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哲学家曾有过用法律和秩序治理国家的梦想，你们却用枪炮把这一梦想打得粉碎。现在你们又来向我们的青年人传输你们的经验。你们将你们邪恶的发明强加给我们。可是你们难道不知道我们是一个对机械有着天赋的民族吗？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拥有四万万世界上最讲实效，最为勤奋的人们吗？难道你们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很久的时间才能学会你们的技术吗？当黄种人也可以制造出同样精良的枪炮并迎面向你们开火时，你们白种人还会剩下什么优势吗？你们求助于机关枪，可是到最终你们将在枪口下接受审判。（英国作家毛姆在拜会辜鸿铭时所做的记录）
众所周知，辜鸿铭当年曾跟托尔斯泰有过书信往来，而且互有好感、声气相投。由此而令人嗟呀的是，中国人当年便真有一位托尔斯泰又当如何？恐怕也早被他们荡平了或遗忘了。而相形之下，尽管斯拉夫主义被在苏俄也被批判，但那位伟大的托翁，却不致像辜鸿铭这样被漫画化。——同样的道理，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其实也很难真正去同情那位伟大的、在托尔斯泰之后的、问题意识过于复杂的索尔仁尼琴，难道不是么？
九、回首话当年
既然对于辜鸿铭的这类漫画式涂抹，都是文化激进主义压倒一切的后果，我们就应当潜回到原初的言说语境，去看看真正跟辜鸿铭接触过的人，对他的学识和能力有过怎样的评价。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的艾恺教授，曾经这样还原他当年享有的国际声誉：
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在那时代，辜氏极受欢迎，他的书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所必读，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西方多位哲学家引用其书为重要权威；西方客人竞相走访，敬聆教诲。（艾恺：《文化守成主义论——反现代化思潮的剖析》）
尤为重要的是，辜鸿铭的名声，却不是只靠这么“出口转内销”的，因为当年如此欣赏他的，又不光有国际学界的名流，还更有国内政坛的重臣：
1884年7月，在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上，知府杨汝澍与辜鸿铭邂逅。此时，他正与一位德国人用德语交谈逻辑学，其间时而插入英语、拉丁语，而且，他的中文也讲得十分流利。杨汝澍十分惊奇，回去后立即通过广东巡抚赵凤昌，极力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举荐辜鸿铭。而张之洞也正网罗天下英才，立即派人往香港邀请辜鸿铭。自此，他便进入张之洞幕府，担任张之洞的外交顾问秘书。这一干就是二十余年。张之洞对他多有赞誉，尝语人曰：“鸿铭精神满腹，的是杰出之才。”他也谨记张之洞的知遇之恩，时常感怀：“余为张文襄（即张之洞，作者注）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家康：《一代怪杰辜鸿铭》，载《书屋》杂志2006年第5期）
在我看来，张之洞对辜鸿铭的这种赏识，在当时是最能说明问题的，到现在也是最值得深度挖掘的；而相形之下，尽管严复也曾亟欲得到这种赏识，却因为在《辟韩》一文中的过激主张，反遭到张之洞亲笔撰文痛斥。——不过，谁要是因此而觉得，光举出这位洋务派对于辜鸿铭的赏识，还嫌不太够劲，那么我们还可另举一位革命派的例子。——孙中山也曾经讲过：“中国有三个半精通英文者，一个辜鸿铭，一个伍朝枢，一个陈友仁。”如果还嫌不太够劲，我们甚至还能再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例子。——就连李大钊也曾经说过：“愚以为中国2500余年文化所出一辜鸿铭先生，已足以扬眉吐气于20世纪之世界。”
写到这里，就必须坦率地供认一个原不为外界所知的笑话。我早年曾经写过一个有关早期北京大学的剧本，那时候已觉得思想够解放的了。然而，由于在当时所能读到的回忆录中，辜鸿铭总是那种破罐破摔、故意逗笑的遗老做派，故而此老在那个不成熟的剧本当中，也就很难摆脱负面的、小丑式的形象，而主要用于喜剧效果的渲染。直到多年后再蓦然回首，我才悟出当年读到的那些白纸黑字，无非是沿着文化激进主义逻辑，而恣意营造出来的文化幻象。——在这个意义上，自己眼下的这篇文章，正可以说是对于当年的修正和懊悔。
十、跨越的优势
由于同样也执教过北京大学，我这里还想特别指出一点：既然严复和辜鸿铭也都曾在那所校园教书，那么，按照这所大学最负盛名的兼容精神，无论他们发出怎样偏激的文化言说，原都应当是受到宽容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当旗帜鲜明地宣称，只有对他们给予同等程度的宽容，对于北京大学乃至对于社会的文化风气，才会是真正有利的。
由此就要再次评说蔡元培了。尽管这位校长也是倾向于新学的，甚至还因此被时人讥讽为“垂老而尤好高论”，也被老年严复批评为“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他却照样兼容并包了辜鸿铭，因为他已然引进了并严守着言论自由的学术机制。“联想到蔡元培先生，他竟不顾校内外许多新派人物的极力反对，依然让辜鸿铭这样的‘老古董’在北大任教，确是一般人不理解，也做不到的。蔡先生严格遵循‘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宗旨和方针，的确是颇有胆识和远见的。”（梁漱溟：《遭遇辜鸿铭》）——由此我们也就看出，一套健全的知识生产机制，要胜过多少颗健全的个人心智。
