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文献》出版时，不少人反映定价太高。在一次会议上，我解释了价格高的原因。本书在英国拍照时所用的胶片，是特别从德国订购的一万多张专用于拍摄文书的120黑白和彩色大胶片，而非普通的135小张缩微胶片，其价格远高于国产120片。拍照相机的专用镜头，也是在英国高价购置的。为保证印刷图版的清晰度和高质量，每张图片都是用制作彩色图片才用的电子分色机制版，其印制成本远比用放大的黑白照片制版高数倍，一些在原文书上都不易识别的字，经电分机处理后可以看得更为清楚。我还告诉大家，不能仅看出版社投入的印制费用，还要看前期投入的经费。为支付工作组在英国进行的两次长达半年的拍摄费、食宿费和部分文书修复费，支付英图八次分别补拍各卷漏选、漏拍的几百号文书的费用，除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中国社科院资助十多万元外，英国方面也花费了六七十万元之巨。当时《英藏敦煌文献》的价格比国内同类图书价格看似高一二倍，但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是很便宜的，我在伦敦书店看见国内出口图书的售价，一般是国内价格的6～10倍。此书出版后，仅国外初期的预订数，就近200部，大出出版社的意外。此书出版发行的成功，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除国内各报刋、电视台纷纷报导外，英国驻华大使唐纳德和夫人特邀请北京文化界著名人士100多人，在英国使馆聚会，庆祝中英合作成功出版此书。后来此书相继获得中国图书学会中国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一等奖、装帧设计奖等多项奖。
《英藏敦煌文献》出版的成功，引起国内出版界的重视。特别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积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相继出版俄藏、法藏、北京图书馆藏及各地散藏敦煌文献，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没有系统、完整、优质的敦煌图版本的历史，改变了西方一些学者认为只有日本才具有出版国际水平图版本的观念，为我国敦煌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也为我国出版界博得国际赞誉。尽管包括《英藏敦煌文献》在内的各书，由于各种原因，存在漏拍、图版质量不一、定名有误等等诸多问题，但它对我国敦煌学的重大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当我们回顾敦煌学的百年历程时，都不应忘记应该感谢曾为敦煌文献图版本在我国出版付出巨大辛劳的中国出版人。
二
我国敦煌学要有很好的发展，除应做好敦煌文献、文物的整理、调查、考证等基础性工作外，就是要从各学科和社会历史、文化的方面，进行有开拓性、创造性的研究，我国应有一批出类拔萃、站在学科前沿具有国际影响的优秀学者。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特别是30－40年代，在老一辈学者的艰辛努力下，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在不少方面领先于外国学者。但在5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期，如前述国际、国内环境下，除在石窟考古、壁画研究，以及文学诗词文书、文献编目等方面有较大成就外，在很多方面是落在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之后。记得当年国内讨论均田制、租庸调和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十分热烈，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但是，正是在此时期，日本学者却在敦煌学研究上，取得长足进展，他们结合大谷文书的研究，出版一部部鸿篇巨制，将敦煌学的研究从传世典籍、文学的研究，扩展至社会历史的研究。这些研究，对魏晋隋唐历史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均田制的研究，它被日本学界称为在“东方学”中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而我国学者的均田制研究、讨论，却不知道日本学者在敦煌户籍文书和大谷文书中的给田、退田文书研究上取得的重大突破。甚至到多年后的80年代，我国有学者还根据户籍文书上的永业田数，来研究古代种桑业在土地占用上的比例；有的仍将户籍登记人名下的“空”字，望文生义地解释为是“逃亡”。
