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战后,从敌机残骸中找到了飞行包、机号和一枚证章。证章上面刻着:美国空军第4联队第334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乔治·戴维斯是朝鲜战争中的第五位王牌,总共击落飞机14架。
美国空军一直不承认是被志愿军击落的,他们认为一定是苏联人干的。连苏联空军,也将击毙戴维斯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
其实,苏联空军当时就知道是志愿军飞行员张积慧击落了戴维斯。因为戴维斯尸体及座机遗骸仅在张积慧伞降地点的500米处。
2001年,前苏联空军将领撰文证实,是张积慧打下的。
戴维斯被击毙后,美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在一项特别声明中承认,戴维斯被击毙,“是对远东空军的一大打击”,美国空军是在“和一个厉害而熟练的敌人作战”。
美国国会因此大为震动。参议员、共和党头目勃里奇在国会会议上大发雷霆说:“以目前这样方式进行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绝望的战争。”
不久,美国双料王牌哈罗德·爱德华被志愿军飞行员韩德彩击落,并活捉。
被活捉后,爱德华提出要见见击落自己的对手。当韩德彩出现在他面前时,他怎么也不相信自己这个有着3000小时飞行经历、击落过10架敌机的美国空中英雄,竟是被总飞行时间不到100小时、年仅19岁的毛头小伙子击落的。
爱德华高叫:“No!No!不要开玩笑!”
韩德彩讲述了击落他的经过。爱德华听得双眼发直,沮丧地抱住自己的头,嘴里喃喃自语:“不可思议。”
爱德华被击落,同样震动了美国。美联社报道:“美国第一流的喷气式空中英雄,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在4月7日的作战中失踪了。”
志愿军空军出击,使美国空军士气大受影响,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远东空军“对未来的前途感到畏惧不安,有焦虑胆怯、大难临头和不知所措的心情”。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感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当然,除了空军,对美国飞机威胁大的还有高炮部队。
高炮部队在抗美援朝防空作战中,共击落美机2335架,击伤7512架。
就是说,绝大多数美国飞机是被高炮部队打下来的。
如何解决“守”的问题
打运动战、游击战,中国军队经验丰富,那是特长。
而打阵地战,中国军队却很少做。
即使偶尔打一次阵地防御,也多是战术层面的,是为了全局和整体成功而进行的“点”上防御。
为什么?
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自打出生,就没有打阵地战的身体条件,一直是弱的一方,打阵地战,在人家的大炮、坦克面前,根本不是对手。
第五次战役后,战事胶着在三八线附近。
能不能守住?这个问题开始上升为志愿军将领、解放军首长乃至毛泽东思考的一个战略问题。
开始,凭着一股子气,中国军队似乎能守得住,但守得勉勉强强。因为,在美国军队数十倍、百倍的强大火力优势面前,虽然能守住,但也给据守在前沿野战阵地的志愿军部队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就是说,即使能守住,也要吃很大亏。
吃亏,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历史上是很少有的。
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特点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反正不吃亏。
这可怎么办?
守的问题,让志愿军将帅们烦恼不已。
“宁攻三座山,不守一座山”,成了志愿军将士心理的真实写照。
美国军队善火力,中国军队善运动。
打运动战,好办。打阵地战,你就在阵地上,怎么运动?往哪里运动?
先看看美国军队怎么打。
据测算,杨得志的第19兵团,在进行阵地防御战期间,联合国军向他们共投掷了778万发炮弹。
778万发炮弹,要用5.1万辆汽车或4400节火车皮才装得下。
5.1万辆汽车,我的老天!
杨得志兵团的作战科长余震,爬上一个叫老秃山的阵地,划了一块1平方尺的地方,竟拣出了大小弹片287块。
这样的杀伤密度,不要说人,就是蚂蚁,也很难存活。
这样强的火力,志愿军部队阵地不但寸草皆无,生物不能存活,就连坚硬的花岗岩石头,也被炸成了深可没膝的沙状石粉。
战士们走在阵地上,松软的焦土陷到脚脖、陷到小腿。
杨得志回忆说:“我们的阵地最好认,哪座山头、哪块高地光秃秃的,哪里就是我们的阵地。”
那还怎么防御?
