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信息经济学与会计政策选择。信息经济学是过去十五年中发展最快的经济理论领域，它旨在研究这样一种境况，行为人力图克服与他们决策相关的某些信息的无知状况，从而设计一种获取新的信息或避免某些无知成本的机制。会计政策选择就是众多这样机制中的一种。吴东辉（1998）提出会计政策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会计政策选择可以起到传递有关企业质量信息的作用，如稳健会计政策的选用可向市场传递企业经理对企业盈利状况充满信心的信号。刘云中（2000）在根据经济后果论解释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时认为管理人员比其他外部人员更为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在提供关于企业的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是为了表明他们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即会计政策选择提供了关于未来现金流量的信息。杨家亲（2000）认为，股票股利会计政策是一种常用的信号显示机制。可分配权益减少的越多，则股票股利的信号成本就越高，从而越能反映公司管理者对未来业绩的信心。因此，管理者可通过送股比例及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向市场传递其关于企业价值的私有信息。黄文锋（2003）指出：①会计政策选择是管理当局向资本市场传递关于信号的过程，具有显示功能；②高质量公司显示其能力的会计政策包括：主动的盈余预测、稳健的会计政策、资源确认资产损失、新准则采纳时间的选择、会计政策的稳定等。可以说，会计政策具有信号显示功能的前提是市场是比较有效的，能识别会计政策选择行为所隐含的信息。
（3）公共选择理论与会计政策选择。公共选择理论是一门介入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经济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为分析工具，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能引入会计政策选择研究是因为会计信息具有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特性。戴奉祥（2002）首先将公共选择理论引入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提升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他认为：①会计政策选择在形式上表现为会计过程的一组技术规范，但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利益分享的制度安排，会计政策的经济后果使会计政策选择问题成为一个社会选择的问题；②现有会计政策选择的结果至多只能算得上在强势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只是一种相对较为满意的博弈结果；③交易费用的存在使政府享有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宏观会计政策制定权，而由各市场主体的企业享有剩余会计政策制定权，是一种较有效率的社会公共选择的结果和制度安排（谢德仁，2001）。然而，戴文主要论述的是宏观会计政策选择中的公共选择问题，对微观会计政策选择的公共选择的研究尚未深入。
（4）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由于企业的契约性质和会计政策的契约特性，会计政策被认为主要决定于企业组织结构，而企业组织结构又决定于其所处的环境。因此，将会计政策选择与公司治理结合起来研究现在不断受到重视。王跃堂（2000）的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是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之一。李姝（2003）在介绍了公司治理与会计政策选择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两种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下会计政策选择的特点，并论述了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选择的态度。黄文锋（2004）认为，在制约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各要素中，内部控制是基础、公司治理是关键、产权明晰是前提。外部环境只有和内部各要素发生有机耦合作用时才能有效发挥制约作用。
（5）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与效率性。会计政策选择动机类型是西方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的主要成果。会计政策选择效率观认为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是影响未来的契约，而机会主义观则认为公司契约是给定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是用来影响现在的契约。郭奕明、吴东辉（2000）在借鉴西方实证研究成果上分析了管理报酬契约与会计政策选择的机会主义与效率性，认为管理当局的动机取决于在会计政策的选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因管理报酬契约的存在对经理个人财富的影响之间进行权衡。白云霞（2000）认为，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具有效率性，可以降低契约成本，但也为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打开了大门；企业会计选择的“自由度”应与企业的治理结构及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要使经理人员作出效率性的会计政策选择，就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激励相容的报酬方案、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市场机制）。段文清等（2001）认为，在一系列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的作用下，会计政策选择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方式。
3.2.3 国内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述评
