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斯坦福大学是硅谷的“黄埔军校”，那么1957年创办的仙童（Fairchild）公司就是孵化硅谷企业的温床。从仙童公司后来分出了上百家公司，包括Intel、AMD和硅谷最为显赫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以致有人改叫它“Fair children”。它的子孙后代实在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是，仙童的8位创办人原来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参与发明了晶体管的肖克利所主持的实验室的成员。他们原本没有办企业的想法，是被肖克利的专制武断逼得忍无可忍，又找不到一间肯同时雇佣他们8个人的公司，最后才走上自己办公司之路的。摩尔（就是在20多年前断言微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的“摩尔定律”的发明人）说，仙童完全是“偶然产生的企业”。仙童从创立起就视“等级制度”为敌人。公司不分车位，没有专门的小餐厅，没有私人办公室，没有层级繁多的中层经理。
在斯坦福和仙童之外，影响硅谷的因素还可以举出很多，像国防工业的刺激，西屋电气、IBM、施乐等大公司在硅谷设立的研究中心，人的高素质和高流动性，高品质的生活环境，风险投资，专业化的创业配套设施。事实上，近年来许多研究都发现，在“簇集型”（clusters‐places）和“社群型”（comm unities）的条件下，经济的成功更容易发生而且持久。前者的代表是硅谷和好莱坞，后者的代表是犹太人和海外华商。
硅谷和好莱坞都集中了大量高度分工、互相交融的产业元素，正如一个形象的比喻，“这么多公司密布在硅谷，就像芯片上的晶体管”。和传统企业自给自足、垂直整合的结构不同，硅谷选择的是竞争与合作交互、正式生意往来和非正式信息交流共存的所谓“交往建构”。这些信息、梦想、人脉的交流是如此丰沛，以致它可以感染到一个地区的细小角落。正像好莱坞的餐厅侍者的菜单下面可能就放着他的剧本，硅谷的一个管道工修完下水道，会跟他的客户比较微软和网景两种浏览器的优劣。好莱坞追梦人的抽屉里是各种手稿，硅谷人的脑海里是创业计划。代理人在好莱坞大行其道，为演艺明星度身定做角色，风险资本家在硅谷叱咤风云，为新创公司提供整体服务。好莱坞流行分红制，硅谷时髦认股权。“在那里，空气中似乎有些什么东西”，连接着一切又创造着一切。
着名经济记者John Mickleth wait和Adrian Wooldridge在一篇论文里，归纳出硅谷最成功的10条“文化簇集”：第一，能者在上的公司信仰。年龄和经验没有用，肤色和背景无所谓。1990到1996年间硅谷所办的4000家公司有27%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办的。有些人是讲求学业背景的东部苦无创业机会，才来到硅谷的。
第二，对失败的极度宽容。在欧洲，破产被看成羞耻；在一些国家，破产者不能再开公司。而在硅谷，“It is OK to fail”（败又何妨）。
第三，对“背叛”的宽容。员工的流动不受谴责，是一种完全正常的行为。
第四，合作。即使昨天是你死我活的对头，明天也有合作的机会。
第五，嗜好冒险。不仅在创业上如此，生活中也寻求蹦极、高空跳伞等刺激，以激活自己。
第六，赚钱之后，不作“守财奴”，再投资到创业环境中去。
第七，热衷改变。敢于自己吃自己，自我淘汰掉昔日的辉煌和模式。SGI的创始人克拉克，一待SGI成功，就离开创办了网景。网景上市后，他再度离开，又创办了几家新公司。
第八，对产品而不是金钱的痴迷。硅谷人以宗教般的虔诚心态追求技术，希望能够以技术推动世界进步。
第九，机会的慷慨分布。谁都不用嫉妒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会。
第十，分享财富的强烈倾向。从认股权到给员工健康检查，免费午餐晚餐，为家属办幼儿园，提供优厚的退休金，至少在公司内部，财富被分享而不是独食。
如果让我再加一条的话，我想应该是勤奋工作。我们在硅谷见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一天工作十二三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十五六个小时也不鲜见。在和时间赛跑的过程中，睡眠是所有创业者的奢侈品。杨致远与斐罗创办雅虎之初，晚上经常睡在办公桌下，一只睡袋加一条毯子。这种夜以继日的拼搏，一方面是拜创业冲动所赐，全然自愿，拿青春赌明天；另一方面，也是残酷竞争环境的压力所致。硅谷每年有数百家公司诞生，也有数百家倒闭。压力迫使每个人进入“游戏机状态”，你打得速度慢，就会被“敌人”消灭。
在硅谷，人生既是“为了兴趣而展开的工作”，也是“永远脱不掉的红舞鞋”。挑战极限，包括不可能的任务，不断把自己抛向绝境与极限，又在绝境中逢生，在极限里超越，享受那稍纵即逝的巅峰体验。我看着，想着，感受着，脑子里突然跳出了这样的话：作为个体，他们未必是为使命而生，为使命而来，但作为群体，他们却似乎承担着人类的某种使命，闪耀着人类精神的光芒。
