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农民工”被理解为只是“家族类似”意义上的“群体”之后，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农民工”获取公民权的行动或事业呢？ 对此，我们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陈说。
第一，在“家族类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农民工”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其争取公民权、争取承认的进程。而从“进程”的角度，则既要看到“农民工”一词所包含的排斥意味，同时，也要看到它所包含的肯定承认的意味，因为，它毕竟肯定了“农民工”之存在的历史合理性，承认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正当地位。当然，同样是从“进程”的角度看，“农民工”还将争取进一步的承认，而这进一步的承认，就目前而言，确实与户籍身份的改变相关。但是，不能像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以为“农民工”改变了户籍身份，获取了所谓的“市民权”，“农民工问题”就获得了真正的解决。
或许，这是“农民工”的终结，但绝不是“问题”的解决。之所以这样说，不仅是因为争取承认的进程在“普世无差异的国家”来临之前是一个无尽的过程，而且还因为，即使从最现实、最实际的角度看，如上所述，在由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型所引发的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转变中，我国城市“市民权”原先的内涵已大大缩减，对于下层城市居民来说，甚至几乎已消耗殆尽了，因此，“农民工”即使改变了户籍身份，获得了所谓的“市民权”，其实质性的意义可能也并不大——当然，单纯从改变“农民工”的户籍身份、终结现有的户籍制度的角度看，原先城市“市民权”之内涵的缩减也有其积极意义，那就是，可以通过逐步缩减城市户口的价值而逐步使现有户籍制度归于消亡。而这，既在某种意义上表征了现有公民权（身份与相应的权利）的解构是新的公民权形成的前提，也表明了在“农民工”争取公民权、争取承认——哪怕只是在改变户籍身份的意义上——的进程中，国家、市民社会（市场）、“农民工”、城市居民等等之间存在的复杂互动。
第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也即就“农民工”仅仅只是根据“家族类似”进行推论而得的一个“群体”，其成员并没有先验的“共同本质”或固有的“必然联系”而言，我们又不能将它当作一个真正现实的整体，或者说，与其他社会成员泾渭分明的实体，来笼统地看待其争取公民权、争取承认的事业。如上所述，争取承认的进程是在各种不同的具体场域中展开的，随着场域的转换，具体的承认与排斥关系，也即争取承认的力量和施加排斥的力量的组合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原先被归在“农民工”范畴之下的那些具体成员与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与“农民工”这个范畴之外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而，作为在各各不同的具体场域中那些各各不同的受排斥的成员，他们在争取承认的过程中要联合与合作的对象也就会随场域的改变而改变。
原先与自己同处境的人可能变得与自己的命运毫不相干，甚至成为自己的对立面；原先不相干甚或对自己施加排斥的人可能成为与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伙伴。比如，在争取对财产的自由处置权从而成为真正完全独立自由的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农民工”和广大的“农民”兄弟处在同一处境；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甚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的过程中，在不少企业里，那些作为下层雇员的“农民工”就和其他下层雇员处在同一境地，而同那些已经提升到管理者位置的“农民工”则未必同呼吸共命运；在立足于差异而争取女性的实质性平等地位，争取女性的特殊贡献获得承认的过程中，女性“农民工”与其他非“农民工”的女性会产生同情的理解；而在争取获得制约政府财政收支行为的权利和渠道的过程中，则所有的纳税人（或许政府官员除外）应该是同一阵线……在上述这种意义上，显而易见，所谓“农民工”的公民权问题，实际上也就转化为在各种不同的承认排斥维度上的那些互不重叠的受排斥者，在各种具体的、互不相同的场域中争取承认的问题了。
1.4市场、国家与农民工的公民权
上面指出，公民权所体现的是相对于特定共同体的承认与排斥关系，实质反映的是共同体中（处于支配地位、受到肯定的）特定群体和（被否定、受排斥的）特定群体——即使是在“家族类似”的意义上的群体——之间的关系。但是，也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这种承认和排斥关系，之所以得以表现为正式的、制度化的公民身份和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是因为经过了特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及其政府——的确认，尽管这种确认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凝固这种承认与排斥关系，而必然要在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博弈、斗争中不断地重构、改写，但是它毕竟给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承认和排斥关系赋予了一种制度化的形态。就此而言，对于任何一个处于这种关系中的群体而言，国家无疑要么表现为一种肯定、承认的力量，要么表现为一种否定排斥的力量，尽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本身并不是完全超越于各种社会集团之上的，但它毕竟具有相对的超越性和独立性。
如果说，国家是给予承认与排斥关系、给予公民权以正式的、制度性的肯定和表达的政治机构，那么，市场则是现代社会中对不同社会成员施加承认和排斥作用的一个核心机制。尽管，从规范性的立场出发，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市场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价，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市场在现代社会的运行中所起的核心作用，谁都会看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常常通过市场建立起来，也常常通过市场表现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表达、施加承认和排斥作用的两种因素、力量或者说机制，市场和国家都具有两重性，从公民权的角度出发，市场和国家都既是一种承认、肯定的力量，也是一种排斥、否定的力量。市场作为承认、肯定的力量表现在，它促使个体摆脱了身份等级等等的束缚，肯定了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从而解放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换言之，它以消极的形式肯定、承认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市场不受干涉地追求各自的利益。在西方中世纪晚期，实际上，首先正是出现在工商业城市中的“市场”，使大量农奴纷纷脱离对领主的人身依附而获得自由，所谓“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实际上乃是市场的作用使人摆脱了封建制下的人身束缚。而所谓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带来的“政治解放”，实际上乃是对这种自由的正式的、制度性的肯定。
