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代理关系契约中，委托人很难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因此，他们转而通过观测企业的产出来衡量代理人的行为，并进而决定如何签订和执行契约。而会计信息是企业产出的近似替代变量，这样，在代理关系契约的签订、执行、监督和激励时，会计信息都不可避免地发挥着重要作用。
2.1.4 会计政策选择的功能：降低契约监督成本
既然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对契约进行监督就是必需的。在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以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经理人的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增加，股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来监督经理人履行契约的难度就会增加，由此导致契约监督成本很高。这些监督成本既包括为实施监督发生的各种费用，也包括各利益主体因利益冲突而造成的剩余损失。企业契约要得以有效履行，就必须有降低监督成本的内在机制。而会计信息在制定这些契约的条款以及在监督这些条款的实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企业契约中，如经理人与银行之间的贷款协议，经理人与股东的报酬计划的内容， 均涉及会计收益等会计数据及相关的会计政策。实际上，会计收益与计算会计收益的重大会计政策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在有些情况下，利益相关者对后者的关注程度更高，因为后者关系到契约的制定、履行和对履行效果进行评价的全过程。所以，会计政策便成为企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契约对企业契约成本（主要是契约监督成本）的影响不同。一套能随时间推移而生存下来的旨在减少利益冲突成本的契约是有效的，因为与其他契约相比，它更能减少代理冲突，增加企业价值。而用以计算这些契约所使用的会计数据的会计政策比其他会计政策更为有效。因此，通过对不同会计政策的选择可以影响契约监督成本，进而影响企业价值及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可见，会计政策选择具有降低契约监督成本效应。
2.2 信息经济学与会计政策选择
信息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发展最迅速的经济学领域之一。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J·Stigler）《信息经济学》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斯蒂格勒在文中认为，许多生活中的经济现象都可以从“信息不对称”这一客观存在出发而得以解释，“信息不对称”是不能完全消除的，经济制度的特征也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这一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引入对微观经济学产生了革命性影响。用信息经济学解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成了西方会计学者近年来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2.2.1 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
根据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信息是指参与人在博弈中的知识，特别是有关其他参与人（对手）的特征和行动的知识；信息不对称是指某些参与人拥有但另一些参与人不拥有的信息（张维迎，1996）。信息不对称主要有两种类型：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
1. 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是一种事前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代理人利用拥有的信息优势有意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而有损于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著名经济学家Akerlof在其1970年发表的经典文献中提到的“旧车市场”（lemon market）是一个典型的逆向选择的例子。Akerlof认为，在“旧车市场”上，卖方比买方更清楚汽车的质量，卖方想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将一辆破车带到市场，试图从不了解该信息的买方中获得更高的收益。作为理性经济人，买方也会意识到这种可能性，所以会尽可能地低估该车的价值，压低旧车价格。这样一来，大量好车的市场价格将会低于其本身应有的价值，从而使得卖方不愿意出售好车，产生“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最终损害到旧车市场的有效运行。在极端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交易的帕累托改进不能实现，证劵市场也同Akerlof提到的“旧车市场”一样。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导致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出现分离，与此相适应的是职业经理人市场的兴起。由于所有者并不实际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正因为如此，经营者等内部人就可能利用信息上的天然优势大量从事有损于所有者利益的逆向选择活动。如内部人利用信息上的优势从事内幕交易，作出对自己有利的买卖决策，获得超额利润。虽然内部人暂时获益，但这严重违背了证券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打击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信心，使得投资者减少投资甚至可能推出市场，致使证劵市场规模缩减，最终不利于证劵市场的健康发展。我国证劵市场发展初期大量存在的“庄股”现象就是明显的例证。
2. 道德风险
道德风险是一种是事后的信息不对称，是指代理人不努力为实现委托人的最大利益而工作，增加闲暇时间，利用信息优势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保险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例子。当然，道德风险也存在于证券市场中。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经理层工作努力程度和工作效率等的不可观察性和难以监督性，使得股东、债权人等与经理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经理层存在着“偷懒”（shirking）、“闲暇”（leisure），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大量的“在职消费”，如奢华的办公室、高级轿车等。当公司经营业绩不好时，经理层会将其归咎行业不景气或他们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从不承认是因为自己工作不努力导致的；当公司经营业绩好时，他们则认为是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
2.2.2 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模型与会计政策选择
1. 逆向选择埋下了会计政策选择的隐患
在信息经济学中，常常将博弈中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成为“代理人”，不拥有私人信息的参与人称为“委托人”，因此，信息经济学的所有模型都可以在委托人——代理人的框架下分析。逆向选择模型⑨说明的是：在委托、代理双方建立契约关系之前，代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契约，从而使委托人因信息劣势而处于不利的地位。该问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卖者和买者的关系，在买卖交易中，卖主提供商品的价值一般总是低于价格，卖者（代理人）对产品的质量比买者（委托人）有更多的知识（Akerlof，1971）。企业经理知道企业内部的真实情况，知道企业应选择怎样的会计政策，以及这样的选择能否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而企业的股东、债权人等外部委托人并不具有这些知识，企业经理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就可能进行逆向选择，为侵害委托人利益埋下了隐患。