数百倍于志愿军的美军火力,给向来智慧的志愿军将士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开始,为躲避美军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士兵们在阵地上挖一个个单人防炮洞。
这些洞形如猫耳,被称为“猫耳洞”。
由于美国军队的炮火太猛,志愿军士兵们就把洞挖得很深。
这样左挖右挖,就将相邻的洞子连了起来,成了马蹄形状的坑道。
这些简单的坑道,其实不新鲜,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与国民党作战时,就这么干过。
但与美国的强大火力相比,这些坑道的防御能力显然不够强,经常被炸塌陷,死伤率很高。
这时,志愿军的一个高级将领看出了门道。这个人,就是志愿军高级将领、“三杨”之一的杨得志。
杨得志,时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19兵团司令。
这个杨得志,就是指挥1979年云南方向对越自卫还击战的最高军事长官。
当时,第19兵团下辖的第65军防守开城以南吉水里地区,在联合国军的炮击下,伤亡很大。其他部队也报告了相似的问题。
这样,杨得志与政委李志民一起,冒着炮火视察了第65军阵地。到第65军前线指挥部,一边听汇报,杨得志一边对第65军军长肖应棠说:“现在不是打的问题,而是先想办法不被敌人打的问题。”
第65军,是聂荣臻元帅华北野战军的一支功勋部队,好些干部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石家庄战役。石家庄战役,是解放军第一次打大城市攻坚战。
杨得志:“记得打石家庄时,我们不是盲目进攻,而是先构筑进攻工事,将部队囤积在敌人没有发现的战壕和坑道里,突袭敌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李志民:“跟小日本打仗时,在冀中开展过地道战。”
肖应棠军长:“我们的战士们为了防炮,在阵地背面挖了不少防炮洞,效果不错。”
杨得志:“百闻不如一见,上前沿阵地去!”
他眉毛一展,兴奋地拍着桌子。
这些志愿军高级将领,猫着腰上了前沿阵地。
在前沿阵地,他们观看了一个连队挖的一人多深的战壕,还有一个个防炮洞。
连长:“美国鬼子打炮,我们就躲进防炮洞;炮一停,我们就到战壕准备迎战。”
听着听着,富有智慧的杨司令哈哈大笑,他有办法了。
不久,第65军接到司令部命令:全军将士齐动手,挖洞子!
并且,洞子还有标准,比平常挖得深多了、坚固多了。
于是,志愿军将士们开始大挖洞子、挖壕沟,还将洞子与壕沟连在一起,形成一条条巨大的坑道。
坑道修得远远超出一般的防御壕沟,非常深,非常坚固。
敌军打炮,战士们进洞隐蔽,炸不着;
敌人步兵冲击,战士们就冲出杀敌。
由此,部队伤亡急剧下降。
挨打的问题一解决,将士们情绪就高涨起来了。
杨得志将第65军坑道防御工事经验,向志愿军司令部做了汇报。
彭德怀司令员也正为此事发愁呢。他了解到,第64军的一个连,利用马蹄形坑道,一天内不但扛住了美军3万发炮弹和几百颗炸弹轰击,还击退了敌人步兵的22次进攻,杀伤美韩军700余人,自己只伤亡了21人,平均每击退一次进攻只伤亡一人。
还没有听完介绍,彭德怀也眉毛大展。他意识到,志愿军找到对付美国军队强大火力的办法了。
他意识到,能不能守的问题,解决了。
志愿军找到对付美国强大火力的办法了
1951年10月29日,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刚刚结束,彭德怀通知志愿军各部,从11月至年底,不再进行全线大反攻战役。
干什么?
修坑道!要求:各防守要点,都要高标准地修筑坑道工事。这样,几十万志愿军士兵在前沿阵地上,不是打仗,而是挥镐举锤,叮叮当当,兴高采烈地挖坑道了。
一个经验,一个典型,通过推广,变成了全军的普遍做法。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这个方法,屡试不爽。
办特区,然后将特区行之有效的经验推广到全国,改革开放就这样取得了巨大成功。
各志愿军部队还要求,坑道口厚度普遍达10到15米。到后期,有的坑道顶部厚度已达到50米,一般的炮弹、炸弹都炸不塌,每条坑道至少挖有两个出口。
按照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坑道要做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防寒。
在这些地下坑道中,射击工事、交通壕、干道、支道等作战设施一应俱全,连宿舍、饭厅、厕所,甚至礼堂都被志愿军搬入了巨大的山脉中。
坑道,不但可防,而且可攻;坑道,不但是战地,而且是驻地。
这样,志愿军修的坑道,适应了长期屯兵、长期作战的要求;这样,解决了不被动挨打之后,志愿军终于彻底实现了从运动战向阵地防御战的转变。
到1952年8月,志愿军在三八线正面战线,第一梯队的6个军构筑了坑道200公里,交通壕650公里,掩体1万多个。一个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北朝鲜逐步形成了,那是无数道真正的地下长城!