不过，还是由于同样也执教过北京大学，我又不能不痛心地联想到：跟一向被他们忽视或嘲弄的辜鸿铭相比，后来那些僭称“新派学人”的文人，其西学真是差劲得不能再差了；而其谬种再一路流传下来，更有了什么外文都不识的所谓“新派学人”，只能根据译本去研究现、当代文学。也正因为这样，基于他们自身的西学限制，他们连想都不曾想过，严复早年对西方文化的概括，其实是存有很大偏差的；而若能佐以辜鸿铭的偏激，那么至少还能找到些许的制衡。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文化水准上的每下愈况，其实早都被从北京大学岗位上撤下来的晚年严复给一语道破过了——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候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与熊纯如书·八十三》）
更加悖谬的是，别看那些新派学人西学不行，他们又往往转而仗着旧学底子总比辜鸿铭要好，就马上嘲笑他对中国文化的捍卫，以为他并没有如此保守的资格，仿佛只有知根知底才有权力砸烂家底。——然而，只怕这也是太过小觑比较方法的力量吧？为此，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下日本汉学家清水安三的评价：
辜鸿铭的国学功底在于具有高瞻远瞩地批判、理解中国思想的眼光，他探究其精髓、特征及伟大功绩之所在，并指陈它的缺失，是相当充分的。在比较衡量西方文化及其思想的领域中，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他并非纯粹的国学家，但他只要具备理解、批判中国文化并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的能力，就足够了，因为除此之外的研究，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钟兆云：《解读辜鸿铭》，载《书屋》杂志2002年第10期）
的确，往往有些研究比较文学的，他们对于古典经典的功夫，当然不如搞古典文献的，然而其跨文化的广阔视野，及其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却使之足以从更大的参照系中，去反观本土文化的独特价值，而不至于老是一叶障目，让自家的东西在那个自己并不真懂的西洋参照系下，总是显得相形见绌，非要彻底剪除葬送而后快。此外，那些熟知环球情势的学者，还具有这样的跨国观察优势：他们当然也明了本国的弊病，然而他们却又同样知道，西方也并非什么理想国，而各国其实皆各有长短；——更重要的是，对比着各国的发展道路，他们还可以凭着直觉就知道，如果中国人照这样子去毁弃传统，就终将比现在还要凄惨！
事实上，这正是辜鸿铭所走过的思想之路——由于我青年时代基本上在欧洲度过，所以刚回国时我对中国的了解反不如对欧洲的了解。但非常幸运的是，我回国不久，就进入了当时中国的伟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我在那儿待了很多年。张之洞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也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由于这种契机，使得我能够与中国最有修养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从他们那儿，我才对中国文明以及东方文明的本质稍有解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重大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比西方文明优越，至少也不比它们低劣。（《辜鸿铭文集》下册，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第597-598页。）
人们寻常总爱谈论解释学循环，知道那是一种不可解的连环套。——可是，为什么一旦谈到对于文化的学识，偏偏就忘记了所谓“树木与森林”之辩，总以为更了解树木的人比更了解森林的人，注定具有更多的知识和资格呢？
十一、倒向辜鸿铭
讲到这里，就要再回到最初的那个故事了——为什么辜鸿铭会半真半假、立异鸣高地声称，恨不得杀掉严复和林纾以谢天下呢？他究竟对严复的哪些作为如此不满呢？让我们把这个已在网上流传很广的故事照录下来，以便确认和分析他的内在理由：
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阔：“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
“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原刊载于1936年刊《国闻周报》第十三卷第十三期的《凌霄一士随笔》）
是否曾有过此等事实，其实并不很重要；而重要的只在于：当年确实存在讲出此等话语的道理和语境！——对于风靡当年的《天演论》的始作俑者而言，就算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使之加入永无休止的从个人、到种群再到国族之间的无穷争斗，也不失为以毒攻毒之方，然则再看看今天中国的局面，尤其在经历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浩劫之余，却又不得不承认，辜鸿铭的痛斥也不无道理：那种适者生存、否则就要开除球籍的刺激，的确不啻为一帖虎狼之药！
正因为这样，休说愤愤不平的辜鸿铭了，就连严复本人在私底下，也同样为此而叫苦不迭——时局至此，当日维新之徒，大抵无所逃责。仆虽心知其危，故《天演论》既出之后，即以《群学肄言》继之，意欲锋气者稍为持重，不幸风会已成，而朝宁举措乖缪，洹上逢君之恶，以济其私，贿赂奔竞，跬步公卿，举国饮醒，不知四维为何事。至于今，不但国家无可信之爪牙，即私人亦无不渝之徒党，郑苏戡五十自寿长句有云：‘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吾侪。’嗟呼！新则新矣，而试问此为何如世耶！横览宇内，率皆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求一盗魁不能，长此相攻相感，不相得而已。（《与熊纯如书·六十三》，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