在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方面，我国部分学者借鉴西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动机的研究，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如陆建桥（1999）对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王跃堂（2000）以沪深两市A股公司为样本，对三大减值的执行情况进行的实证研究；蒋义宏（1999）、陈晓悦等（2000）、吴东辉（2000）、鲍恩斯等（2004）对上市公司对于证监会配股政策中规定的“净资产收益率10%”的反应进行的研究，并认为证明了规避证券市场监管是导致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的主要动机；孙铮、王跃堂（1999）结合政府监管政策对上市公司操纵盈余进行的研究；林舒、魏明海（2000）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存在着明显的财务包装现象进行的研究；徐宗宇（1997、2000）对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情况的检验和存在操纵盈利预测行为的研究；魏刚（2000），李增泉（2000），杨瑞龙、刘江（2002），荆爱民、徐炜（2003），李玲（2005）等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关系的检验等。关于这些研究成果的观点，将在第四章具体介绍。
此外，刘星等（2004）结合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所进行的收益平滑、巨额冲销以及政策诱增、盈余管理特征，对我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信息噪声以及长期和短期市场反应进行检验并发现：（1）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市场反应均为正；（2）利用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巨额冲销和政策诱增或盈余管理行为均存在明显的信息噪声。吴水澎等（2004）对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巨额冲销动因进行了检验，发现巨额冲销与董事变更比例呈正相关，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此外，田丰、周红（2000）证明了政治成本假设在我国不成立。吴东辉（2001）证明了规模假设在我国与国外不一致。规模越大的公司因为管理当局升迁的需要，越会选择增加收益的会计政策。我国管理当局不具有选用减少收益的会计政策。龚凤乾（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折旧会计政策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1999年上市公司采用折旧政策与总资产规模、负债权益比及股权集中度均无关系。然而，闵庆全、刘云中（2000）从契约成本的角度研究了上市公司对先进先出和后进先出的选择，却部分验证了规模假设、代理成本假设和效率假设的成立。
梁杰、于健（2004）以东北上市公司为例，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管理当局的报酬契约和股东结构对会计政策选择存在显著影响，而资本结构和管理当局持股比例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并不明显。吴东辉（2000）亦认为公司治理因素能够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相比较而言，龚凤乾（2004）的结论却是折旧会计政策与股权结构无关。严敏等（2004）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在会计政策选择上整体呈现出一种麻木、被动、中庸的倾向，但已有部分公司开始关注增加当期报告收益的会计政策组合的使用。我国上市公司会计政策组合选择主要以调增利润为出发点，只有增加盈利的极端组合，没有减少盈利的组合。刘斌、胡媛（2006）以组合会计政策的选择为研究对象，以沪深股市2003年进行了自愿性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司为研究样本，从契约动因的角度对公司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债务契约和报酬契约对企业组合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方向与预期一致，即报酬契约和债务契约的存在会增加公司当期的报告盈利；由于我国企业所处的特殊政策环境，政治成本检验得到了与假设相反的结果，即规模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选择提高当期盈余的组合会计政策。
总之，上述国内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与国外研究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内客观情况的制约是最重要的因素，以至于即使借鉴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的实证研究模型，得出的结论也大相径庭。
3.3 本章小结
国外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即规范研究阶段和实证研究阶段。伴随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深入，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管制理论等一系列经济学理论被引入会计学研究。早期会计政策选择研究：从稳健主义到均衡收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证会计研究学者把企业契约理论和政府管制理论等经济学理论引入到研究领域，用契约成本的观点来解释管理人员对会计方法的选择偏好问题，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会计政策选择的“三大假设”，即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自“三大假设”提出之后，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实证会计研究者们围绕会计政策选择类型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研究结果表明，会计政策选择在理论上大体可以分为机会主义型和有效契约（效率）型。
而我国会计政策选择的研究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实证性研究为辅。规范性研究的内容涉及会计政策选择概念的界定、选择的原因、影响选择的因素、选择的原则与立场、选择的目标等。实证研究涉及到会计政策选择下的盈余管理研究、“三大假设”的检验、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后果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加深了人们对会计政策选择的认识，对日益丰富的国内会计政策选择文献作出了贡献。