在横穿朝鲜半岛250公里的战线上,志愿军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20至30公里纵深,支撑点式的坚固的阵地防御体系。
后来统计,志愿军挖的坑道长达1250公里,等于挖了一条从中国海岸城市连云港直抵西部名城西安的石质大隧道。
“志愿军挖的各种堑壕、交通壕,总长度达6240公里,土石方达6000万立方米,工程量相当于修一条万里长城!”
随着坑道工事的基本完成,志愿军防御阵地日益稳固。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时,美国人平均发射40至60发炮弹即能杀伤志愿军1人;到1952年下半年,美军要发射660发炮弹才可杀伤志愿军1人。
坑道作战,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新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防御作战形式创立了。
了解到我军的坑道作战方式创新,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方面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现在看来,都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
其实,美国人不知道,坑道战的原型——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冀中抗战的地道战,就是经周恩来讲述,由一个叫哈里逊·福尔曼的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介绍给世界的。
“地道由许多人工洞口连通起来形成一串竖直或倒置的U字形,在里边自卫是容易的,只要一根垒球棒就够了。”福尔曼用美国式的想象对地道战赞不绝口。
有意思的是,地道战的出现,也是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吕正操,时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是这一特殊战法的倡导者。据老将军回忆,日军在占领区大筑碉堡、炮楼和公路,冀中根据地军民“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怎么保护自己?没有办法就创造办法,于是,抗日军民就创造出了这种特殊的战法。
采访过晋察冀根据地的美国记者亚·诺尔曼在文章中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战争是一种坦克、飞机、船舰和大炮的史诗式的斗争。但我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归来,在那里,……他们是在布满着机关门洞和秘密入口的隧道中进行着战争的。”
谁也没想到的是,不出10年时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也遇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地道战”——曾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并用一篇《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推动过地道战发展的杨成武,又把这一战术用到了抗美援朝战场上。在山岭纵横的朝鲜战场上,将军再一次用这种战术演绎出战争史上神奇的篇章。从马蹄形小坑道到Y形、H形、鸡爪形坑道……在他的带领下,坑道从战斗掩体发展成为集作战、指挥、屯兵于一体,由主干、支干、火力点、观察孔、住室、粮弹库、储水池、防毒门等组成,是能防、能打、能生活的地下工事。整个大地成了志愿军的装甲。
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挖了长达1250公里的坑道,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坑道战使志愿军完成了从带有运动性的机动防御向阵地坚守防御的转变,并减少了一线防御部队。在整个阵地战时期,志愿军共歼敌533200人,接近五次战役总歼敌数的3倍,而伤亡却从运动战时期敌我基本相当,减少到2.7∶1。最多时,“联合国军”一日伤亡竟超过5000人。在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中,小小的坑道发挥出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至少要20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为打破僵局,1952年,李奇微发动了秋季攻势。志愿军通过坑道与敌人作战。美国军队折腾了一个月,只夺占了467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在长达250公里的战线上,平均推进了不足两公里,平均日推进60多米。
也就是说,每小时不足3米,与蜗牛的速度差不多。
我想,如果美国军队具有蜗牛精神,这活也能干。
人员损失上,联合国军更是不占便宜。连同此前的夏季攻势,“联合国军”共伤亡25万人,志愿军部队伤亡只有9.1万人,敌我损失比为2.7∶1。
而运动战时期,敌我双方人员损失基本相同,物资消耗更比阵地战时期要大得多。
以李奇微司令官为代表的美国锋利的矛,终于被中国军队的特制的盾,挡住了。李奇微夏秋攻势,不仅没有取得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而且损兵折将。上司布莱德雷尖刻地评价:“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20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