发表于1989年，是为纪念陈寅恪先生而作，文末说：“不贤识小之讥，诚知在所难免；读书须先识字，遗训实秉先生。”（见《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1995）当初我未注意阅读，直到1996年初接到一良师赐寄新出版的《自选集》，才认真拜读，令我受益匪浅，极为佩服。
后来我去看望周先生，我对他说，您这篇短文，只有像先生这样学贯中日古今历史，又具有很高敦煌学和汉语、日本语言学造诣，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这不只是“发东文‘宛’字小小之覆”，而是发东文千载之大覆。我告诉他，不仅文章所说日本几本汉文古籍如此，日本大批官、私、寺院古文书中的“充”字，也大量在排印本《大日本古文书》中被误录为“宛”字。日本有那么多语言学家、古代史家、汉学家、敦煌学家，那么多日本语大辞典，竟长期未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不敢说非常熟悉敦煌文献，但至少是有一定的了解，还到英、法看过不少原件，却在过去研究日本古文书中，仅对其中的充字写成宛字感到困惑，从未将它与敦煌的写本联系起来思考。周先生说，此问题几十年前他就注意到了，直到写此文的前几年，才从阅览敦煌卷子和其他日本古写本中感悟出来“充”误为“宛”的原因。
以周先生之博学，一字之辨，尙积思数十年始能释疑，其治学态度、方法的严谨和考据涉猎之广泛，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典范。我们要在敦煌学研究中取得真正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重要成就，就须要继承、发扬像周先生这些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精神，认真积累较广的学识，在坚实的基础上探索新问题。
三
敦煌文献分散收藏国内外和多语种、内容广、数量大的特点，决定了敦煌学既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又具有与其他一些学科密切相关的多学科性；既是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古代世界尤其是古代东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遗产。敦煌学的特殊性和多学科性要求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识和相互合作，而它的国际性，则不仅需要它的发源地中国学者发挥自身的优长和积极努力，更需各国学者的广泛国际合作。我们目前虽从过去敦煌学百年发展历史中对此有所认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并非都给予充分重视。
特别是年轻的学者，往往忽视此点；不了解国外的收藏情况和学者的研究，却轻率地对一些事情作出判断和高估自己的成果。例如，《英藏敦煌文献》刚出版时，在一次会议上，有位学者以很权威的口气向我们质疑，他认为已有英国的缩微胶卷，有些文书的录文都出版了，完全没有必要再出版影印的图版本。我当时就告诉他，英、法缩微胶卷中的社会文书部分，据我们放大的全部照片统计，都有约三分之一不清楚；英国国家图书馆还有一批从未公布过的文书，原印度事务部所藏古藏文文书中的汉文文书和大英博物馆所藏绢纸画上的汉文记载，都不在那批缩微胶卷之内。他听了之后，才无话可说。又如敦煌文献中许多难识读的文字，这需要很熟悉敦煌文献和一些专门的知识，即使如此，学者之间往往也是见仁见智。但有位学者就曾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有某些文书，以前的学者都认错了，只有他现在识读的是正确的。这种态度是非常危险的。记得多年前，有两位学者为一件文书上的几个字，长期打笔墨官司，一说是原文书上有的，一说是今人添加的。
后来查阅原件，证明确是文书原有的。笔者研究籍帐文书多年，有的也在英、法重核原件，对于某些文字，也不敢轻言前贤的识读都是错误的，仅能说也可能是另一字。至于敦煌文献中一批尚未确定其性质的文书，更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研究。例如，吐蕃时期和晚唐五代时期的一些籍帐文书，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手实”文书公布前，我们并不清楚它们的性质，有了“手实”文书的研究后，我们才能断定它们是籍帐类文书，可以完全肯定其中的“户状”是“手实”性质文书。