政府该干什么
去硅谷参观前，我跟旧金山中国总领事馆的科技领事联系，说我们中有不少人在政府部门工作，很想了解一下地方政府在硅谷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他说，国内来硅谷的考察团都喜欢问这个问题，领事馆也帮助请过硅谷一些城市的市长给他们讲讲，结果大家听得都比较失望，因为这里的地方政府似乎没有怎么介入过硅谷的发展，只是按照法律履行应尽义务而已。我们在硅谷参观过4家公司，也问他们有没有得到过政府的什么优惠政策，都说没有。
哈耶克曾说：“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对于硅谷这样信息朝夕万变的高科技产业，政府如果要直接插手，或经常给予指导，必然是南辕北辙，好心办错事。就中国而言，据说至少已经有53个地方政府要在当地建硅谷，这种“硅谷大跃进”的前景如何，稍有常识的人一望即知。连市场变化和运营速度相对缓慢的传统产业，国有资本都在大举撤退，难道还能指望它们在竞争残酷、分秒必争的高科技领域反而重整旗鼓？
虽然硅谷不是政府计划的产物，其发展基本上是由民间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硅谷发展毫无作为。通过订单方式，美国国防工业多次向硅谷的一些高技术研究项目提供联邦补贴，用于研究开发。
1959年，仙童公司获得1500万美元合同，为“民兵式”导弹提供晶体管，1963年又获得为“阿波罗”宇宙飞船导航计算机提供集成电路的合同。1958年到1974年间，五角大楼向硅谷的公司采购了10亿美元的半导体研究成果和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风险投资开始兴旺之前，联邦资金对硅谷创业和技术进步的推动是不容怀疑的。互联网最早也是政府项目。包括网景在内的一些硅谷公司都直接或间接获得了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的支持。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注意到，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总是以顾客（customer）身份而不是组织者（organizer）身份出现的。只是在最近几年，由于硅谷的过快膨胀所带来的诸多公共问题，政府才开始通过和私人机构合作的方法，来研究基础设施、区域环境等规划问题。必须承认，硅谷企业家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有些时候会限制他们集体迎接区域的挑战。硅谷的地方政府正在试图促进他们自我组织的进程，但又不能牺牲个体的自治和灵活性。这是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式干预和放任自流都不同的新方法，对地方政府来讲，当然也是一种新挑战。
说到优惠政策，加州政府有一套完整的《加州投资政策与指南》，包括加州鼓励政策、企业保护区、雇佣信息查询和雇主附加服务、金融援助、地方鼓励政策等。非常清楚，也很公平。
具体到地方政府的行为，我们可以以1999年加州杰出城市奖获得者、硅谷的米尔皮塔斯市（Milpitas）为例。该市市长在介绍经验时主要谈了三点：首先，尽速满足高科技公司的需要。何为“尽速”？就是能够提供全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特别服务。对高科技公司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是生命。为此，米尔皮塔斯市政府实现了在网上申请创办公司的许可，市府各部门以光纤网络连接，高科技公司和市民甚至圣诞节当天都可以向市府提出申请，绝不耽误公司作业。政府有关工作人员添置了手提电脑，以备外出做审查时可在汽车上使用。
“我们有迅捷的服务，我们比任何人的行动都快，我们经常找方法改进自己。”
第二，像经营企业般管理政府机构。在企业里，有人给你电话或写信你必定要回复，但你给政府电话或写信未必会有回复。“我却亲自回复给我的电子邮件，若不能兼顾，会转给同事，一定要回复，再把结果告诉我。电话也一样，一定会被接听，而且在48小时内，一定给他们答案。市民都知道的。我们还设有网站，可透过互联网跟任何一个员工倾谈。”
第三，创造优质的生活环境。米尔皮塔斯希望成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社区，不要像纽约或旧金山那么拥挤。希望住在市郊的生活有广阔的空间，大片草地，能让孩子嬉戏的公园，好的治安，清洁的饮用水，接到报警后一定在4分钟以内的反应。硅谷的创业文化环境。
包容性是创业文化环境最大的特点，就像哈耶克所讲的，“它的制度的基本原理是鼓励一切个体在一切可能的方向上生活”。资源交易、政策、价值观、制度、基础设施等是创业文化环境的基本构件，每一项内容都体现了包容性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