2. 道德风险促成了管理者逆向会计政策选择的实现
（1）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该模型所研究的内容包括：在签订契约时，有关契约知识和现实条件的信息对签约双方都是对称的，签约后代理人选择行动（如工作努力或不努力），决定代理人行动结果的还有自然状态；代理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这时，委托人虽然能够观测到结果，但却无法知道这一结果是代理人本身的行动所致还是自然状态所造成的。也就是在契约签订后，代理人只顾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受损，而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诸如偷懒、滥用资产投资等行为。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必须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代理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在上市公司中，股东不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而委托经理人管理公司，股东无法直接观测到经理人的全部行为，而只能获取关于公司管理和经理人行为、能力的不完全信息，但经理人掌握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充分信息，他们可能作出只利于自己而对股东不利的选择。在该模型中，在不存在行动选择的情况下，委托人——代理人问题就纯粹成了一个风险分担问题，此时该效用函数的解依赖于当事人对风险厌恶的态度。由于委托人难以观察到经理的行为过程和自然状态本身，在激励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理就可能存在道德风险，使股东、债权人等委托人的利益受损。
（2）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模型。该模型所研究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签订契约时信息是对称的（即信息是完全的）；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可能是代理人的类型）；代理人观测到自然的选择，然后选择行动（如向委托人报告自然的选择）；委托人可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但不能直接观测到自然的选择（因而信息是不完全的）。委托人面临的问题是设计一个激励契约以诱使代理人在给定自然状态下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如真实地报告自然状态）。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企业经理与销售人员的关系：销售人员（代理人）熟悉客户的特征，企业经理（委托人）不知道，企业经理的任务是设计出可使销售人员有动力针对不同的客户选择相应销售策略的激励契约。同样，公司的股东、债权人等委托人也应该在契约中设计一个激励契约，诱使经理选择最有利于委托人的会计政策，真实地披露企业的财务会计信息。
2.3 经济后果论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
2.3.1 经济后果论概述
史蒂芬·泽夫（Stephen A．Zeff）在其1978年发表的一篇名为《“经济后果”的兴起》一文中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行为、政府、债权人所产生的影响。”这个定义的本质在于，会计报告能够影响管理者和其他人员所做出的真实决策，而不仅仅是反映这些决策的结果。威廉姆·司可脱（William R．Scott）将经济后果定义为：“不论有效市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这一观念⑩。即从本质上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及其变更确有影响。经济后果的出现，按照司可脱的观点，源于“为何存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问题。扼要地说，它们源自企业签订的契约，特别是管理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会产生影响，企业所运用的特定会计政策及其时间分布和变更的实质，对投资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信息来源。实际上，管理人员可运用会计政策选择这一内幕信息的可靠信号披露内幕信息，缓解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司可脱认为，会计政策及其变更影响到管理人员和投资者，甚至会引发政治家们的兴趣。他强调指出，这里的会计政策指的是任何一项会计政策，并非专指影响企业现金流量的那一些。由于许多重大的会计政策的变更都与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相关，并且经济后果观念与现实情况相符。
会计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说明会计天然具有经济后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后果作为会计规则制定中一个实质性问题开始在美国突显出来。企业各利益相关者通过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不断交涉与博弈，以寻求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经济后果。从实现方式上讲，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往往借助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最终体现出来。一直以来会计准则制定者假设会计效果是中立，即使不是中性，也不为其后果向公众负责。经济后果问题的提出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会计不是绝对中立的，可能会给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同的经济后果。由于经济后果的存在使会计政策选择倍受关注，进而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这使得准则的制定复杂化，因为其要求在会计和政治两方面达到微妙的平衡。经济后果引发对会计准则最终运行结果公平性的重视，促使准则制定趋于完善。不论有效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即使当前的会计政策选择只影响利润而不影响现金流，会计政策选择对财务报表各使用者均具有经济后果，一般表现为股价和非正常收益的变化。以会计政策选择造成不利的经济后果为例，此种情况的发生使企业利润下降，盈利能力降低，此时将影响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企业经营能力的信心，提高筹融资成本。即使企业真实盈利能力不变，但由于综合资本成本的提高，从而影响企业价值。同时管理者的决策也将受到影响，自利行为增加并作出不利于企业长期发展的决策，进而可能影响到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
2.3.2 会计政策选择的微观经济后果
一般认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微观经济后果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信息使用者的影响；（2）对“搭便车”者的影响；（3）对企业自身的影响。在不完全市场中会计实际上是替代市场价格对企业真实收益进行计量的一种机制。任何会计方法都不可能得到企业的“真实收益”。此时，会计信息的作用是向信息使用者传递某种有助于判断和估计经济收益的“信号”。或者说，会计信息是企业经济收益的替代变量。因此，作为经济收益替代变量的会计信息，会对使用者的信念或使用者对未来股票价格的各种可能状态的概率分布的估计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使用者的决策行为。对于信息使用者而言，不同会计政策选择会生成不同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其决策行为。对于管理者而言，鉴于会计信息是使用者决策的依据，管理当局为了使企业获得良好的市场形象，从而选择能使企业财务报告更“漂亮”的会计政策和经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