我之所以强调国内、国际学者、研究机构的合作、交流对我国敦煌学发展的重要性，是从过去我们的研究曾因此一度落后的教训而来。时至今日，我见到有的敦煌学历史的论著，仍未准确地评介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例如，最近见到一篇详细介绍百年来敦煌研究成就文章，它提到了台湾的《敦煌宝藏》，国内出版的《敦煌大藏经》等，却只字未提及近十年来国内几家出版社陆续出版的英、法、俄和国内藏的敦煌文献图版本和诸多学者分类点校的优秀的录文本。日本学者的成就，仅列举了《西域文化研究》、《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讲座敦煌》，说明对日本学者在敦煌学上的许多重要贡献，基本上不甚了解。在21世纪的今天还出现这种情况，对我国敦煌学的发展不是有益的。前面我已列举了一些了解国外研究的重要性，这里我想再举一例。在我为某辞典撰写的籍帐类辞条中，曾列一西晋至隋唐各时期划分男女各年龄段的“丁中制”表，出版社转告审稿意见，认为内容有误，建议我参考某辞书修改。后来我吿知他们，此表是据日本著名学者铃木俊的《唐代丁中制研究》而制，就我个人所知，在此问题上，至今还未见有超过该文的研究。
目前我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已经和国外学界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合作关系，我们应当继续扩大这些联系。从体制上，各学术单位和学术研究经费的使用，应放宽学者申请出国考察的审批条件。在人才的培养上，要培养能分别掌握英、法、日、俄等不同语言的学者，及时将国外学界的研究动向和重要成果介绍到国内，也能经常将国内的研究成果向国外介绍。在这些方面，我国有些单位和学者，已积累相当的经验和成绩，现在应总结这些经验和成绩，相互协作，资源共享，统筹安排，制定发展我国敦煌学的近期和远期的战略性规划，以期用有限的人力、财力，通过国际合作，取得最佳的效果。
最后，我想特别提出要充分关注当前敦煌学国际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即数字化技术在敦煌学研究中的日益广泛的应用。敦煌学的发展历程中，现代科技的应用，都曾起了重大作用。上世纪50年代西方缩微技术的发展，才促进敦煌文献研究的方便和普及，而日本学者由于首先帮助大英图书馆制作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使他们能较早地在敦煌学上取得许多新成就。近几十年，数字化技术发展迅速。记得十多年前，大英图书馆的吴芳思博士和魏泓博士携带一笔记本电脑来京，当场向我们演示在电脑上显示敦煌文献彩色图片的放大、缩小及各种研究资料的快捷检索功能，令我们甚开眼界。她们当时说，拟计划建立敦煌学网站，要将全部敦煌文献放在网上，供世界各国学者足不出户，就能远程方便访问、下载。她们甚至说，今后不需要耗费大量物力出版纸本图书，只要上网查阅或刻录CD光盘就行。以后，大英图书馆在英美一些基金会资助下，成立“国际敦煌学项目（IDP）”，魏泓博士主持，正式启动建立敦煌学英文网站工程。多年后，他们又与中国、法国等收藏单位建立合作关系，我国国家图书馆也建立敦煌学中文网站。
据最近魏泓博士来信告知，目前已相继建立英、中、法、德四种文字的敦煌学网站，并将其范围扩大至包括西域文书、文物、遗址，拟将近十万张照片上传至网上。他们现在所作工作，似多偏向文物的修复、保护方面，至于研究方面，可能在今后逐步加强。今年他们拟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敦煌学会议，对此前的工作做一总结，并商讨今后的发展计划。据我所知的情况，由于这些网站公布的文献数量有限以及其他原因，还不能完全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但从未来发展趋势来说，无疑是敦煌学研究手段、方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宽带传输技术的进步，大容量低价格存储设备的普及，即便是高达几个G的一部数百页图集，也能用PDF等网络传输文件方式方便快捷地发给对方。一些文书及其录文、相关研究，完全可以在网上实现用视频或文字即时交流、讨论。利用一些单位建立的敦煌学数据库，可以快速检索国内外的资料。
个人也能建立自己专用的数据库，刻录保存所需大量敦煌文献图片，并对文献进行任意的分类和比较研究。目前国内一些研究单位已重视敦煌学数据库的建设，我希望在这方面也要多开展国内、国外的合作，并向所有研究者免费开放。如果我们国内能够相互协调，分工合作，资源共享，联网建设强大的开放性的敦煌学网站和相关数据库，必将对我国敦煌学的发展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并为国际敦煌学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