在发展我国的敦煌学上，要改变一些旧的“敦煌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门户之见。敦煌学发展到今天，已远远超出旧的“敦煌学”范畴和研究方法。有学者说：“不要孤立敦煌学”，“不要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态度对待敦煌学”，正是指的这类问题，是非常正确的。我们不能仅将敦煌石窟考古、壁画研究和敦煌文献的具体研究视为“敦煌学”，其他从各学科，尤其是结合社会历史、文化进行的研究，就认为不属“敦煌学”。当我们思考新时期我国敦煌学的发展问题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和各学科进行更深入、广泛和高层次的研究，应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重要的发展方向。
我国自80年代以来，由于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和敦煌研究院等许多专门研究机构，敦煌学发展十分显著，不少论著具有较高的国际水平，涌现一批成就卓著的学者。敦煌文献图版本基本上全部出版，重要的敦煌文献大多有较佳的录文本，敦煌壁画和流失海外的绢纸画也多有印制精良的图集，这都为全面深入开展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良好条件。我不赞同两种见解：一说我们现在还没有人能超越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一说老一辈学者的研究已经过时。我们应历史地看待问题，尊重、肯定前人的贡献。就个人的学识比较而言，前辈学者知识的渊博，我们今天能够企及者确实不是很多；他们当年有些研究，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但今天的研究条件已完全不同，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应当说已大大超过了既往的水平。但是，也应看到，我们还缺少根据敦煌文献、文物的研究对社会历史问题研究有重大突破和显著影响的著作。多年前我曾提出，类似敦煌文献的录文之类的基础性工作，应统筹规划，避免重复，将更多的力量投入深层次的敦煌学研究。我们现在一些研究课题，范围越来越窄，不仅对敦煌学其他领域的研究很少了解，更越来越脱离与社会历史相结合的研究，有的甚至存在无意义的繁琐考证倾向，鲜有从研究中抽象至理论层面上的比较深刻的阐述。
例如，由于研究范围狭窄，不了解唐代制度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导致一些录文的注释，常有不准确或错误之处，仍据早已证明是错误的历史记载作注释。近百年来敦煌学取得诸多丰富成果，由于我们缺少结合社会历史重要问题的研究，缺少将敦煌学成果整合、提升为能向其他学术界普及的有影响著作，其中许多重要成果很少为其他学术、文化领域的研究者知晓和采用。有部历史辞典要出修订版，编者请我对其中已出版的唐代分卷提意见，我看后发现有关唐朝法制和籍帐类辞条，许多都解释不准确和错误，基本上没有吸收中外敦煌学者在这方面的成果。这还是一些唐史学者撰写的，至于其他一些专史性研究著作，类似的问题就更多。日本学者很早就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法制文书，对唐代法制史的研究取得许多重大成就，而国内的中国古代法制史著作，仍长期仅据《唐律疏议》研究唐朝的法制，并误认为当时的法制体系是“以刑为主”。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存有唐朝诏敕原件，我国和日本学者都曾利用这些文书，对唐朝诏敕制度做了大量研究。但在近二十年来拍摄的大批以唐史为题材的影视剧中，常见将明清时代的“圣旨”及其格式用在剧中，张冠李戴，完全不符历史，编导者们多声称请有研究唐史的学术顾问，却不知为何长期未有改正。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关于唐代思想史的论述，大多仍限于传世史籍的记载，对于敦煌文献中表现丰富社会思想的变文、诗词、斋文、愿文等，基本上没有涉及和研究。在我国古代书籍史方面，近一二十年出版的中国古代装帧史、书籍史、出版史等著作，仍多沿袭旧说，认为线装书是从唐代纸卷中的蝴蝶装发展到宋代才形成的，而锁线装即所谓“洋装”书，是在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当我告诉一位装帧史研究者，蝴蝶装、线装、锁线装等诸多装帧形制，早在敦煌文书中都同时就有时，他既震惊又非常振奋，说这不仅会改变对中国古代的书籍历史的认识，也将改变对世界书籍历史的认识。
显然，积极普及敦煌学成果，更深广地结合社会历史和其他学科进行研究，不仅应是我国敦煌学应当重视的研究方向，也是我国敦煌学者应尽的历史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