同样，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于“农民工”而言，之所以能够脱离土地，而进入城市追求其向往的生活，首先也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正是市场的需求，为农民工提供了离开土地进城谋生的机会，哪怕最初是以“盲流”的身份（也即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而市场的分化、排斥、否定、压抑作用在于，它的运行以财产私有为基础、以“自由竞争”为基本原则，其自然运作的结果必然导致贫富强弱的分化、阶级的对立，于是，对于处在底层社会的贫者弱者来说，许多基本的权利直至生存权都可能得不到保障，即使在法律形式上被赋予了这些权利，也会由于缺乏行使它们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实质意义，甚至还可能轻易地为富者强者所诱卖剥夺。
换言之，作为一种形式上普遍的、平等的法定权利，社会成员被赋予公民权利是无条件的，除了要获得特定政治共同体的公民身份这一唯一的前提。但是，公民权利，尤其是基本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要真正对个体生效，却是有条件的。而这种条件在社会成员中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因此需要国家进一步通过一系列更为积极的权利措施来矫正这种不均匀。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其他一些因素，市场正是形成这种条件分布不均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机制。
如对女性而言，市场不可能照顾到女性在生理、心理、社会诸方面的特点，因此，如果没有市场之外的力量介入，女性必然在市场机制下沦于不利的地位，尽管从人类发展而不仅仅是市场效益的角度看，她们的贡献并不弱于男性。也就是说，市场机制作用的原则是普遍主义的（因而具有形式上的公正性），它不会顾及社会成员在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所存在的实质上的差别，因此，它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社会成员在实质性权利享有上的巨大不平等，导致对某些社会成员之权利的实质性剥夺。事实上，对于市场的肯定、承认作用和分化、排斥、否定、压抑作用，黑格尔、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已给我们作了充分的说明（黑格尔、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与今天排除了市场的、以社会中介团体为基本骨架的狭义“市民社会”概念不同，他们所指的实际上是以市场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社会”）。
从公民权的角度看，国家同样具有肯定、承认、保护作用和否定、排斥、压制作用的两重性。国家的否定、排斥、压制作用首先在于，当国家权力没有必要的限制，如像近代民主宪政国家兴起之前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或现代全能国家那样，则它天然具有的扩张性将可能使它不容许市民社会有任何独立性、自主性，或者干脆吞并社会，从而取消个体的自由和其他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我国改革开放前即有这种特征）；国家的否定、排斥、压制性还在于，当国家就其社会经济基础来说只是社会中某个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代理者，从而其政策和行为受到该阶级或阶层利益的左右而在事实上失去了独立性、自主性时，则它通过它的政策和行为（无论这种政策和行为在形式上就不是对所有人平等的，如维护等级制或种姓制的国家，还是在形式上貌似公正的，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国家）所维护的无疑也只是该阶级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这时，对于社会中其他阶级或阶层的成员来说，来自国家权力的否定、排斥、压制将会和社会内部原有的否定、排斥、压制发生重叠。如对于农民工而言，一方面其本身资源上的弱势使其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容易在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下沦为淘汰的对象；另一方面，国家所设置的各种制度性的壁垒、障碍（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逐步削弱、减少）又使其不能像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
而从公民权的角度来看，国家的肯定、承认、保护作用则在于，在其自身权利受到必要的制约（如民主宪政）和建立在充分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从而能代表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之下，它首先能够通过法律来肯定、承认公民身份和相应的基本权利，并运用其公共权力（如警察、司法等）来保护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侵犯（事实上，这也是市场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健康的市场本身有赖于一套特定的政治和法律制度，有赖于现代国家的建立）。
其次它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和法规以积极的姿态来保证每一个公民，特别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公民具有能够积极有效地行使和实现其公民权利的基本社会经济条件，从而抵消、至少是一定程度地抵消市场的排斥、否定和压迫作用。事实上，当代的许多政治和社会理论家（可能只有“经济自由主义者”或称“自由至上论者”例外），虽然其具体的思想立场取向各不相同，但都或多或少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者指出，一个人能否真正享有公民权利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息息相关，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主要又系私有财产积累之先天差异所造成，因此除非以国家公共权力对贫富不均的现况进行调整，否则自由主义的理想永远是空中楼阁。同样，与罗尔斯的思想观点不尽相同的哈贝马斯也指出，为了使他所开列的一系列公民权利能真正被所有公民平等地加以运用，还必须保障公民“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再如与哈贝马斯的立场也不尽相同的丹尼尔·贝尔，他自称“在经济问题上持社会主义立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即是指国家预算（他名之为“公众家庭”）应该把社会资源优先用来建立“社会最低限度”，即保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有可以满足与其生活的社会时代相应的基本生活要求的收入，从而能过上自尊的生活，同时限制富人把财富转换成与之无关的领域内的过分特权，即限制基本权利的不公平现象。所有这些都表明，要真正切实地保障每个公民都能实质性平等地行使公民权利，国家公共权力不能仅仅像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只发挥“消极的”作用，即作为“守夜人”为自由市场经济提供法律和秩序框架，也即维护作为自由市场社会的市民社会的自发秩序，还应该发挥更积极的功能，即通过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和法规来确保每一个公民得以有效行使其权利的基本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